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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迪拜，你脑子里会冒出什么画面？

是遍地的黄金，满街的兰博基尼？

是那个帆船一样的七星级酒店，和世界第一高的哈利法塔？

是那些穿着白袍、牵着狮子当宠物、钱多到花不完的石油王子？

一些人会告诉你，迪拜之所以这么牛逼，就是因为两个字：石油。

他们会给你描绘一幅简单的、童话般的图景：一群幸运的贝都因人，在沙漠里溜达，一不小心，脚底下就喷出油了。

于是，他们就躺在油田上，啥也不用干，财富就像洪水一样，淹没了他们。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简单？

特别符合你对“狗屎运”的想象？

呵呵

这其实是一套精心编织的、用来掩盖真相的、极其肤浅的谎言！

如果“有石油=能暴富”，那么，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为什么会穷到老百姓连厕纸都买不起？

尼日利亚，这个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为什么会天天在贫困和内战的泥潭里打滚？

迪拜的经济奇迹，其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石油。

恰恰相反，是因为它的石油，相对来说，并不算多！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地和资源，被牢牢地，以“私有财产”的形式，掌握在了少数几个“酋长家族”的手里。

正是这种“国家即我家”的、极其清晰的、长期的产权激励，才逼着这帮“国王地主”，不得不放弃短视的、掠夺性的“坐寇”思维，转而采取一种开明的、建设性的“恒产”思维，把自己的国家，当成一个企业，一个地产项目来“经营”。

迪拜的奇迹，不是石油的奇迹。

它是一个“开明专制”，在最纯粹的产权激励下，意外地，走出了一条比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更接近自由市场道路的奇迹！

“地主家”的焦虑：当石油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先把眼光，从今天这个金碧辉煌的迪拜，拉回到几十年前，那片荒凉的沙漠。

1960年代之前，在今天阿联酋这片土地上，散落着七个贫穷落后的酋长国。

当地人，靠着采珍珠、捕鱼、和一点点走私贸易为生。

那日子，过得比要饭的也强不了多少。

然后，他们发现了石油。

但是，这里有一个被无数人忽略的关键事实：

阿联酋的石油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90%以上的石油，都集中在大哥——阿布扎比的手里。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迪拜，它分到的那点石油，简直就是个零头。

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决定命运的分野。

对于阿布扎比这个“富大哥”来说，它的选择，很简单：躺平。

它只要把采油的权力，租给西方的石油公司，然后每天躺在宫殿里，数着美元就行了。

它的财富，多到足以让它把自己的国民，从摇篮到坟墓，全都养起来。

而对于迪拜这个“穷亲戚”来说，它的处境，就非常尴尬和焦虑了。

它的酋长，拉希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一个极具远见的沙漠枭雄，在60年代末，就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迪拜这点可怜的石油，最多再挖个几十年，就没了。

如果现在，不趁着手里还有点油钱，赶紧搞点别的产业，那么，等到石油挖完的那天，迪拜的下场，就是从一个短暂的暴发户，重新变回那个贫穷的、无人问津的沙漠渔村。

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和“末日焦虑”，成了推动迪拜走上一条完全不同道路的、最原始的驱动力。

这就好比一个地主，他家有两块地。

一块地底下，埋着金矿，可以舒舒服服地吃上五百年。

另一块地底下，只埋着一小块煤田，挖个二三十年就没了。

你觉得，哪个地主，会更有动力，去琢磨着，怎么在这块地上，搞点别的长久生意，比如建个商场，开个客栈？

当然是后者。

看明白了吗？

不是丰富的资源，带来了繁荣。

恰恰是资源的“相对稀缺”，逼出了真正的、长远的“企业家精神”。

“国王即商人”：把国家当成一个大公司来经营

好了，现在，拉希德酋长，这个“穷地主”，开始琢磨他的“转型之路”了。

他要怎么干？

如果他是个普通的、短视的非洲独裁者，他可能会这么想：

“趁着现在还有油钱，我赶紧多捞一点，存到瑞士银行去。至于国家以后怎么样，关我屁事？”

但拉希德和他的家族，没有这么想。

为什么？

因为，在阿联酋这种君主制的国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被很多西方政治学家忽略的产权结构：

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公共财产”。

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酋长家族的“私人财产”。

这片土地，是我的。

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收益，最终，都将流向我和我的子孙后代。

这种“国家即我家”的“长远产权激励”，就像一个紧箍咒，死死地，把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这个国家的长远繁荣，捆绑在了一起。

这就引出了奥派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由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提出，叫“坐寇与流寇”理论。

一个“流寇”，比如一个四处流窜的土匪，他冲进一个村子，他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是抢光、烧光、杀光。

因为他抢完就走，这个村子以后是死是活，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一个“坐寇”，比如一个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他占领了这个村子，并且打算长期在这里待下去。

他的最优策略，就变了。

他不能再把村民都杀光了。

他反而要保护村民，鼓励他们生产，甚至帮他们修路引水。

因为，村民，就是他未来可以持续收税的“资产”。

把“资产”养肥了，他自己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而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流寇”（比如一个任期只有四年的民选总统，或者一个随时可能被政变推翻的独裁者），那么，他的行为，就会倾向于短视的、掠夺性的。

但如果，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拥有这片土地“永久产权”的“坐寇”（比如一个世袭的君主），那么，他的行为，就会更倾向于长远的、建设性的。

拉希德酋长和他的家族，就是最典型的“坐寇”。

他们知道，这片叫“迪拜”的土地，就是他们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产业。

所以，他们不能用统治者的思维来“管理”它。

他们必须用一个CEO的思维，来“经营”它。

于是，从70年代开始，迪拜，在一片质疑和嘲笑声中，开启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极其疯狂的、赌上全部身家的“创业项目”。

项目一：深水港。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迪拜这个小渔村，连像样的贸易都没有，花血本建一个世界级的深水港，给谁用？

但拉希德力排众议，用借来的钱，建成了拉希德港。

结果，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爆发，波斯湾油轮穿梭，迪拜港，成了最重要的中转站。

项目二：全球最大的干船坞。

港口建好了，他又想，那些几十万吨的超级油轮，总得有个地方修理吧？

于是，他又借钱，建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干船坞。

项目三：自由贸易区。

港口和船坞都有了，他又想，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商船，来我这里停靠、交易呢？

答案很简单：自由！

于是，他在港口旁边，划出了一块地，叫“杰贝阿里自由区”。

他宣布，在这个区域里：零关税！零公司税！零个人所得税！资本和利润，100%自由汇出！

项目四：航空公司。

海运搞起来了，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天空。

1985年，他拿出1000万美元，创办了阿联酋航空公司。

当时，全世界的航空业，都被那些臃肿的、亏损的国有航空公司把持着。

所有人都觉得，这又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但迪拜，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商业项目来运营。

结果，阿联酋航空，成了今天全世界最成功、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

港口、物流、免税区、金融、航空、旅游……

你看，迪拜的每一个步，都踩在了一个最关键的节点上：

它在利用自己“零税收”和“不干预”的制度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连接中东、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超级中间商”。

它做的，不是“生产”什么东西。

它做的，是为全世界的“交易”，提供最高效、最便利的服务。

而这，恰恰是奥派经济学所揭示的，财富创造的最深刻的秘密：

财富，不是来自于生产，而是来自于交换。

而交换的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

“专制”的外衣，“自由”的内核

好了，现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迪拜这个“国家公司”的治理模式。

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君主国”。

这里没有选举，没有议会，没有多党制，没有言论自由。

一切，都由那个叫“阿勒马克图姆”的家族，说了算。

但是，如果你掀开这层“专制”的外衣，去看它内部的经济运行逻辑，你会惊奇地发现，它比很多天天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的西方国家，要“自由”得多。

首先，它是一个“小政府”。

迪拜的政府机构，极其精简高效。

它的运作模式，更像一个公司的项目部门，而不是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

其次，它是一个“低税港”。

几乎没有直接税，是全世界企业和个人避税的天堂。

最后，它是一个“自由港”。

货物、资本、人员，在这里，都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

迪拜超过80%的人口，都是外来者。

它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像一个“移民国家”。

它对商业活动，采取了最大限度的“不干预”政策。

在这里，你几乎听不到什么“反垄断调查”、“劳动法纠纷”、“环保评估”这些让企业家头疼的破事。

只要你不违反最基本的法律，只要你能赚钱，政府就懒得管你。

这种“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看似矛盾，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基于产权激励的内在逻辑。

因为，对于酋长这个“终极地主”来说，他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是让他名下这片“地产”（也就是迪拜这个国家），持续地、最大限度地升值。

怎么才能让一块地，升值最快？

当然是吸引最多的人、最多的资本，来这块地上活动、交易、生活。

而怎么才能吸引人流和资本流？

你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比其他地方，更安全、更自由、更便利、成本更低的营商环境。

如果你在这里搞高税收，资本就会跑到隔壁的巴林去。

如果你在这里搞外汇管制，跨国公司就会把总部，设在新加坡。

如果你在这里搞复杂的法律和官僚程序，企业家们就会选择去香港。

所以，你看，不是因为迪拜的酋长，天生就有什么“自由主义”的情怀。

而是因为，在全球化的、激烈的“制度竞争”中，他作为一个“国家公司”的CEO，被逼无奈，必须选择那条最高效、也最符合他自身长远利益的——自由市场之路。

他的“专制”，反而成了他推行彻底的自由市场政策的“优势”。

因为，他不需要像一个民选总统一样，去讨好各种短视的、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

他不需要为了讨好工会，而去搞什么最低工资法。

他不需要为了讨好环保组织，而去关停高效的发电厂。

他不需要为了讨好本土的、落后的企业，而去搞什么贸易保护。

他只需要服务好一个终极的目标：如何让“迪拜公司”的“股价”，不断上涨。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服务好他的“客户”——也就是那些来自全世界的、用脚投票的投资者、企业家和专业人才。

奇迹的启示：产权，才是第一生产力

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了。

迪拜的奇迹，给我们这些生活在各种复杂制度中的人，带来了怎样深刻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启示？

第一，所谓的“资源诅咒”，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产权诅咒”。

一种自然资源，到底是会变成带来繁荣的“福音”，还是会变成引爆内战的“诅咒”，完全不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多少，而取决于围绕这种资源的产权安排。

如果产权是清晰的、私有的、受到严格保护的（就像在迪拜），那么，资源，就是一种可以用来启动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本。

如果产权是模糊的、“公有的”、可以被权力肆意掠夺的（就像在尼日利亚），那么，资源，就必然会成为所有人争抢的“唐僧肉”，成为冲突和腐败的根源。

第二，“民主”，从来就不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有时候，它甚至是一种障碍。

我们并不是在为“专制”辩护。

我们是在揭示一个更深刻的真相：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远比它的政治标签，要重要得多。

一个政治上“专制”，但经济上高度自由、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比如迪拜、新加坡），它的繁荣程度，完全可以碾压一个政治上“民主”，但经济上充满了管制和福利主义的国家（比如今天的很多欧洲国家，甚至印度）。

因为，经济的本质，是合作与创造。

而“多数决”的民主，很多时候，解决的不是合作问题，而是“如何合法地，让一部分人，去抢劫另一部分人”的分配问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率的“政府”，往往是那个把自己当成“公司”来经营的政府。

当一个统治者，把国家，视为自己家族可以世代传承的“私有财产”时，他就有最强烈的、内在的激励，去维护这个国家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他会像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CEO一样，去维护这个国家的“商业信誉”。

他会像一个精明的地主一样，去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筑巢引凤”。

他会像一个服务行业的经理一样，去努力地，为他的“客户”（也就是投资者和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务。

当然，这个模式，有它巨大的风险。

如果这个“国王CEO”，是个蠢货，或者是个疯子（比如津巴布韦的穆加贝），那么，他也会把这个国家，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迪拜的案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反常识的政治洞见：

清晰的、长期的、排他性的产权，不仅仅是经济繁荣的基石。

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驯化“权力”这头猛兽的、最有效的缰绳。

它能让一个绝对的君主，比一个民选的总统，表现得更像一个“大多数人利益”的守护者。

这，就是产权的魔法。

也是那个，被无数主流政治学和经济学教科书，刻意忽略的、真正的“迪拜奇迹”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