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后，有一股舆论又一次发酵，就是对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呼吁。

而舆论界的老手于东来，接下这波流量，开始推一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

不少知识分子，总以为，呼吁工作时间的减少，就是帮助了人们增加了休息，增加了社会的总福利，这是坐在书房里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

大多数这类知识分子，从来不走进工厂，不走进普通劳动者的环境，他们从来不问一下，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到底要什么。他们只以自己的价值评判去理解另外一群人，认为，五天八小时，一定是所有普通人都受的工作方式，可惜，他们错了，错的很离谱。

一、工作时间是什么？

一个人只有生产了，才能消费。闲暇时间，就是一种消费，也不是光躺着不干活，就是在消费了。但工作时间与消费总量（包括享受闲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恒定的，而是由不同人的主观价值决定的。

假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对家庭有很强大的责任感，他的父母需要医疗费，他有儿女希望受好一点的教育，在他的主观价值中，这些都是紧急而又迫切的需求，为此，他愿意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个人闲暇的减少，换取子女的教育消费和父母的医疗消费。

这不一定就叫穷，年薪上百万的人，996工作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任何一种消费，都是没有止境的。

这个假定中，有可能是普通民众想让孩子上个补习班，也有可能是金领想让孩子上国际学校，有可能是父母只是缺几万块医疗费，还有可能是父母需要几百万的国际医疗费用。

因此，只要一个人主观上认为，他有紧急迫切的消费需求，他就会增加生产，减少闲暇，以增加消费（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其他家庭成员的）。

一个社会财富累积越多，越多的人紧急而迫切的需求会减少，对闲暇的渴望就会增加，这种闲暇不止体现在个人层面，还体现在家庭层面。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们的工作时间有没有大幅缩减？有的！由于中国的传统家庭观，这种工作时间的大幅缩减体现在全体家庭成员身上。

孩子上学时间延长了，以八十年代初，大量的农村子弟，十几岁就开始工作了，现在则会想办法读个技校大专，不舍得让太小的孩子出来工作。

父母闲暇也大幅增加，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老人都在减少劳动时间。

女性劳动时间在减少，越来越多的家庭，仅仅依靠男性在外工作，就能正常生活。

在更贫穷的社会中，童工、全家一起常年低效劳作才是一种常态。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都会明白，在几十年前，哪怕是小孩，也是全年无休的，捡柴，打猪草，烧火做饭、帮干农活，家里永远有忙不完的事。

那些说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间一直很长的人忽略了家庭总闲暇时间的增加，他们只盯着具体的劳动者的时间。

日本在经济最好的时候，大部分女性哪怕大学毕业，也就是全职在家做太太，而男性则在外面爆肝工作，经济进入萧条期后，女性工作时间则大幅增加了。

好了，那明明闲暇时间在增加，为什么会有这股舆论？

二、年轻大学生、体制内人发动的舆论

新一代的年轻人，生活在更加富裕的时代，他们不必象过去的农村人一样早早地就需要出来工作，他们弟妹的学费不需要他管，他们家里爷爷奶奶的医药费不需要他管，大部分今天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紧急迫切的需求。

他们对劳动的负效用更加敏感，不仅仅对劳动时间，还对劳动强度也极度敏感，大量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下一代年轻人，宁愿去写字楼摸鱼，拿三四千工资，也不愿意跑外卖拿七八千。

多赚这四千承担的劳动负效用，比起享受闲暇时打游戏刷手机来说，在他们的主观评价中，更为不值。

这是好事，这是一个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标志。

因此，绝大部分白领工作，写字楼里的工作时间，远远低于制造业。

事实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写字楼里的企业开出的劳动时间也在减少。一些人天天说中国绝大部分劳动者是天天加班的，那是他们眼瞎。

因为不眼瞎，就能看到晚高峰是几点？就是五点半到七点，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这个时间段下班的，晚高峰才是这个时间。

但制造业加班是一个常态，为什么？

制造业的劳动负效用高于白领工作，选择进入制造业的人们，就是有更多的更急切需求的那一群人，他们哪里不知道制造业辛苦？当然知道，但钱更多一点，能为家庭或个人解决更多的问题，他们因此承受更多的痛苦以增加消费。

通过负效用承受，制造业实际上筛选出中国普通民众中更有迫切需求的一群人，他们对于加班的看法，坐在书房里的知识分子可能要大吃一惊。

如果制造业老板开始大搞五天八小时，其结果是，工人会跑光！为什么？因为你不让我加班，就是不让我赚加班费，不让我增加收入，那我背井离乡跑你这里来做什么？我就是来赚钱的，想多赚钱的。

有这种需求的人，他们同样是一天跑12小时外卖、12小时网约车的那一类人。

外卖员、网约车司机，都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为什么超长时间工作？因为他们是一群有着更为迫切需求的人群。

他们不会发动什么要求五天八小时的舆论，因为他们自己可以轻松实现。

还有一群人，是大厂员工、企业中高层干部、销售人员等职场精英，这一群人，也不会要求五天八小时，因为他们的工作以结果进行交付，而不是以工作时间进行交付。

只要交付的结果多，收入就会水涨船高。他们往往主动加班，追求更高的绩效和更高的收入。

而新一代的年轻大学生，刚刚进入职场，大部分人他们付出更多的工作时间，也难以增加绩效，他们的收入往往就是以小时计价，而白领工作，很多工作难以进行准确的绩效评估，做不到增加一小时工作就能增加一小时收入。

制造业、快递、外卖、网约车这些都存在清晰的激励因，多干一小时，就多一小时收入。

白领工作不存在这种机制，他们的结果评估远比这个要复杂，因此，他们难以判断增加工作时间与自己消费能力之间的关系。

体制内的人员，就更缺少这种机制了，工作时间多少甚至也他们的收入一毛钱关系没有，当然越短越好。

当然体制内并不少加班，离领导越近加班越多，只要你想升职，就有加不完的班，因为存在激励因。

三、五天八小时舆论，是两类劳动者之间的价值对抗

呼吁五天八小时，意思是，要求权力干预劳动力市场，同时对企业主和员工进行双重管制，一方面禁止企业多采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禁止劳动者多出售劳动时间。

而权力干预是在说，只要有企业多采购，员工多出售，就要进行处罚。

那为什么说他是价值对抗呢？

我们前面讲过，一部分对闲暇偏好更高的年轻白领，他们希望所有的工作场所全部实现五天八小时，这样，他们选择工作的范围就更大了，他们希望消灭更长工作的工作，以增加他们的职位选择，另一群渴望收入更高、愿意从事更长时间劳动的人，减少了前一部分人的选择。

这部分对闲暇偏好更高的年轻人对另一些人无比不满，认为他们想赚更多钱增加劳动时间的主观价值，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导致自己职业选择变少，收入更低。

他们主张五天八小时，实际上，矛头指向的是另一群劳动者。

他们主张的本质是，把这一群想少休息多赚钱的劳动者管制起来，不让他们多卖劳动力时间，以实现自己增加职业选择的目标。

如果他们的目标实现，那么，另一群人价值实现的难度就将增加。

比如，一个人想让父母多休息，自己多干活，在这种管制下，他就做不到了，他的父母就需要多干活。

价值选择是主观的，是千人千面的，一个人的价值主张，不应该成为一种统一的标准，这种统一的标准，是灾难的来源。

如果实施，是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

因为主观价值并不会被消灭，那一部分想多赚钱的人的劳动时间并不会减少，他们无非是多去找一份兼职，但会带来劳动收入的下降。

一个工人，工厂工作八小时再去跑外卖，由于不同领域需要的专业不一样，切换的时间成本过高，会导致他跑外卖三小时，不如在工厂多工作三小时赚得多。

这是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战争。

本质上，呼吁这种管制，就是一群闲暇偏好高的劳动者要欺负另一群赚钱偏好高的劳动者。

这样的战争，在欧洲发生过很多年了，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水准在无限接近，在欧洲很多国家，更多工作时间的人们，要承受惩罚性的税收，比如第二份工作的税收高于第一份工作。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生活水平差不多，都是这种工资水平，一些人说欧洲人不攀比，不是他们不喜欢攀比，是你没有办法多赚钱，因为多赚钱会被修理、会被另一群人“打一顿”。

其结果是，精英们大量出走，去那些允许多劳多得的地方去生活。整个欧洲大量的科技人才基本上往美国跑，因为美国没有这些管制。

四、本质

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呼吁，本质上是破坏市场上基本的规则，不允许多劳多得，反对勤奋，要求用某一种价值判断统一所有人的行为，是某一种价值主张者欺负与其价值观不同的人，类似于一种宗教战争，试图用立法手段把一种主观价值排序强加给所有人的管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