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种大话题，一篇数千字小文章很难说透，但可以试着把基本原理说清楚。

老规矩，先做词语界定：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里采用米塞斯的“自由”观：如果要将“自由”浓缩为一个词，那就是“私有财产权”。

补充界定：资本主义不是国家概念、制度概念、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即，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私有财产权）为基础，以自愿交易和合作为主要生产形态的经济组织形式。

这里的私有制，是指经济私有制，即只要生产资料实际上完全由个人支配，没有或极少制度干预，就是私有制。而不是指文件、法律字面上的私有制。比如，一家挂着国有牌子，但由私人管理，自负盈亏的乡镇企业，在该企业的管理者没有被夺走管理权和利润支配权之前，就是私有制企业。

最后，咱们先说结论：**自由不会加剧（包括财富在内的一切）不平等，只会减少不平等。**当然，本文主要分析财富不平等。

财富的界定与计算

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简言之，满足是行动的旨归。

**财富是直接或间接为人们提供满足的事物。**反之，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一切东西都不是财富。满足人的需要，且具有经济意义（即具有稀缺性，需要生产和竞争）的东西，有且只有两类：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严格狭义讲，财富即商品和服务。

财富有两种计算方式：

1，从所有权意义上计算，一个人被社会承认正当拥有的两类物品——可直接用以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以及间接生产满足自己或他人需要之商品和服务的资本品——的数量。

2，一个人实际消费并恰切满足了自身需要的终端商品和服务数量。

此外，财富有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计算方式：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品、商品和服务以货币价格计算的总和。

误导性在于：首先，货币价格在不断变动，且资产流动性不同，流动性越差的资产价格越容易失真。其次，商品的满足是不同质的，不可以通约加总。房子和汽车的货币价格可以加总，但是它们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无法加总。

由于满足是主观的，从根底上讲，幸福无法比较，所以财富无法比较。但是，论题要求我们作出比较，人们也总是会在现实中比来比去。

所以，我们要尝试去找到一些能够大致上反映满足度差异的比较角度，比较财富差异。

显然，假如某甲每个月消费的肉蛋奶比我多，住的房子比我大，他出行开车，我出行骑共享单车，说他比我富裕，从理论和现实看，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根据前文，以第二种方式计算财富，最切合人的行动本质。实际消费获得的满足感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实际富有程度。所有权只能间接反映一个人可能获得的满足感。

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

这貌似是一个不需要废话的问题。但为了避免误解，还是需要界定一下。

其中最重要的是，衡量不平等的标准应该是比例而不是数量。

举个例子，假如某公司我持股4成，合伙人某甲持股6成。公司经营蒸蒸日上，那么从数量上看，随着公司的发展，他的分红在数量上越来越超过我。如果我说，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两个人越来越不平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假如这样定义的话，要使我们两个人趋于平等，只能采取两个办法：1，破坏公司生产，减少公司利润。公司利润为零，我们彻底平等了。2，我把某甲揍一顿，胁迫他把股份强行分给我。

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减少我们两个人可享用的财富数量。因为抢劫某甲，会挫伤他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公司立刻散伙。

而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平等”。在社会常态中，极少人会真正地“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多数人希望剥夺富人的财产，尽管常常借助“平等”的口号，根底上只是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

即，人们只想要将富人财富据为己有的那种“平等”，而不会想要自己和富人财富都被摧毁，最后二者同样贫困的“平等”。

其实，我们在现实中言及财富不平等，主要讲的都是比例，比如说，某阶层占有财富百分之几十云云。本文采取这种方法。

不平等的根源

历史上有一个妄人叫做卢梭，曾经写过一本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胡说什么私有财产是不平等的根源。这种枉顾人间世基本事实的胡说八道，在人类社会中有不少反社会的迷狂拥趸，有时候甚至会迷惑我们这些正常的普通人。

如前所述，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关于人的基本事实之一是，每个人的生产能力（包括性质和强度）不同。不同的生产能力会带来不同的生产结果，所以，假如不加诸其他的人为暴力强制，财富的不平等根源很简单，就是天赋差异。

equal的准确反义词应该是different，只要存在差异，存在不同，本身就是不平等。

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每个人的天赋和偏好在各方面都完全一样，那么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实，如果是这样，任何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争议也不会存在，因为无论如何配置劳动力资源，如何组织生产，结果都是一样的。

其次，强行抹杀这种天赋不平等是不可能的。那么强行抹杀结果的不平等，平均分配产品呢？这种做法是否可取暂且不论，这里要说的是，从整个社会系统角度来看，同样根本做不到。

关于人的另一项基本事实是：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即每个人去做某件事情，总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

制度性实行结果平等，必然要采取制度性的暴力胁迫方式进行。直接剥夺他人财产，主导财富再分配的，不是抽象的政府、政党、组织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

如前所述，无论是赞成财富平等的社会成员，还是被多数社会成员授权去剥夺他人财富、主管财富分配的社会成员，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主观上都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是损毁和减少自己的物质利益。

那么，那些获得授权，可以采取暴力手段去剥夺他人财富和主管财富分配的人，必然不会公正平等地将所剥夺财富公平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他们自己及其亲随实际支配和消费的劫财，必然远远多于那些嗷嗷待哺的其他成员。

人们可以从苏联和改开前中国的宏观历史中，毫无遮掩地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个人微观社会生活的公有机制中，稍加辨析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人为制造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会带来更加严峻和痛苦的不平等。

人民公社比改革开放更平等吗?

结合上文不平等的比例标准，能够更好地理解上一节观点。

比如，我们经常听一些年长的人说，改开前比现在更加平等。这里面就存在明显的认知误区。

在贫困的人民公社时代，社员平均分配口粮，最糟糕的时候，别说吃不饱，甚至有可能饿死人，而掌管粮食分配的人，小到公社厨师，大到各级干部，则基本上温饱无虞，甚至还能吃上细粮和肉蛋。

我们假定，社员每天实际享用口粮1两米，干部实际享用5两米。数量差是4两，程度差是5倍。实际消费结果是，社员在生死线挣扎，饿得睡不着，常常倒下去永远醒不来，干部则生活正常。

而改开后，由于经济发展，社员每天实际享用口粮2斤米，干部实际享用4斤米（这个数量已经足够把他撑死）。数量差是2斤，程度差是2倍。实际消费结果是，大家都吃得饱饱的，都有力气骂娘了。

（此处不讨论为什么干部能吃到4斤米，回家问父母长辈去。）

如果去看二者家里的粮缸，公社极端期，二者的存量相差不大，改开后，干部的粮缸远远多于社员。貌似不平等的程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

但是，看完本节后，各位请摸着良心问问自己，改开后是真的更不平等了吗？

自由市场如何减少不平等？之一

如前所述，自由市场是指基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一个发达繁荣的社会，社会成员分工合作，为他人生产和服务来交换自己消费的商品和服务。

当一个社会从等级社会转为自由社会时，它的财富分配状况会如何变化呢？

所有特权都消失了，包括刚性世袭特权和被授权的分配财富的特权都消失了。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满足消费者的能力来获取财富。

我们已经知道，在等级社会，人与人的不平等程度可以大到生与死的程度，而且身处其中的个体，如果不走向犯罪**（争取变为掌握权力和特权的人，也是在走向犯罪**）的话，根本没有其他任何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市场生产来获利。即使他原来没有占有任何有形的私有财产也不例外。因为劳动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私有财产。他现在至少获得了这种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

由于天赋的不平等，在短期内，天赋差的人收入少于天赋好的人。但由于天赋在人群中是随机分布的，所以，原来的特权者可能财富耗散，原来的无权贫穷者可能致富，当然也有两个极端，前特权者自己有天赋，财富继续加速增值；贫穷者天赋较差，财富增值慢一些。

但这种情况并不能证明新的不平等状况会比之前更差，因为大量的老钱老权将陷入困顿，历史上这种情况多如牛毛。哪怕像我们的改革开放这样不那么充分的市场化过程中，也有大量的红二代三代、官二代三代从天堂坠入人间，泯然众人。所以，可以推论，新的多元的社会流动性会加速。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会比之前更加平等。

附录：

有人可能会钻牛角尖问，那些又穷又完全没有天赋，无法谋生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不平等差异，不也是生死之别吗？该怎么办呢？

首先，**的确是巨大的不平等，但这是自然天定的，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它不构成对本文论题的挑战。

其次，怎么办的答案可以很冷酷，也可以很温情。冷酷的答案是，这些人无法为他人提供任何价值，所以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被自然淘汰，没有造成其他任何成员的损失。

而温情的答案是，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对这极少数人的处境有恻隐之心，就至少能用自己的财产来支援他们中的一个或几个人活下去，如果这种恻隐之心引起了许多社会成员的共鸣，那这少数人全部获得基本保障更加不是难事。

无论冷酷的答案还是温情的答案，都不支持对这种现象进行强制的制度性干预。

如果现实中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拷打其他公民的道德良知，对他们进行道德绑架，而应该：

第一，自己身体力行去行善，满足自己的恻隐需求，并形成自然的示范；第二，去检讨有什么制度阻碍了人们去做这些事情，去推动取消这些阻碍。

自由市场如何减少不平等？之二

自由市场社会更大的威力在于，在上述过程中，生产效率将大大提高，它来自于两个方面：（1）根据李嘉图协作定律，社会分工本身将大大提高生效率。（2）人的主动性积极性被充分释放，智识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我们很幸运，正好处在智识和技术进步大爆发的十多二十代人中，更能亲身体会这一点。它的起点，正是西方文明找到“自由”这个密钥的十七到十九世纪。

剔除通货膨胀的噪音，生产发展的结果是商品和服务的真实货币价格呈下降趋势，可消费财富的数量极大增加，普通人为这些财富支付的成本持续下降。

在生产端，有天赋的人们及其家庭在市场的历史长河中风流激荡，财富风水轮流转，上演无数悲欢起落的故事，让升斗小民唏嘘感慨。

在消费端，升斗小民实际享受的财富数量直线上升，温饱之余笑看世间风云的时间精力和兴趣也水涨船高。

如今，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水平都远远高出古代最威风的帝王。任何一个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远远高出改开前的中级甚至高级官员。

从平等角度看，基本物质生活满足方面，例如衣食住行，最显赫的富人，哪怕是马云、马化腾，每年所实际消费和消耗的商品和服务，以及从这些消费所得到的满足，与普通人的差异也大大缩小。

在改开前，基本物质生活方面，平民与权贵的差异，是有和无，生和死的天壤之别；而如今，更多的是品质上的好和差的区别。

富人数百万一辆的座驾，与平民十万左右的代步车，所提供的满足，诚实地抛开那些浮华炫耀的因素，那么其间的实际差别并不大。基本营养、基本饱暖需求、基本居住条件、基本出行方式等等各方面都是如此。

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明确断言，自由市场极大地减少了人类社会的物质不平等。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教条地强调什么主观价值和主观满足感，因为只要强调这些东西，我们就无法进行任何比较。深山里简朴的僧人，与市井中奢华的浪荡公子满足感和幸福感根本无法比较。

但是，从世俗的角度看，鉴于大部分人的人生中大部分需求都集中在上述基本物质生活方面，所以，比较在这方面实际享用的“客观”满足手段，所得出的结论，才能贴近真实平凡的普通人在平淡生活中冷静状态下对财富平等与不平等的感受。

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的外公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尽管对干部们能够不那么苦力干活就能享受很好的生活常常表示鄙夷和气愤，但是，过年时满桌的鸡鸭鱼肉，也会让他感慨，再有钱，再能吃，也不会比这个日子好上十倍百倍吧。

结语文章到这里基本可以结束了。

关于自由市场加速财富两极分化的意见，是舆论空间经久不息的一派胡言。

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孤立狭隘的生活经验和简单推论，在市场中，身边有钱的人越赚越多，在以货币计算的资产总量上，跟自己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产生这种恐慌。

但更多的是来自教育、媒体——亦即知识精英——年复一年地宣传灌输。这些宣传往往诉诸道德直觉，强加价值判断，却包装成科学的理论。

然而，更加健全合理的思考能够使我们明白：

人生的意义在于目的之满足，而目的之满足取决于分工合作及其他自由带来的生产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天赋不平等带来的短期可支配财富数量的差异扩大，并不意味着天赋略逊者绝对地更加贫穷了，也不意味着他们相对地更加贫穷了。只要人们最终的“可比较”实际效用在增长的同时，差异也在实际缩小，那么这个社会就更趋向于平等。

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看，如果人们总是根据多元的天赋及其对社会其他成员贡献而不是身份、权位获得“不平等”的财富，那么从长远看，这样的社会只会更加平等，而不是两极分化。

**理解到这些，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放弃对结果平等本身的关注，**而将目光聚焦于评估自己到底有什么天赋，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如何在社会中获得更好的生产和盈利生态位，以及最终，我能从自己的所得中获得什么满足，或者如何用这些所得去开拓更广阔的精神、智识、审美……等非物质需求，得到更持久和高峰的幸福感。

当然，为了能够顺畅地做到这一切，还值得关注有没有什么观念、什么力量、什么组织、什么制度在要求或实际钳制人们的自由。

这种诉求，常常被人们善意地解释为关注权利平等。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人们所理解的“权利”，往往内嵌了大量限制他人自由的内容。

比如平等的教育权——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权利，如果没有办法上学，就是权利受损。

这显然是荒谬的，并不存在孤立的上学权利，只有一种通用的权利——包括人身不受侵犯和暴力限制在内的私有财产权，亦即自由。

有人提供教育服务，你能支付价格，却不被允许交易，才叫做权利受损。有人提供教育服务，你支付不起，或不愿意支付市场提供的价格，从而导致无法上学，没有任何人的权利受损。

如果要保障前述所谓的平等教育权，就必然要对教育服务提供者进行暴力强制，而这正是对自由的钳制，它只会扩大而不是缩小未来的相关结果不平等。因为它在制造特权，在为这个社会炮制权力和官员——亦即授权某些人去抢劫我们的同胞。这种特权，才是人为恶化不平等的根本力量。

在各种明里暗里、在野在朝的知识祭司的话语迷宫里，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最关键的因素。走出这个迷宫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从最基本的常识和常理去看待事物，并力图使之逻辑一致。

理智上的清明，才能真正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在两三百年前自由市场兴起的时代，人们把这种对清明理智的追求，称之为“启蒙”。在那个启蒙时代，自由与平等，人们是一起连读的。极少有人胡说八道自由市场会加剧财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