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阿根廷的繁荣可期
阿根廷繁荣可期
米莱在竞选过程中，曾经说他优先的外交优先方向是美国、以色列和自由世界，不与中国、巴西等发展政治关系和结盟；不加入金砖国家相关机制。
这是一种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的站队，一种有失奥地利经济学原则的表态，多少有点主动示好、乞求美国帮助的意思。我们知道米莱作为一个政客，要推进自己的议程：“炸掉”阿根廷央行，实行美元化，需要美国的信贷支持（这本身也是错的）。
说美国以色列是自由世界，也是出于政治意图、与阿根廷的过去划清界限、立人设的宣传话术。现在的美国当然不是什么自由世界，而是一个被干预主义、福利主义、平等主义搞得死去活来的世界。这一点，其他人看不清，作为经济学家的他，不可能不知道。
至于说不与中国等发展关系，这一点其实是对米莱的误解。中国是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不跟中国来往，不是找死吗？米莱团队的候任外长辟谣说：这是不合逻辑的，是断章取义。
所以，米莱其实一直说的是政治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米莱也专门向阿根廷企业喊话：“你们想和中国人做生意吗？继续做你想做的。”
米莱的这个表态，是合乎经济学原理的。
贸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与国家没有关系。是一个个具体的广东人福建人，将电子产品卖给了一个个具体的阿根廷人；反过来也一样，我是在向具体的某个阿根廷人买牛肉，而不是向阿根廷政府买。
阿根廷政府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像米莱说的那样，是一个寄生性的存在。实际上，国家从来没有促进过自由贸易，它一直是自由贸易的破坏者。
至于说金砖国家机制，其实只要米莱坚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让阿根廷人和中国人巴西人南非人自由交换，加不加入倒是无关紧要。
当我们认识到贸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不需要国家插手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最好的贸易政策，就是没有贸易政策。
要知道，所有的贸易政策、贸易组织、贸易协定，无一例外，都是反自由贸易的政策和协定。
WTO，算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贸易政策和协定了，但是它的规则就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这一点都不自由。其中最荒谬的条款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进口关税，它认为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照顾。
有没有搞错？发展中国家才更应该降低关税，自由贸易，造福于本国国民。照WTO的规则，难道落后国家对外国商品加征100%的关税，甚至直接阻断自由贸易闭关锁国，对自己更好？荒唐！
这都是荒谬的重商主义政策结出的恶果。重商主义，可不是重视商业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以商人的眼光看待经济：商品卖出去（出口）是好的，进口是不好的。在一个商人的视角下，好像是对的，但是放在一个经济体中，就错的离谱。出口的目的就是进口，如果不出口只进口，对进口国没有任何伤害，反倒有利于进口国国民。
在这种重商主义思维之下，就有了幼稚产业保护、鼓励出口的产业补贴等等国家干预主义的措施。
还好，WTO规则早已实质上失效了。现在全世界搞的，就是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则。
但是这种双边或者多边的贸易政策和协议，同样是反自由贸易的。
常见的就是，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1%，爱尔兰是9%，那不行，必须统一提升到15%以上，才能签自由贸易协议。这是狗屁自由贸易协议？难道一国对自己的企业和国民稍微好一点，反倒是罪过？或者，我有工会、最低工资法、严苛的环保法规等等，你没有、或者标准低，那你就必须有或者提高标准，才能加入这个协议。
这又是什么破“自由贸易”？这都是在侵犯企业产权，将管制门槛抬高，算哪门子自由贸易！
所以要什么贸易政策和协议呢？贸易，就是交换——与远方的交换。人只要认识到交换有利于自己，自然就会去交换，并不需要一个什么宏观的政策。贸易不需要任何谈判，不需要加入任何组织，是可以立即单方面实施的，那就是单方面宣布并实施“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即使是他国对本国征收关税、抬高壁垒，你照样实施三零，让他国商品自由进入本国，依然对本国有利。外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可以随意进入本国，首先造福本国消费者，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节约了资金，这些资金转化为储蓄和投资，就会提升劳动生产率，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优势，出口反倒会增加。
一旦你也搞保护主义减少进口了，出口就必然也下降。因为出口就是进口的支付手段，除了进口，出口没有别的意义。
这样做的好处还有，一旦一国实行单方面三零了，另一国就是想制裁，也没有借口。因为想要制裁的企业，会组成压力集团向政府施压；可是这么好的自由贸易和赚钱的机会，有利于双方消费者的机会，崇尚自由贸易的人、想要发财的企业家、想要降低生活成本的消费者，会强烈阻击那些贸易保护的声音。政策必然要服从于民意。
有人马上就会想到，那一旦“三零”了，国内产业经不住冲击，损害了民族工业，怎么办？
首先是产业没有什么国内国外之分，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是一个整体，所有产品都是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纯粹的美国制造中国制造。
其次也没有什么民族工业。所有产业，都是人的产业，跟民族没有关系。那些民族产业，不过是一个民族里的一部分人的产业。作为他们的同胞，你买他们东西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因为身份证上跟他是一个国籍而少收你一分钱。
再次，一个产业若是经不住国际市场的竞争，说明它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错误地配置稀缺资源，在毁灭资本，那么它最好的归宿就是破产倒闭，将稀缺资源释放出来，让更有能力利用稀缺资源、更会造福消费者的企业家接手。
最后，所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实际上都是国内低效的生产商呼吁出来的，他们竞争不过国外的同类竞争对手，于是希望国家强制力参与，保护自己免受竞争。其代价就是一国资源的错误配置，竞争力的降低，消费者利益受损，破坏全球劳动分工，使比较优势无法发挥，最终伤害所有人。
所以即便是那些受保护的行业的从业者，从长远来看，也不应当支持贸易保护的政策。因为一个人必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你作为生产者，通过贸易保护得到的益处，必然在你作为消费者时，因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加倍偿还。
所以，自由贸易，不是对他国的恩赐，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量。
最后还要澄清一点：人们往往认为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商品货物之间的自由交易，它当然是，而且非常重要。但是作为自由贸易的题中之意，除了土地这一原始要素无法移动之外，劳动力作为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当然也应当自由流动。
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全世界就是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那时候要去美国，订一张船票就去了；中国人去日本、下南洋，也一样。
世界各处的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这是一个事实；一国的资本存量有差异，也是事实。决定一国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就看其资本占有量。在一个人口较少而资本充裕的国家，劳动者的工资率和生活水平就高；而在一个个劳动力相对于资本量过剩的地方，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低。
这时候，如果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的劳动者，就天然地往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移民，更好地利用该国的资源，造福自身的同时造福全世界。而随着劳动力的流动，资源丰富、资本充裕的国家就会吸引更多人口，贫瘠而匮乏的国家就会流出人口，由此，世界各地的工资率，就有拉平的趋势，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同步提高。
正是由于国家主义的存在，自然资源优越和资本相对充裕国家的劳动者，不断要求国家出台限制移民的措施，宁愿资源被闲置，也要保证自己免受竞争，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准。于是树起了各式各样的移民壁垒和边境墙。
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一个国家不可能依靠低效的生产而繁荣富强，限制高效的移民进入，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那看似较高的工资率，却同时意味着自己作为消费者时要承受高昂的代价。各种对本国劳动者的保护性措施，结果必定是资本的外流和产业转移至国外，那较高的工资率，不过是徒有其表，购买力是大打折扣的。这就是美国人看似名义工资率很高，但是实际生活水平并不高的原因。
更加严重的是，当一国人口相对过剩，无法对外移民，而该国又无法自给自足的时候，对外殖民和扩张侵略，就是符合该国国民利益的。德国在二战以前，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势。于是，纳粹的“拓展生存空间”战略，赢得了德国民众的一致拥护，一场血腥的战争就此打响。
自由贸易，是和平的基石。希望更多人理解经济学这一基本原理和深刻洞见。
米莱是一个奥派经济学家
致力于奥派经济学的常识在中国的推广。
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是一件好事，是奥派圈内非常关注的事，大家都期望他能改变阿根廷。
之前米莱的言论，曾引发了不少的误解，比如，媒体将米莱的观点解读为，要与中国与巴西断绝贸易来往，其实他是在说，他不想加入金砖国家和巴西主导的南美政府合作。
他认为交易是企业和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
但是，米莱的各种言论中，依然有着不少的偏见。他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和中国合作，他回答：我不与共产主义国家政府签协议。
这句话说明，他并非完全反对政府间合作，而是仅仅反对与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合作。
我倒是欣赏米莱不搞什么政府间合作的态度，一个无政资者，要是天天热衷于站在政府舞台表演，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是，要是区别对待不同的国家，则是米莱视野过于狭窄导致。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过往的四十多年，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就是米莱眼里的共产主义的中国，而现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明星的，则是与中国当下体制几乎一样的越南。
这个世界很诡异，那些天天号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很多国家，他们的发展速度远远不如号称社会主义、还有着大量公有制国企、并且国名上写着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越南。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也是所有经济学家必须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很遗憾，米莱作为奥派经济学家，没有将他的目光投入到这一领域。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号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很多国家，其实是大量充满管制和干预的地区，米莱当然是知道的，否则他不会反对社会福利和关税，而在东亚号称共产主义的中国和越南，反而是在很多领域有着更多的开放自由的。
米莱当选后，最应该来的就是东亚，阿根廷最应该学习的也只有东亚的市场化改革模式，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和越南。
整个东亚，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并且是不管政治体制，一轮接一轮地在展开市场化的改革。
从最早的日本、到五十年代末的台湾和韩国，到六十年代的泰国、马来西亚，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到九十年代的越南、印尼，印度。
在这一地区，有着各种政治制度，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泰国是皇权军政府与民主混合体，马来西亚是多数民族统治体系、新加坡是强人世袭威权政治，香港则过往是英殖民地，是总督负责制。两蒋统治也被划分为威权体制，韩国朴正熙时代，也是类军政府时代。中国大陆和越南，则在很长时间是苏联阵营成员，并且，至今，一党制和社会主义依然是政治正确。菲律宾是纯美式政治制度、印尼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民主国家，而印度则是英式民主制度。
这一地区，在二战前，除了日本有一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积累外，几乎都是全球最为落后的地区，即使是日本 ，与欧美当时发达的工商经济也根本没法比。
毕竟 ，大英帝国，1863年就开始建地铁了，而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不仅有地铁，城市中就已经高楼林立了，汽车都普及到家庭了，和现代美国相差都不大了。
反观东亚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穷地方，穷到一穷二白的那一种。
你看，这一地区，有着如此复杂的政治生态，但无一例外，相比较而言，在此时此刻，东亚地区在经济上都是比较活跃的。
如果再来看阿根廷。十九世纪的阿根廷，就有漂亮的大楼，整齐的街道了。
在十九世纪末，阿根廷就建成了发达的铁路网。最鼎盛时，阿根廷人均铁路超过美国，密度达到173公里/万平方公里。
在二十世纪初，阿根廷就是世界八大发达国家之一。
1908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越德国、加拿大和荷兰，全球排名第七。那时候，许多欧洲人移民选择的第一个国家不是美国而是阿根廷。
到了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年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
这个收入在当时，可以买十部福特牌汽车，可见其富裕程度。
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阿根廷）
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与美国不相上下，当时阿根廷的GDP大概是美国的80%（当时美国GDP已经是全球第一），更是一度超过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以至于当时的欧洲街头都流行这样一句话形容富人：“他就像个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20世纪初阿根廷的GDP已经是拉丁美洲第一，被称作“世界的肉库与粮仓”，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是被称作“南美洲的巴黎”。
并且，阿根廷还没有陷入二战的战火中，是一个长期保持和平的地区，没有经历过战争摧毁式的灾难。
你再看，今天的南美，除了智利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贫困之中。北至墨西哥，南至阿根廷，整个拉美地区，几乎都是贫穷之地。
拉美地区要什么有什么。他们是美国的后花园，却拿不到美国企业的投资，大量的欧美投资，没有投入以白人为主的拉丁美洲地区，而是几乎全部转移到了东亚地区。
不能用民族来解释经济现象，什么东亚民族更勤奋这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那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早在十九世纪就在大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南美，为何现在没有出现繁荣，而在七十年前普遍贫穷的东亚，却成为了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呢？
阿根廷身处南美，米莱要想改变阿根廷，就必须认识这个问题，也必须向东亚国家学习。当然，以米莱的水平，只要详细研究一下东亚地区就能知道，东亚各国发展唯一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
更重要的是，阿根廷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都没有什么欧美产业可以承接，阿根廷要吸引的外资，其实都在东亚地区。
阿根廷的家庭中位数收入，不足五千人民币，个人的中位数收入不足三千人民币，大量的普通人只能拿到2000左右的收入，这已经与越南是同一水准了。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Indec）2023发布的报告称，今年上半年阿根廷贫困率达到40.1%，较2022年下半年上升了0.9个百分点，涉及约1840万人口。同时，赤贫率达到了9.3%，约420万人难以果腹。
这个贫困率的标准是家庭月收入700美元以下。阿根廷的平均家庭人口是四人，算下来，就是人均一千多元人民币的标准。
并且阿根廷的工业品价格比中国还要高得多，差不多要翻倍，这种收入水平和物价，绝对属于贫困人口了。
米莱的确可以不了解东亚国家，仅仅凭借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能判断阿根廷为什么不如东亚国家，唯一的原因就是，管制太多，产权保护不够，因此，欧美资本不去南美，而是来到了东亚。
但米莱需要破除的是所谓意识形态迷思，要将视野打开，中国和越南，绝不是什么他眼里的“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过往数十年的改革成功，是由开放、自由、产权保护带来的。
并且，阿根廷要吸引外资，最好的对象，其实是东亚的企业。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效率是远远比不上工业和服务业的。美国农业全球最牛，号称能养活三十亿人，但占美国GDP产值不过是1%。
阿根廷想靠农业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东亚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告诉从发达国家堕落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产业，而不是农业，才是阿根廷未来的希望所在。
世界上数得出来的制造业，绝大部分都在东亚产业链系统当中，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互联网业，也能在东亚找到。
东芝、索尼、三星，联想、华为、海尔、格力、阿里、腾讯、抖音、都是世界级的企业，东亚拥有千亿产值的企业，有几百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在东亚的超过了二百家。
中国民营企业中，营业收入超过百亿的，超过了一千家。
阿根廷当下这个情况，难道能吸引欧美金融企业、IT技术企业去投资吗？不，他能吸引的只有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而最好的招商对象，只能在东亚。
恰恰相反，米莱应该向阿根廷民众用奥派视角来讲述中国与越南经济发展的奇迹，也要解释当下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更应该让南美的经济学家们把视线转向东亚，看一看这一片土地上，为什么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搞市场化改革，而南美却长期陷入了管制、通膨和政治动荡之中？他们曾经领先东亚地区那么多。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21年获得外国直接投资为1427.9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是巴西（占总量的33%）、墨西哥（23%）、智利（11%）、哥伦比亚（7%）、秘鲁（5%）和阿根廷（5%）
同年，东盟地区就吸引了1750亿美元的外来资本，超过整个拉丁美洲，其中越南、新加坡、印尼三地就占了八成。而中国吸引的外资达到1780亿美元，印度吸引了834亿美元。日本韩国加起来吸引了6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
在南美很多人眼里，是看不太起东亚地区的，这是南美知识精英们这几十年来的一个迷思，他们认为东亚不过是在学欧美，南美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更喜欢盯着欧美，极少将目光投向东亚地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因为东亚可不是完全学习欧美，而是有着东亚更为特殊的发展路径，比如，东亚国家普遍工会势力不强，东亚国家几乎没有反全球化势力，东亚国家政治撕裂远不如欧美，东亚国家这四十多年政治都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东亚国家的社会治安普遍比较好。
当然东亚有其特殊性，比如，东亚是一个普遍更为世俗的地区，能摆脱宗教的影响，米莱现在还陷在堕胎这类宗教议题中；比如，东亚普遍资源匮乏，要发展，只能向内寻求改革变化，而南美国家资源丰富，陷入资源诅咒中去了；比如，东亚远离欧美，对各种国际上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站队参与比较少。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亚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支持度，往往比南美要高。福利主义一样在东亚横行，但他引发的灾难还是少于南美地区的，因为这一地区基本上没有反全球化的声音。而南美国家，动不动就把国门关起来，或征收高额关税，或将民企收归国有。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东亚，依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台湾的蒋硕杰，也是一名奥派，师从哈耶克。
蒋硕杰在台湾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博士弟子，曾供职于国立北京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是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
正是他用一本詹姆斯.米德所著的《计划与价格机制》让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人物尹仲容明白了价格机制对经济的重要性，将尹仲容所一直秉承的计划经济经济理念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改变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
蒋硕杰也成为尹仲容最信赖的财经顾问，在历次重大的改革中为尹仲容和台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尹仲容被后世誉为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而蒋硕杰则应改被视为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灵魂”。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们的影响。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在 1979 年末就收到访问中国的正式邀请，成为第一批通过新的官方项目受邀到中国讲学的学者之一。
在中国改革进入到价格双轨制改革进程中后，中国政府再次邀请弗里德曼来提供意见。弗里德曼否定了1987 年关于建立“国家管理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他认为 1987 年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国家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市场，自下而上。这两个原则是不相容的。”
他断言，双轨制正在使商品“更贵，而不是更便宜”，因为尽管价格仍被压低，但排队、短缺和其他负面影响的成本很高。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只要双轨制仍然存在，通货膨胀就会持续存在。
之后，中国的价格闯关（彻底进入市场定价）就进行了，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当然中国的改革还有一大堆市场派，比如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等市场派经济学家们的巨大贡献。
米莱的作为，看上去有毕其功为一役的想法，但是观念的改变永远是渐进的。但往往东亚的经济改革能持续数十年，虽然并非由那么先进的经济学理论所指导，过程中也有反复，但不至于象南美那样，没搞几年，就出现强烈的倒退，甚至在民主和军政府之间反复切换。
在东亚地区，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出现这么阿根廷、委内瑞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哪一个国家外债违约，都不还债了，更不会陷入到毒品战争中去。
米莱应该访问东亚，而不是欧美，吸引东亚的企业去阿根廷投资，更应该在东亚各国都走一遍，光是奥派理念还不够，还要破除意识形态偏见，需要学习邓小平、李光耀、莫迪们的渐进式的改革手段。
否则，光是喊口号，却不能真正把阿根廷带上大量吸引外资的路上去，这是非常可惜的。
米莱不能期望值过高，能够取得越南这样的持续十几年的经济成长速度，就已经是南美地区的经济奇迹了。
最怕的是，空喊一堆自由市场口号，实际操作中根本推不动市场化改革，最后阿根廷依然没有走上市场化的长期改革之路，或是市场化改革昙花一现就被利益集团打死了，那对我们这些推广奥派的人来说，是一场舆论灾难，会增加无数口舌。
走得远，比走得快要重要啊，米莱先生。
米莱是否能够打破阿根廷的「资源诅咒」？
漫天霹雳Plus 2023-11-29 00:15 发表于陕西
以下文章来源于奥派经济学 ，作者张是之
文丨张是之
阿根廷自然资源丰富，却由盛而衰走向贫穷和混乱，你可能听说过「资源诅咒」，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一、什么是资源诅咒？
1993年理查德·奥提在《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诅咒》一书中首次提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概念。
而让这个概念名声大噪的，是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自然资源的富饶与经济增长》。
他们用实证统计的方法，列举了97个发展中国家的各项数据，表明在国家层面上，资源富饶总会后继乏力，而资源贫瘠反而出现了经济繁荣。
2012年，哈佛大学政治学者詹姆斯·罗宾逊和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者达龙·阿塞莫格鲁，合著了一本书《国败论：权力、繁荣与贫穷之源》。
他们在书中称，「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未必会走上繁盛的康庄大道，反而容易跌入贫苦的陷阱」，也认为这是「天然资源的诅咒」。
如果举例来说的话，这类国家有很多，比如石油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再比农业资源丰富的阿根廷，还有翡翠资源丰富的缅甸，钻石资源丰富的南非、刚果（金）等等。
如果再往前追溯一下，「荷兰病」这也是这样的。
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经济一派繁荣。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从另一方面来看，还有不少反向案例，比如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很多都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比如日本、德国、新加坡，再比如韩国、以色列、中国香港等等。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的丰富，非但不是好事，没有因此变得富有，反而变得贫穷混乱成了坏事，好像就是受到了诅咒一样。
（荷兰的天然气油轮）
二、现象解释现象
「资源诅咒」的解释，看上去很有几分道理，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归纳性结论。
他们仅仅是从有限的历史中，总结出了一个现象，甚至连规律都算不上。
而如果用「资源诅咒」再去解释其他现象，那就是在用现象解释现象，这并不符合科学解释的基本要求。
科学的基本要求是，用理论解释现象，而理论一定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一定是具备跨越时空的逻辑一致性。
归纳法总结规律，是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常见方法。这种方法未必一定是错的，但有很大的疏漏。
当人们看到一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据此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然而当出现了一只黑天鹅时，整个结论就错了。
所以，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才会要求理论具备可证伪性，允许出现反例的可能，但反例尚未出现，那么这个理论就暂时被认为是正确的。
很多人认为阿根廷也是受到了资源诅咒，所以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都忘记了，阿根廷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副烂摊子，它曾经很成功，也曾经很富有。
所以阿根廷实际上是「资源诅咒」的一个反例，资源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给阿根廷实施「诅咒」，阿根廷是后来才从繁荣走向衰败的。
20世纪初的阿根廷，是美洲乃至整个西半球前景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国土面积世界排名第八，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均耕地是美国的两倍，还有拥有大量白银、石油、森林、铜矿与海洋资源。
1908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越德国、加拿大和荷兰，全球排名第七。
阿根廷当时被称作「世界的肉库与粮仓」，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是「南美洲的巴黎」。
当时的欧洲街头都流行这样一句话形容富人，「他就像个阿根廷人一样富有。」许多欧洲人移民选择的第一个国家，不是美国而是阿根廷。
从1880年到1913年，阿根廷年均GDP增长超过6%，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段时期成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美好时代」。
故事到这里，阿根廷完全看不出被资源诅咒的影子。
如果说「资源诅咒」是对，那么怎么没有一开始就诅咒一下阿根廷，一开始就让阿根廷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很显然，资源诅咒的解释是错的，从来就没有什么「资源诅咒」。
造成当时阿根廷繁荣富足的原因，除了自然资源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当时阿根廷奉行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从1880年起，当时罗卡将军的国家自治党长期执政，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当时全世界的思想潮流，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想要移民只需要一张船票就可以了，自由迁徙和自由贸易是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
后来1920年代末，美国大萧条也波及到阿根廷，经济出现滑坡，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开始抬头。
阿根廷为了应对危机，放弃了实行多年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试图通过工业自主来实现经济转型。
1930年，在阿根廷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标志着阿根廷正式结束了辉煌的时光。
后来阿根廷在军人和政客的轮番把持下风雨飘摇，经济政策也是朝令夕改。
特别是庇隆夫妇上台之后，他们推行的「庇隆主义」，本质上是讨好民众的福利主义，用钞票讨好选票，结果使得阿根廷通胀率长期居高不下，而且负债累累。
除此之外，庇隆为了谋求所谓的「经济独立」，对抗所谓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主张外资企业国有化，限制外国资本的发展，加强国家干预，支持国营和本国私人工业的发展。
庇隆在任期间，强烈地反对美国和英国，没收了这两个国家在阿根廷的大量资产。
庇隆下台后，其政策影响力却如幽灵一般飘荡在阿根廷上空。人们时而怀念高福利，时而又痛恨政府无能，没有管理好阿根廷的经济。
阿根廷人也试图把经济重新带回曾经的辉煌，但是选票政治之下，民众短期内没有得到实惠，就很容易把票投给其政治对手。
结果，改革还没有看到成果便夭折终止，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就在偏福利和管制的「左」，以及偏市场和自由的「右」中左右摇摆，经济也就每况愈下。
（庇隆权力的顶峰时期）
三、观念诅咒才是真的诅咒
与阿根廷类似的还有委内瑞拉，曾经也是因为石油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今天的委内瑞拉却已经沦为一个通胀失控、经济崩溃的末流国家。
让委内瑞拉衰败的原因，同样不是因为什么资源诅咒，而是查韦斯糟糕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
查韦斯以反美的民族英雄示人，经济上也煽动民族主义，收回了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
查韦斯在任期间，很多民营企业被征收。而那些没有被征收的，也因为政府的种种管制而破产或关门。
比如查韦斯政府强行要求企业低价出售商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要求民营企业进行「民主化管理」，使得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政治上，查韦斯反美，也反对搞美国那一套代议制民主，他喜欢搞直接民主，喜欢搞公投。
2004年8月15日，委内瑞拉就查韦斯是否立即辞职举行全民公投，查韦斯获59%支持率，避免下台。
2006年12月，查韦斯在总统选举中获得62.89%支持率，连任总统。
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是因为查韦斯非常聪明地知道该讨好谁，该怎么利用民众的情绪。
经济环境被破坏，但是查韦斯政府掌控着最重要的石油资源，手上还是有钱。
所以查韦斯就推行免费公共医疗和免费教育，2011年还推出了声势浩大的「委内瑞拉房屋计划」，基本上是免费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所以，查韦斯被称为「穷人救星」，在2013年去世时，委内瑞拉给他举行国葬，并把遗体放入水晶棺中供后人瞻仰。
查韦斯的继任者，还在坚持他那一套，结果就是经济依旧萎靡不振，通货膨胀率却是稳居全球第一。
曾经富饶的委内瑞拉，与其说受到了资源诅咒，不如说是受到了「查韦斯诅咒」，阿根廷则受到了「庇隆诅咒」。
（查韦斯的葬礼，人们哭着喊着送行，还有很多人晕倒）
归根结底，所谓的「资源诅咒」仅仅是一个现象。现象背后，本质上都是对私有产权的破坏。
与其说是「资源诅咒」，不如说是「观念诅咒」，人们认识不到政府「免费福利」的本质，喜欢高福利的观念不改，再厚的家底都能给霍霍没了。
阿根廷是这样，委内瑞拉是这样，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
计划经济的问题不在于「计划」，而在于产权公有，破坏了价格机制，打击了人们的积极性，让人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
小岗村的冒死试验表明，只要私有产权稍微回归一点，人们的积极性就迅速回归，同样的地就能养活更多的人。
中国后来的发展和城市化过程都表明，私有产权保护好的地方，才能吸引人并留住人。
单纯说「资源诅咒」的现象，就像是在说「富不过三代」一样，看到个别现象就得出一个结论，失之于浅，算不上是经济学理论。
科学理论需要剥离现象直击本质，需要具备跨越时空而成立的逻辑一致性。
所以，剥开「资源诅咒」的表象，我们看到的都是政治强权对私有产权的破坏，都是在假自由之名行罪恶之实。
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他所信奉的是奥地利学派，奥派在理念上是保护私有产权的坚定支持者，坚信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促进经济繁荣。
米莱能否打破阿根廷的「魔咒」，关键要看，他上任之后是否能够坚持初心，是否能够把奥派理念执行到位。
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