五年内,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70%,能行吗? -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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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五年内将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到70%的目标,而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率是66%。

以此计算,未来五年需要有5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常住人口。

然而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城镇化率为什么不够高?

城镇化率提高当然是好事

从农村到城市的本质,不是换个地方生活,而是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当下的中国农村,农村土地难以集约化使用,这就注定了中国农民的生产效率是有限的,要想提高收入,必须从事更高效率的生产。

而城市中的生产效率远远超过农村。因为城市有大规模高效制造业,也有无数配套的服务业。

农民进入城市进行生产后,其生产方式的变化让他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提高收入,最终提高消费水平。

这个历程,就是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四十年来,几亿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来到了城市 ,从事各种新的产业,他们的收入得到了提高,一对农民夫妇,一年在城市里赚个十几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城镇化率,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美国有3亿多人口,其中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仅占约2%,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1%,其中又只有半数将农业作为主业。美国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并且近年来一直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

一个人只有生产更多才能消费更多,中国农业生产的效率是极低的,农村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真实的城镇化率远高于官方数据

如果以劳动力在哪生产来计算的话,中国的城镇化率远远要高于66%。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需要进行统计就可以得知。城市中送外卖都可以赚个五六千,而非大户种植的农民,一年能赚到一万块钱,就算是不错了。

农业生产,与送外卖是完全不同的。农业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家行动,他需要投资,需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比如天灾,他还需要在农忙时雇佣劳动力,最终出售时还要变对价格的波动。

所有的自耕农,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农业企业家。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亏损、不赚钱,将会是一个常态。

中国农业生产还能绑定这么多劳动力,哪怕是年龄大的劳动力,其根本原因是对农业进行了大量的补贴,提高了农业生产产出的确定性。

但即使如此,补贴下的产出也远远比不上城市中打工更有确定性的产出,今天中国的农村,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了。

即使是五六十岁的人,一般都不怎么会选择农业生产。

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中,人们一定会选择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进行生产,农村早就回不去了。

在各种制造业工厂、建筑工地上,大量的五六十岁的农民在那里工作。农村年轻人,现在都不进厂了,不去工地了,他们大量在服务业工作。

但城镇化率不仅仅指生产在哪里,它还包括了农民应该住到城里来,应该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来。

这才是中国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那就是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容易,但要在城里安个家,却是很难的。

这里的安家,包括子女教育问题,包括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一系列难题。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决定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分别是土地和劳动力。

以中国国内来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对比较自由的,这个自由程度虽然受到了劳动法等影响,但在全球来比较的话,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是最高的,受到的干预相较于他国来说,不算多。

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第二个要素就是土地。中国的土地的自由度就是比较低的。这种不自由,包括了土地所有权管制,土地交易管制,土地用途管制。

这些管制,就导致的基于生活的迁徙难以进行。

我们假设去除这些管制,农民的迁徙是,他将老家的土和房子卖掉,然后在新的城市周边的农村买下房子,然后他进城工作。

这样,他就可以生活在城市周边,全家都围绕着城市来生活了。

指望农民在大城市中心区买房子是不现实的,道理很简单,生产力决定了消费能力,他的生产力不够,就导致他消费不起城市中心的任何产品。

任何一个城市中心的房产、服务业都是这一城市中高收入水平人竞价的结果。

而土地用途管制,又导致教育用地、医疗用地,长期供给不足,特别是教育用地,一块地能否用作教育,是需要审批的。城市里是有规划的,但这种规划,是某一种计划经济,设计院的官员,怎么能预判二十年后的需求?

如果土地更加开放,那么便宜的学校必然会出现,农民子女上学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简单来说,农民能到城市工作,却安不了家的原因,核心在于土地管制。

当下的方案能解决问题吗?

在国务院这一行动计划中,提出:

各城市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户办法,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

但这一计划,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逃避或不执行。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福利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一个城市的税收是有限的,当他要承担更多的新居民的福利支出时,他就面临具体的财政资金的约束。

拿全中国教育经费最高的上海来说:

2022年,上海各区高中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63,442.88 元,各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59,187.41 元,各区初中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51,496.63 元,各区小学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36,824.24 元,2022年,各区幼儿园在园幼儿人均实际支出42,946.49 元

也就是说,上海要是接受一个农民工子女享受与上海市民一样的教育经费,那么,一个农民工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需要的财政支出是75万元,而农民工的生产能力有限,他能带来的税收也是有限的。

这就意味着,进来一个农民工,这个城市的财政就只能增加负担。

福利制度天然是排外的,由于财政支出的上限存在,就必然不会允许外来人口随便进入城市,你想到欧洲去享受福利,可不容易。

如果福利制度不存在,那么,任何一个新增人口进入城市,都会带来消费,增加投资,带来城市的繁荣。

但在福利制度的约束下,要想开放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会给所在城市带来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中国各大城市在开放户籍时,要么是以学历为要求(看好他们未来的产出),要么有投资的要求,比如买房。

其本质,都是衡量一个人对财政的贡献与支出的方法。

我所在的城市东莞,有公办学校,但要抽签,看运气能不能进免费公办学校。抽不中的,依然要上昂贵的民办学校。

如果要满足所有人进入公办,那就要加大财政投入,发工资都有压力了,哪来的钱建呢?又借钱吗?

如果强行下指标下任务,那地方官员肯定会毫不犹豫执行,先保官帽子吗?但他只有两种手段,第一,税收严征管,第二,借钱。

显然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真正的解决方案上面谈到了,就是放开土地管制,哪怕放宽城市周边的城市土地管制,但这又与土地财政机制冲突。

城市周边的管制,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卖地的利益冲动,放开管制了,政府的收入在哪里呢?

所以,全世界政府的问题都是一个解决方案,只有减支,才能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才有可能放开城市周边的土地管制。

放开土地管制,农民们不需要什么公共服务,市场自然会提供教育、住房和医疗,有便宜的土地和不受管制的土地,在商业的力量下,农民进城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市场解决。

但,放开土地管制,这种真正的改革,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