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先哲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统治者永远是少数，但是他们却能统御占绝对多数的民众呢？

法国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先驱拉博埃西说：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民的顺从之谜。

在那本著名的小册子《论自愿的奴役》中，他得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洞见：每一种统治，都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简言之，大部分人民自己默许了臣服状态，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他一针见血地论述道：一个政府并不一定非得是民选的才能获得普遍的公众支持，因为所有的政府，包括最暴虐的政府，都具有普遍的公众支持。暴君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如果大多数臣民没有以自己的同意屈服于它，他甚至无法得到另一个人的服从，更别说整个国家了。

他说：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眼睛给它，他到哪里得到足够的眼睛来监视你们？如果你们不把臂膀借给它，他又怎么能有那么多的臂膀来攻击你们？如果践踏你们城市的不是你们自己的脚，他又到哪里得到这些脚？要不是通过你们，他怎能拥有任何凌驾于你们之上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你们的合作，他又怎敢来攻击你们？

人民的罪恶是什么？就是纵容他们的国王犯罪。

由此，拉博埃西指出了通往自由的战略，这就是托尔斯泰式的非暴力和平主义的“公民不服从”。

拉博埃西并不是鼓动人们去当英雄，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让人们去做无谓的牺牲。他说：我并不奢望人民有多么的勇敢，我承认，他们宁可要悲惨的生活所带来的确定安全，也不要自由的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希望。他只是指出一种行动战略：撤回你们的同意与顺从——一旦决定不再充当奴仆，你们就马上自由了。仅仅凭借对自由的渴望，就能够实现目标：如果没有任何人屈从于他们，只是简单地不服从而无需任何暴力，那么他们就变得赤裸精光，一无所有，就像树根接受不到营养，枝干就会枯萎和死亡。

两个世纪后，大卫·休谟简捷而清晰地表达出了这个基本原理：

对于用哲学眼光思考人类事务的人们来说，没有比这更为令人惊讶的了：多数轻而易举地被少数统治着；人们放弃自己的观念和爱好，对他们的统治者绝对顺从。当我们询问这种奇景是依靠什么办法产生的，我们将会发现，虽然武力总是站在统治者一边，但统治者除了舆论之外再也其他可以支持他们的东西。因此，政府只是建立在舆论之上；这个格言既适用于最专制黩武的政府，也同样适用于最自由、最受民众欢迎的政府。

米塞斯论述道：**权力不是唯物主义的枪炮，而总是由大众观念决定的。**如果没有大众观念的支持，再好的人权表和宪法，都是一纸具文。如果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再好的理论也没用。不管什么政治体制，都不可能以与公众意见相悖的教义为基础而长久地统治一个国家。长期而言，没有不符合民众观念的政府。

而大众观念来自于何处呢？知识分子。

他说：广大群众，也就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未构思出什么想法，无论健全的或者不健全的。他们只是在知识界领袖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做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是最终的选择，决定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宁愿选择相信不健全的学说，什么也阻止不了灾难。

就连凯恩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成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源，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

上述观点为后世思想家们认识政治、认识通往自由社会的行动战略提供了根本的原则。

政策和历史，总是由大众观念决定的。不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都是如此。而大众的观念，总是知识分子创造的。那么，行动策略就很清楚：要想建设自由社会，战略就是在观念战争中取得胜利，打败那些鼓吹国家干预的知识分子，直接面向公众，争取多数民众的舆论支持。更迭权力，只是一种战术，它可能在短期内起到有限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战略上的清醒认知，那么只要大众观念不改变，换人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谁当政、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都必然服从于多数民意。

记住大卫·休谟的话：这个格言既适用于最专制黩武的政府，也同样适用于最自由、最受民众欢迎的政府。

弗兰克·费特，这位被遗忘的巨匠，在以纯经济学角度分析分配理论时，讲了一段与拉博埃西、休谟、米塞斯异曲同工的深刻洞见：

分配可以由人们乐意认可的官方来进行。前面两种分配形式——武力与爱——逐渐融为这种形式。在武力与爱的分配形式中，被夺走或被给予财货的人们没有力量来改变状况；而这种形式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情况：**人们欣然拜服至高权力，获取权力所给予他们的东西。很少有专制主义政府不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意愿和平均容纳度（average capacities）基础之上的。如果公民整体真正渴望和配得上更好的政府，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得到更好的政府。**例如，人们对俄国的专制主义及其人民的悲惨处境耳熟能详；但是，旅行家们证实，尽管受过教育的学者阶层中许多人心怀极大不满，尽管聪明的臣服民族——例如芬兰——憎恨他们的统治者，但是，在整个帝国中，这类情感远远不够普遍。如果人民大众不视沙皇为他们尊敬爱戴的慈父，沙皇的权力片刻间就会烟消云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尽管对我们的自由理想来说，俄国的专制主义令人憎恶，但它却符合俄国人民大众的渴望。只要政府在决定收入，那么，在那里，由官方来分配收入，就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件被人们乐意认可的事情。

自由市场上，并没有独立于生产过程的分配存在，分配直接来源于生产。正如杜尔哥所说：“分配”是自由生产、自由交换和自由价格决定的间接结果。

每种生产要素，都根据其在生产中贡献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收入。自由市场倾向于将一个产品中属于其生产份额的部分归属给每一个单独的要素，在市场上，每个要素都倾向于获得其边际价值产品的折现（DMVP）——增加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在未来可以增加多少产品价值，并按照市场利率折现为现在财货支付给它们。

自由市场上，生产和分配之间不存在任何割裂。分配直接来源于生产。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实际上是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

将生产与分配割裂，认为需要一个凌驾于市场、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分配过程存在，将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生产要素的收入，不能由其贡献的边际生产来来定价，而是由一纸法令来定价。

只要人们一直信奉，不能由一个人对生产所做出的贡献，即由市场来定价，而必须由政府来分配收入是恰当的，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人的收入多寡，不是由它对同胞做出的贡献来决定，而是由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决定。它将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任何人的收入。除了对生产所做的贡献、消费者的评值这种市场化的方式，中央计划当局没有任何分配收入的客观依据，它最终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寡头等级制分配。由此，消费者的主权被篡夺，所有人都将成为匍匐于权力脚下的奴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古老法则，将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而代之。

可悲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最热情地呼吁、最热切地希望再分配，即由计划当局来决定收入的人，将是这种体制下收入最低的人，且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米塞斯说：那些对武力最没有抵抗力的人，天天在呼吁和渴望武力。

武力将来首先消灭的人，就是他们。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天天呼吁暴力分配财富的知识分子，将在计划体制下被按在地上摩擦，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那些追随他们观念的人，将为下一顿吃什么而奴颜婢膝，为获得了一张粮票而感恩戴德。简言之，他们真正地活在动物状态的“工资铁律”之下，饿死他们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毫无波澜。

谁能说，这样的武力不是他们自己观念的结果，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