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研时，我曾有幸聆听一位经济学教授的精彩授课。

他洪亮的声音（至少比其他老师大3-5倍，且不用扩音器）确保了课堂上几乎没有人打瞌睡。

我听得格外认真，尤其赞同他对某大学城商业规划失败的剖析，以及小商贩信息往往比政府更灵通的观点。

然而，尽管教授的授课精彩，但他对垄断管制的看法却值得商榷。

教授曾以苏宁电器的“价格承诺”为例。苏宁承诺，若顾客在其店内购买的商品在其他地方发现更低价格，可获得一定比例的赔偿。

教授提问苏宁此举的目的，我答是为了促进销售。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行业内部在搞价格垄断，意图损害消费者利益。

这番话让我颇感意外。

此事引出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是垄断的定义；其次是利益的界定；最后是企业价格承诺是否必然损害消费者利益，并进而推导出政府反垄断部门介入的必要性。

重新审视垄断与企业行为

垄断企业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保护下的企业，如国有企业或政府授权经营的实体，它们确实扭曲了市场竞争，我们有理由反对。

另一类则是通过市场竞争，凭借卓越的产品和服务赢得消费者青睐而自然形成的垄断。对于后者，消费者不仅应反对权力干预，还应该欢迎。

毕竟，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能广泛获得消费者追捧，实属不易。

教授推断苏宁在搞垄断，是基于囚徒困境模型。

他认为，商家会通过合作博弈来定价，从而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商品价格也趋于一致。

因此，当一方定价后，另一方通常会跟随，高价也不会被轻易压低。从模型来看，这似乎是唯一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合作博弈”。

消费者看到价格承诺时，通常会增加购买意愿。但我们也不能排除部分消费者将其视为噱头，反而会更仔细地比较两家店的价格再做决定。

至于消费者利益是否因此受损，或许最恰当的答案应由消费者自己给出。这其中涉及到价格与价值理论的主观性，而传统的“黑板经济学”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一种商品，每个人对其的评价都不尽相同，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情况更为复杂。

对价格的判断因人而异，正是这些复杂的市场现状，决定了商家的定价范围。商家不可能定一个市场无法接受的价格，除非它不想把商品卖出去。

前面提到，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是高度主观的。如果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就不会觉得自己受损。

交易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没有强买强卖，何来受损？

如果消费者不认为受损，又凭什么推导出政府必须禁止价格承诺呢？模型终归只是模型，现实世界远比博弈模型复杂。

博弈模型忽略了市场参与方的复杂性以及消费者对价格判断的主观性，并以此推导出政府必须介入市场管制，这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不足，也会让市场变得越来越糟。

“乌合之众”理论与市场自由

后来，有同学反驳我，认为大众不够理性，无法判断是非。

甚至有同学引用法国作家勒庞的《乌合之众》来证明大众的非理性判断，并以此为由，主张需要权力机构来引导和管制市场，以避免出现对民众有害的事物。

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狂妄的了！

《乌合之众》确实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出现的从众现象。

无论是街头集会还是议会辩论，流血和暴力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勒庞将这些聚集在一起、无法克制情绪的人，称为“乌合之众”。

人们聚集在一起确实会产生不少问题，这是事实。平时标榜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学者，在“文革”期间的街头，也可能振臂高呼“领袖万岁”，从而成为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

至于人们聚集在一起为何会产生暴力、流血行为，并做出愚蠢决策，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心理学家认为，人数众多导致责任分散，使得个体行为难以追溯。因此，人们在这种环境下会变得行为失控。然而，这些人平时可能只是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好同事、好老师。

市场自发秩序与个人理性

但若将此推广到整个市场，认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何为对自己有利，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再把自己摆到“精英”的位置，认为只有通过“精英”的控制，人民群众才不会受到伤害，这又何其狂妄？鞋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

尺码再精确，也可能穿着不舒服。

人们在自由消费某种产品时，是基于自己对产品的判断。

这些判断，对个体而言，都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如果不利，他们就不会做出这种行为。

在做出判断时，他们不仅会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还会考虑自己的价值偏好，并尽可能在各种商品中进行比较。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决策是理性的。至于如果买到了对自己不利的商品，我们只能说他们判断失误，可能没有充分调查或比较。

然而，有人会因此认为，如果有一个权力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查，消费者就不会出现这种选择困难。

这是错误的！

权力机构对产品市场的检查，意味着以官员的标准去衡量消费者的需求。

这种做法做到极致，就像改革开放前，所有中国人穿的服装都一样，除了少数几种颜色外没有太多选择。它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自由。

而现在市场放开后，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服装。这并没有因为减少管制而出现那些“精英”所担心的局面。

因为在竞争环境中，企业家必须想方设法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的“货币投票”，否则将无法生存。

担心人们不会挑选服装，从而要求“精英”去控制服装生产，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其结果必然是服装的匮乏。

房地产市场管制的教训与市场自由

当前对房地产市场的各种控制正是如此。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指出，缓解人口大量流入地区房价上涨趋势，首先要增加商品房和廉租房的供应，其次，对持有房产数量多的个人和家庭要多征物业税。

陆铭教授的观点，其实与前面那位教授类似，都是打着“高深理论”的旗号，实则进一步限制人们通往幸福的道路。

资本总要寻找出路，有人购买多套房产，正是因为有利可图。

如果征收物业税，缩减需求，开发商也必然会减少供给，价格并不会下降。

相反，在通胀和进一步限购的背景下，住房将更加紧缺。

届时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甚至可能将开发商收归国有，住房问题将进一步加剧。

若真想降低房价，货币制度、土地流转、规划指标都应该进一步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而不是由官员决定。 因此，普通老百姓不应被这些看似高深的理论所迷惑。

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人在做出某种行为时，是基于自己的知识判断和价值偏好，从而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行为。再聪明的官员也无法了解人类多种多样的价值偏好。

当然，穿上这些漂亮服装的人们，照样可能在街头发生冲突。

我们不能因为人聚集在一起可能发生冲突，就要求控制服装业吧？

对市场监管和控制的本质，是限制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换。

而自由交换是人类财富产生的重要秩序，离开了自由交换，财富的创造就几乎变得不可能，最终大家都将变得贫穷。

“精英”们凭《乌合之众》的理论，进而期待对自由交换的控制，实则是致命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