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统计学，干预主义将一事无成
没有统计学，干预主义将一事无成 统计，是统治的好朋友
罗斯巴德的巨著《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打破了一直以来的“辉格史观”，为我们详尽展示了一幅从希腊时代以来经济思想的壮美画卷。
这是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著作，是一部两卷本百万字级别的扛鼎之作。罗斯巴德在导言中一如既往地谦逊地说道：
我希望，篇幅的延长以及将其他因素囊括进来，将不会降低本书的可读性。这种令人不惯的篇幅延长将由于本书包含了远比通常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内容丰富得多的人类戏剧性事件，而得到补偿。
其实哪里有。与阅读其他人冗长而言之无物的文字带给人的心灵折磨截然相反，罗斯巴德的著作，我们总嫌太短，希望他能够就所有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这部经济思想史并没有写完，罗斯巴德就不幸离世。我们多么希望，你能活到100岁，为这个世界留下更多光辉的思想遗产。
这个世界给予他的，与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是那么的不匹配。
谈到经济学，多数人就从亚当·斯密开始讨论，似乎在他之前，一切都是空白，他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从无到有地为人类创造了经济学的火种；然后是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以及各种奇怪的流派，似乎他们就代表了经济学。
人们不知道各种学说源远流长的历史，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流变，更不知道，经济科学的发展并不是辉格党人理解的那样一直往前进步，越往后面越正确，反倒是，它时常发生退步，甚至毁掉了前人所做的杰出贡献。亚当·斯密就毁掉了自经院学派以来健全的主观价值论，灾难性地将经济学引向了劳动价值论的歧途之中，其恶劣影响至今难以消除。实在地说，“斯密是卡尔·马克思的一位必要的前辈。”
经济科学的“名人堂”中，也并不仅仅有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还有许多卓越的“小人物”，在经济科学的进步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罗斯巴德，用他无与伦比的巅峰思想和睥睨天下的惊人阅读量，将这些“小人物”发掘了出来，让他们尊享经济学历史中应有的地位。
奥古斯特·费迪南德·吕德尔(August Ferdinand Lueder,1760-1819年)，就是这样一位“小人物”。
吕德尔原来是一位德国哲学教授、统计学家，在历史与地理统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终生热爱国民统计调查，并发表了多本统计学著作。当他阅读了亚当·斯密的书之后，成为自由放任的热情支持者，在德国这个当时经济学的贫瘠之地大力宣传斯密的学说。他说：“我可以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而不顾一切；为了产业的自由以及舆论的自由，为了行动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为了个人和财产的自由”。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以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统计不仅将会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而且计划者几乎从来也没想在不掌握翔实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做出计划。因此，统计绝不仅仅起误导的作用，它恰恰成为政府干预所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干预是必须要被抛弃的。
他写下了一段深邃而富有远见卓识的精妙文字：
在我看来，统计学的结构和政策似乎建立在强大的柱石和坚固的基础之上。我曾经一直将我生命中的幸福时光和人生的绝大部分精力贡献给统计学和政策……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我对于它的信念。
但是，时间飞快地流逝。那些植入我的头脑深处的观念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反思和发生改变；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承认是偏见；一个接着一个的腐败论据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接二连三地被放弃；最终，令我产生非同小可恐惧的是，整个统计学结构连同政策一起崩溃了，**这种政策如果没有统计学将一事无成。**随着我的见识的增长和眼界的清晰，统计学的成果和政策在我看来越来越可怕；它们被置于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成为一种障碍物，不仅阻碍了福利增长，而且也影响到文化和人性本身；所有这些都是对于事物发展的自然过程的妨碍；所有这些牺牲导致了一种被称为国家或共同体福利的莫名其妙的偶像，以道义和美德的损失为代价换来了对于全部哲学、宗教原理以及正常的常识的嘲弄。
自此，作为一个统计学家，一个以国民统计调查为终生志业的人，他坚定地放弃了曾经热爱的工作，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反对政府统计、反对干预主义的行列之中，成为了一个自由放任哲学的热情支持者。
与吕德尔相似，史蒂芬·金塞拉，原本是一位知识产权律师。当他学习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个最坚持逻辑一致、彻底的自由放任、完全正确的经济学——之后，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用自己坚实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对知识产权垄断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成为最坚定的反知识产权斗士。为了捍卫真理，他不惜与自己的过往决裂，不惜丢掉丰厚的收入和优越的社会地位。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米塞斯。他说：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述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本杰明·安德森评价米塞斯：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他们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巨擘，而且是品格上的楷模，做人上的标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读者朋友可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反对统计。
这当然不是反对个人对经济生活进行统计，更不是反对统计学这门学问本身，而是在反对政府的统计。因为当今世界，经济统计数据的主要生产者，就是政府，以及它雇佣的御用统计学家。正是有了所谓详实的统计数据，为干预主义提供了依据。我们反对的是这样的经济数据统计。
曾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郭伯伟的故事：
郭伯伟在经济学界最值得称颂的一件事是，他在任内反对政府对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统计。
郭伯伟直言：贫穷地区要脱贫，首要“应废除政府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
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统计，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你算一下这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其中子女教育、水电费、外出聚餐到底有多少，看看有哪些开支可以节省，这就是统计。企业统计一下收支情况，利用货币价格计算出成本与收益，以决定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也是统计。
所以谁都会统计，都在统计。每个人都是统计数据的供给者，同时也是他人提供的数据的消费者。统计的作用在于掌握以往的历史状况，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但是很明显，统计属于历史的范畴。统计数据是历史数据、静态数据，而人的行动是动态的，面向未来的，纯粹依靠统计数据来做决策，是不靠谱的。
诺基亚要是凭借历史数据认为，下一步应当维持手机的产量，那它就错了，因为苹果会将它打得满地找牙。消费者的主观偏好、以及市场价格，是在不断变化的，若是认为有一个“客观”的价格、不变的价格，那你就等着亏损和破产。
所以统计绝无可能统计出企业家才能、默会知识、主观价值这些东西。一个企业家决定如何经营，这种还没有产生的数据，你如何统计呢？我说我喜欢苹果胜于桃子，你统计个毛线？这些范畴是不可能用数学方式量化的，也不可能跨人际比较和加总、平均，因此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统计的，然而它们对于人的行动和市场经济却至关重要。
而且，统计数据本身并不能揭示任何问题和规律性，数据本身就需要被解释。同样的数据，用不同的理论，可能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必须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进行历史的个性化理解，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
企图从统计中发现任何规律性，以为人的行动领域可以用数学方式表达，以为价值可以客观地量化，这才是最大的迷信。
一个统计学家尽可以去统计汉武帝开疆拓土带来的战马、兵器生产而产生的GDP，还可以统计出那时候就业率非常高。跟屁虫历史学家会说他雄才大略并且使其成为主流叙事，但是有点常识的人都能解读出这叫穷兵黩武民不聊生；就业率那么高，不过是因为青壮年都去战场送死去了。
从统计数据这个结果中，你既无法发现数据形成的过程，也不能知道组成这个数据的结构形态，更不消说人们的心理状态。
例如一家企业的固定资产项目，你要是光看统计数据，可能疫情三年内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却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数据只是账面数据，资本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在要卖的话可能已经一文不值。
统计数据看到居民存款还在大幅增加，要是以为民众变得更有钱了，所以要刺激消费，那就非常扯。货币供应量一直在增长，然而有些人拿到了巨额的信贷资金，有些人没有拿到，你把二者加在一起，这就相当于把姚明和潘长江加总在一起，这不是胡闹吗？而且，那些数据也并不是储蓄增长，而是减少了投资、从投资中撤回资金，增加现金持有，表明对未来的信心下降。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意义重大，但是你咋统计？统计个寂寞？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统计的局限性。
但不论怎样，企业和个人的统计，风险是自担的，你把数据利用错了，决策错了，自己承担亏损即可。
然而另外一种统计数据，就非常要命，那就是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
比方说失业率。
这个数据的统计方法采用的是调查问卷。这个方法本来就令人充满疑惑。人是会说谎的，人的真实偏好只能通过行动、而不是语言反映出来。这是一。第二，即便不说谎，既然是问卷，就是抽取一部分数据，样本有限，必然无法反映全貌，影响统计的准确率；第三，抽样范围的不同，就会影响最终的数据。
其次它的计算方法也极不科学。只要你在调查时间点前一周，工作了1小时以上并且取得报酬，或者虽然你供职的企业都已经停工了不发工资了，但你仍然在职，那就不算失业。还有，没有工作意愿的人，属于非劳动力，不计算进入劳动力总数。
这就问题很明显了。没有人会认为一周工作了一小时就是就业；也没有人认为有个劳动合同在身就是没失业。至于所谓工作意愿，就更扯了，你一个月给我1500，我就没有工作意愿，不如躺在家里吃救济或者啃老，但你一个月给我1万，我肯定从床上爬起来有意愿了。
所以失业本身并不是问题，以什么样的工资率就业才是问题。
另外失业本身也反映不出经济的状况。一个经济极度落后的地区，丈夫妻子和未成年的儿童都在工作；而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男人一个人去奋斗就可以让四口之家生活优渥，女人完全可以失业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这样，前者的失业率很低，而后者很高。然并卵。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自由市场上，失业都是主动失业。广阔的市场上，总有资源未被利用，总有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只要你想就业，就必然能就业。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你要价太高。就像一个苹果市场价就值5块，你非要6块，那就卖不出去，这个苹果就“失业”了。而一个人之所以选择失业状态，是因为他现在的日子还过得下去，要么有积累，要么可以啃老，饿不死，当一个人为生计所迫必须工作时，他当然就能工作。
这话听起来挺“冷血”的。但是科学总是冷冰冰地把真相揭示在你面前，“冷血”的科学，要比“热血”的谬误好太多。
当然还有一种是被动失业，那就是在干预破坏自由市场的情形下。
一个低技能的劳动者，每个月劳动的市场价值是2000块，但是“热血”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们说最低工资必须是3000。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
这种情况的一个变种是各种休假和福利待遇。比如为了鼓励生育，由法律规定给女职工超长产假。产假休多长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休假期间工资不能少，那这实际上就是设定了最低工资。你一年的市场工资是10万，但是休了半年假，还要10万，那除非你半年就能创造出10万的边际价值产品，否则你就会被解雇。
你不要说老板“黑心”，你要是老板也会这样干。凭什么你工作半年我要给你发一年的工资呢，你是不是在剥削我？如果不解雇你，消费者就要解雇这个老板——他会亏损和破产。
这就是老板们现在招人的时候得先问一下女职工你生完孩子了没有、生了几胎的原因。这不是市场的过错，也不是谁故意歧视女性，而是干预主义制造出来的问题。有人打着关心女性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害女性。
再比如GDP。建方舱、拆方舱，都是GDP；增加货币供应量，物价上涨，还是GDP；大干快上搞个几万亿，更是GDP。但是那些东西跟老百姓有关系吗？GDP增加了20%，你的腰包鼓了20%吗？所以没有人看着GDP增长了就认为自己生活变好了。许多人热爱GDP，那根本不是经济的理由，而是莫名其妙的高潮感。
还有价格指数。你把“一篮子商品”放在一起，又是加权又是平均，可是最大宗的支出例如房地产，根本就不计算在内。涨价最厉害的不算在内，没涨的算了，玩啥呢？每个人“篮子”里的商品都不一样，你主观武断地选几样商品算怎么回事？把一公斤棉花和一公斤铁加在一起，把几种商品的价格进行平均，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另外马云对一颗白菜的评价跟我一样吗？我今天喜欢白菜，就永远喜欢白菜？一个家庭主妇能迅速地感受到物价变化的情况，她随便选两种商品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并不比那些统计学家计算的更加武断。谁又会盯着价格指数去生活呢？
所以，基于错误的理论进行的统计，即便公式设计得再高端再复杂，那也是无用的，其实是有害的。统计学家搞出的那些复杂的模型和公式，弄出一大堆与民众认知和切身感受不符的数据，无非就是想垄断统计，并且高高在上地告诉民众：你们都比较傻。
以上是第二个问题：绝大多数统计数据，对民众来说，是无用的。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对民众无用，一大批穿制服的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却在乐此不疲地搞统计呢？
因为那对他们有用。
他们说，统计是经济的眼睛。语言腐败了！他们不诚实，故意漏掉了两个字：统计是干预经济的眼睛。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严格恪守其职能界限，即只保障财产权，假如谁的钱是来自于盗抢，那么你保障财产权打击盗抢行为就可以了。你要数据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没用。
谁工作着，谁失业了，关它什么事呢？我工作，是企业给我安排的，工资是老板给我发的；他失业了，你也没有理由用工作着的人的钱去补贴他，所以你要失业率数据干什么？
GDP无非就是终端消费的合计数，就是买卖双方交易的结果，只要是自愿交易，没有侵犯产权，它是高是低，关它什么事呢？有的人想投资，有的人不想，GDP数据就变化了，投不投资，又关它何事呢？
价格指数。价格按照供求关系变动，有涨有跌，各种商品涨跌幅度还不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现象。我买东西，愿意花多少钱就花都少钱，有钱难买爷高兴。你算那玩儿想干什么？
进出口贸易出超和入超。我卖了一堆衬衫给一个宁夏人，然后又向一个美国人库克买了一部苹果手机，这在国家进出口贸易数据上显示的是，进口大增，入超了，可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吗？根本不是。关你进出口啥事呢？
基尼系数？马云有1000亿，我有100块，又关你什么事？这些钱只要是服务他人诚实交易所得，都是合法正当的，你凭什么掌控所有人的收入呢？你统计这样的数据，让我觉得我很穷，意欲何为？
所以不断收集各种数据，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为了干预经济提供“依据”。
失业率高了，那就从工作着的人那里征税，给失业的人发补贴，这样他们就不闹了。强制要求企业不准裁员，搞一个罗斯福式的以工代赈，或者用勺子挖运河，大家就都有工作了。甚至，拙劣的菲利普斯曲线要登场了，要扩张信贷了，因为睁着眼睛说瞎话地认为高通胀与高失业不可能同时发生。
GDP下降了，所以要刺激消费，说“把钱花光为国争光，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的专家就登场了，发消费券，搞假日经济，家电下乡。你要是还不花，那我就替你花，征税、举债、压低利率信贷扩张大放水，“铁公鸡”立即登场，GDP就蹭蹭涨。
价格指数高了，商家黑心，必须实行价格管制，谁要是敢涨价，5斤芹菜罚6万6。要抬高利率了，把价格压下来，降低经济“过热”。价格低了也不行，低了商家不是没利润了吗，不是要通缩了吗？总之价格指数要“稳定”，否则你知道了价格高是因为货币多了购买力下降，价格低实际上是好事这种秘密，该怎么办？
出口少进口多，入超了，搞产业保护啊，你们都交点税，给出口企业优惠政策，发补贴，这样的话出口数据就好看了。像拜登那样，对中国汽车征收100%关税，这样美国进口就少了，能够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集团，换取他们的选票了。
看到了吗？这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古典意义的国家了，它的权力大大扩张，可以对经济生活的一切进行干预和规划了。所以，统计，是计划统制的好朋友。
这些统计数据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准确与否的问题——它也不可能准确。准确反倒从来不是考虑的重点，为了达成相应的目的，甚至可以先打枪后画靶子，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取向，处心积虑地去找数据。
所以造假才是常态，不造假反倒不正常。
例如我为了去证明最低工资法不会造成失业，反倒增加了就业，可以去那些工资本来就高于最低工资、且处于扩张期的企业去搞统计，这样得出来的数据绝对能达成预定的目的。我不喜欢的数据我不统计了就行了。你要是说我造假，没有的事，我这数据都是有真实来源的。
这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不是直接向你撒谎，而是只告诉你一部分“真相”。一大堆数据垃圾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现在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大量统计数据，其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那就是神龙。既然是它生产和消费的，那就必然服从和服务于它的目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都委身于它，他们可以从玩弄数据中服务于它，分享稳定而优渥的收益。维持一个干预主义的世界，对他们是有利的。假如在一个自由市场上，谁会雇佣这种人啊。
贫富差距的统计骗局
现在统计数据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什么事情不用几个数据和图表说事，就不够科学和精准。
问题在于，在人行动选择的领域，你没法科学和精准。我偏好苹果胜于橘子，他偏好香蕉胜于菠萝，而且我们俩都会变，这你怎么“科学”？你要是再问我，喜欢苹果是喜欢橘子的多少倍，橘子和苹果之间有什么函数关系，由此达到精准，那就是个神经病。
认为只有数据才代表科学，这才是最大的迷信。有人故意制造这种迷信，目的在于将每个人像机器一样规范起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统计数据的背后，是统计者的价值偏好，取决于他能不能用正确的理论去统计。绝大多数统计数据，是统计者先形成一定的概念和思想定式，然后先入为主地去寻找数据，如果有些数据不符合他的价值偏好和所谓的理论模型，他就不统计进来。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维·卡德，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最低工资法并不会造成失业，反倒是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他这么一搞，似乎要把价格原理和需求定律都要推翻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有多牛逼。
可是他的统计方法是，搞了一个“对照组”，一组是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另一组是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于是他有了一个“惊天的发现”：那些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不但工人工资高，而且就业率要明显高于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地区。数据摆在那里，看起来的确是这么回事。
可是你要是统计一下朝鲜和中国的工人工资，就会发现，中国有最低工资法，朝鲜没有，但是中国劳动者的收入远远高于朝鲜。“所以”，最低工资法能够提高工人待遇。进而抛出一项政策措施：如果朝鲜能够规定最低工资是每月1万美元，朝鲜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世界第一了，哪里还用为吃不饱发愁。
所以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幸存者偏差。他统计了那些实行了最低工资法之后，仍然在岗的工人工资，而那些因最低工资法而失业的劳动者被他无视了。这类似于“没来的请举手”，以及“方圆二十里没穷人”。
如果让戴维·卡德这种人去调查俄罗斯轮盘赌，他会继续宣布一个“重大发现”：俄罗斯轮盘赌一点儿都不危险，我调查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可是死人不会说话。
就是这么拙劣。
难怪马克·吐温说：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
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的统计数据，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
当我还是一个社民派的时候，看到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里说，资本主义加剧固有的收入不平等，资本回报率与GDP增长率之间有差额，所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如今，较贫穷的一半人口和过去一样贫穷，2010年他们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5%，与1910年一样”时，我曾经深信不疑；当他说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处在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结构的顶端时，我自然而然地相信了他的建议，对这些富人征收资本利得税，然后所得税边际税率80%！
但是他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当然，过去的我也是。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难道那1%的富人，和最贫穷的一半人，一直是同一批人吗？
当然不是。同样的实证数据清晰地揭示出，最底层的那些人只在很短时间内处于收入最低的阶层，其中有29%的最底层人，后来成为最顶端的20%的一份子。而那些最富有的人，只有在很短时间内占据最顶端，绝大多数后来默默无闻甚至跌落到了最底层。
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较低的岗位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后来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技能，工资和财富就增长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一直拿每一年中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当然是永远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这能比较出个毛线？把一颗苹果树上最大的苹果专门挑出来，与另一棵苹果树上最小的苹果作比较，这不是脑残吗？
美国的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最爱搞数据统计。
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统计，发现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达到了22%，而白人家庭只有11%，于是顺理成章的结论出现了：由于种族歧视，所以黑人收入低；贫富差距太大，必须管一管。
可是，另一项实证数据揭示，已婚黑人家庭的贫困率要低于白人家庭，仅为7.5%。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白人种族主义者非常在乎一个黑人是已婚、未婚还是离婚吗？他们专挑没结婚的黑人歧视？黑人入职的时候白人专门要查一下结婚证吗？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用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作为统计单元，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惊骇的结论：白人家庭收入平均是黑人家庭收入的2倍！
因为他们是故意的，这是一个统计骗局。
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如果按照总收入来计算，就是比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总额高出若干倍。可是，家庭和家庭的人口是不一样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底层的20%的家庭有4000万人口，而顶层的20%家庭有7600万人口。
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中，有收入的人口数，是最低的20%家庭的4倍。好了，4个人工作比一个人工作，平均来看家庭收入更高，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恰恰是，白人家庭普遍都是父母双全儿女双全，而黑人家庭单亲的比例达到了64%，都“缺爹”。
那么计算结果就很有意思了，一个白人家庭，5口人，父母双方工作，年收入20万美元；而黑人“家庭”，64%的单亲母亲带一个孩子，年收入5万美元。不得了了，白人家庭的收入是黑人家庭的4倍！种族歧视坐实了！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黑人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白人。那么一个25岁的人收入大概率低于45岁的人，这很奇怪吗？
所以你说这种贫富差距统计，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实证主义者最不实证，他们根本就不实证自己不喜欢的数据，都是“先打枪再画靶子”——脑子中已经有了一个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去找数据，一找一个准。
这些人不是在搞统计，他们是在搞政治。
他们一点儿都不傻，搞这些统计，目的就在于服务特定的政治目标。对于戴维·卡德这种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充当权力的知识卫队，为政府干预背书，这样可以得到稳定而优渥的收益，还能得到荣宠。对于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而言，目的更明确，就是千方百计统计出黑人的收入远远低于白人，由此才能掀起舆论风浪，要挟政府，为黑人争取补贴和特权。
他们说，黑人处处受歧视，本来就穷，买房贷款的时候银行还歧视，又搞出一个统计数据：白人住房贷款的被拒率为22.3%，而黑人是44.6%。巧了，又恰好是2倍。
他们才不管，实际上申请住房贷款的黑人中，有52%都信用评分很低，他们要么有犯罪记录，要么没有资产，要么还有大量欠款根本就不还。他们更不管，其实黑人办的银行照样不给他们的黑人同胞贷款。总之我就认定你银行种族歧视又实锤了。
于是，联邦政府给银行下指标，要求不得对黑人的信用记录进行审查，只要承诺会还款，那就必须贷，否则就是种族歧视。这就是“谎言贷款”。后来，甚至为了“居者有其屋”，对信用很差的黑人首付款都直接给补贴。社会主义分房子了。
他们的手段似乎达成了目的。可是那只是短期的虚幻泡沫，后来的结果是，雷曼兄弟破产了，次贷危机爆发了。然后，那些贫困的黑人破产了，背负了更加沉重的债务。
米莱为什么关闭了阿根廷的国家反歧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研究所呢？就是因为这种机构接受税金的资助，然后他们必须千方百计证明这个国家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和歧视问题，即便没有也要统计出来有，即便是个案也要说成是普遍现象，因为不这样搞，就搞不到经费，就无法要挟阿根廷政府，他们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当下，最大的数据生产和统计机构是谁呢？就是各国政府。它的所有统计，都服务于自己干预经济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达成，数据成了他们手里的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
前几天我的同道好友古原写的好文章 香港这个时候，应该想起这个人 中，记述了1960年代香港财政司长郭伯伟的一件壮举：
郭伯伟直言：贫穷地区要脱贫，首要“应废除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
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这项成就也被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大加赞赏：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他的继任人夏鼎基创造的“积极不干预”一词，所描述的正是郭伯伟的施政原则。
所以，绝对不可以被统计数据所迷惑，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是一种骗术。
最根本的是，统计数据不能揭示任何经济理论和规律，恰恰相反的是，统计数据需要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统计属于历史的范畴，揭示的是历史的、静态的数据，而人的行动偏好变动不居且面向未来。人的价值是主观的，它只能排序，不能量化，既不能跨人际比较，也不能加总和平均。任何统计数据，都会淹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真实处境和状态。
这就是方法论上的深刻差别，它直接决定了经济研究到底是贴合真实世界，还是在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的黑板上自欺和欺骗。正如米塞斯所言：
奥地利学派拒绝数学方法，不是因为对数学的无知或厌恶数学的准确性，而是因为它不强调对假设的静态平衡状态进行详细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来就没有过价值可以衡量这种错误的观念。让其确认无误的是：统计数据只属于经济史，而与经济理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