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政府无能为力

​ 我们可以姑且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承认政府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司法服务，但是社会经济中的其他问题，政府无能为力。

比如最根本的，稀缺。

稀缺性是人类生存要面对的首要事实。经济学的第一课，就是稀缺。人的欲望无穷，但是实现欲望的手段总是有限。在给定的条件下，可利用的资源就那么多，总有许多欲望，人们无法实现。

政府不是天使，不是魔法师，它没有办法像孙悟空一样拔根毫毛，就变出各种财富让人们享用，让每个人都享有无限物质丰裕的生活。

财富总是社会大众辛勤生产出来的。在产权原则下，每个人发挥企业家才能，将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生产出可供人们改善生活的消费品，尽可能地先满足最迫切的欲望——例如吃饱穿暖，然后再满足较不迫切的欲望——例如旅游和泡妞。

只有生产增加，人们改善生活的愿望，才能按照欲望的重要程度次序得到满足。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非但不会生产一毛钱财富，反倒是一个财富消耗机构。在消耗的基础上，它能做的，就是将既存的财富重新分配。

比如这几天，许多人股票帐户上的财产蹭蹭涨，那些国企和裙带企业可以拿到廉价的贷款，开启买买买模式了，有些“房地产爱好者”，开始蠢蠢欲动要加杠杆了，因为房地产将以眼见的速度开始增值，转手就是大把大把的钱落入口袋。

这正常吗？当然不正常。

供求关系没有什么变化，一个人的生产并没有增加，然而财富却几何式增长，唯一的原因必定是，财富发生了重新分配，他将别人的财富偷偷搞进了自己的口袋。

其手段就是通胀。那些拥有资产的人，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新增的货币，资产增值，而那些辛辛苦苦全年无休的打工人、没有资产的人，这时候储蓄和工资缩水了，名义工资不变，但是可以购买的财货变少了。他们丧失的货币购买力，通过通胀被转移到了拥有资产、靠近货币水龙头的人手中。

财富绝对不会通过发几张钞票就莫名其妙地增加，通胀是一种再分配手段，它是对底层民众财富的秘密劫掠，它将导致阶层固化，打击储蓄精神，毁灭资本，启动全社会贫困化和野蛮化的进程。

同样道理，那些整天要求政府给予各种免费的人，也应当清楚，政府做不到的。

政府能做到的只有分配。财富就那么多，你要在这里免费，那就必然要在那里付出代价；这部分人要免费，那么就必然从另一部分人那里没收财富才能满足。它没办法凭空变出来一部分财富让你免费。这仍然是一个稀缺性的问题。

无视稀缺性这一基本的事实，整天幻想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是抢劫犯心态和巨婴思维。

再比如，如何组织生产，如何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问题，政府也做不到。

比方说有一个村，现在有一定数量的土地、钢铁、水泥、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到底应该用来干什么，应当用来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呢？

科学技术可以说，应当在村里的小河上建一座桥梁，方便大众通行。但是到底应不应当建这座桥梁，科学技术不知道。因为这是人的价值排序问题，只有这么多资源，要种粮食、种蔬菜、养猪、生产劳动用具、盖房子、修路、修桥，首先要满足的是吃饱和有地方住，如果建桥梁了，吃饱和居住需求就满足不了了。

那么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知道大家到底最紧迫的需求是什么、应当予以优先满足呢？

价格。

人们愿意为某项需求付出代价，就说明其需求较为迫切，否则他就不付费。

价格的来源，就是人们偏好A胜于B，即便是对同类财货的不同单位之间，人们的价值排序也不同，因为边际效用递减。我用50斤大米，交换你一双皮鞋，这个交换行为表明，我对一双皮鞋的价值评判，高于50斤大米，而你恰恰相反，所以交换发生。

但是50斤大米和一双皮鞋，是无法计算的，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公约数，来表示50斤大米和一双皮鞋的价值，它就是货币价格。由此，每一种商品，都有了一个货币价格，我们可以用来经济计算成本与收益。

正是在这种货币价格的指引下，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大家到底需要什么，企业家用有限的资源到底用来生产什么，才是有利可图的，即满足大众偏好的，因为你如果没有满足大众需求，大众就不给你付费，你就不会有利润。

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市场系统建立起来了，大众通过价格表达偏好，企业家通过价格进行计算，让有限的资源优先满足迫切需求，而那些次要的需求被放弃，稀缺资源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但这时候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出来说，我要把所有资源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用来满足你们的需求。

它做不到的。

因为这时候所有财产全部公有了，都是它的，那就没有交换了。没有交换，就没有价格了。没有价格，人的真实偏好就无从表达，也就没有可以进行经济计算的工具，失去了计算盈亏的手段。

这时候就会出现，那个控制一切财产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武断地判定什么最重要、什么不重要。当他认为桥梁很重要的时候，就把所有资源集中过来修桥梁，当他认为盖房子很重要的时候，就把所有资源调用过来盖房子。然而大家没饭吃了。

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后果，它带来的就是经济的混乱和资源的严重浪费，所有人陷入赤贫之中。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消灭了私有财产，消灭了市场价格，没有了理性计算的工具。

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是消费者在指挥，是企业家在组织。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都有企业家才能，每个行动都是企业家行动。政府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即便为了论述方便，假定它知道，它也无法组织起有效而经济的生产。

再比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取得更高的工资，政府还是做不到。

就业岗位的增加，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当投资增加，就要利用那些原本未被利用的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而任何生产，都离不开劳动力这一最原始的基本的生产要素。一切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人，所以，就业增加了。

哪个地方投资越多，生产企业就越多，安排的就业就越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政府可以安排更多就业吗？不能。

记住它永远的唯一的手段只有重新分配资源。那么，当它通过财政刺激手段搞大基建，看似安排了很多就业的时候，那是因为它从市场中抽走了无数资本。那么首先清楚的就是，这些资本如果留在市场中，本来就可以安排这些就业。其次，鉴于大基建投资的低效、浪费、腐败无需赘言，那么同样的资本在市场中可以安排数倍于大基建的就业。换句话说，大基建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减少就业。

当它不断增加财政供养人数，这些人似乎“就业”了，但是那是从市场中抽走资本的结果，这将导致资本毁灭，减少就业；它又从市场中抽走了劳动力，由此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就会减少雇佣，中小企业将难以负担而退出市场，导致大量失业。

劳动者更高的工资，同样是资本投资的结果。

是资本的不断增加，让先进的生产技术得到利用，由此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由于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单位时间产出几何式增加，因此工资提高，并享有了更多的休闲。

当今的劳动者，技能可能相比于100年前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享有了远远比过去高的实际工资？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资本扩张，让每个劳动者即便自身没有什么变化，也可以享用更好的技术设备，以及由于生产增加导致的物价下降，由此提高了实际工资率。

提高劳动者工资率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增加人均占有资本量。其途径是两条，一是一国国民自身的节俭和奋斗，即资本主义精神；二是良好的产权保障和营商环境，吸引外来投资。

哪里资本越是丰裕，哪里的劳动者待遇就越好，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政府无法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提高工资。

始终记住它只能分配而不能创造财富这个常识。当规定最低工资法，那不过是以低技能劳动者被排除出就业市场、失去或者降低工资为代价，维护另一部分人的高工资。当实际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却规定较高的工资率，那就是对企业财富的掠夺，这将直接打击生产、毁灭资本、减少投资，其结果就是制造更多的失业、降低工资率。

让我们明确一个常识：就业是企业安排的，工资是企业发放的，劳动者境遇的改善，是企业在利润和竞争机制下实施的。有些组织总把劳动者处境改善作为自己的功劳，那不过是贪市场之功为己有的宣传话术。劳动者想要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高的工资待遇，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护企业产权、支持资本积累，而不是指望全能王的法令，那终将自毁前程。

我们通过前述例证，反复论证的就是，人类物质福利的增进，依靠的是市场经济，依靠的是自我奋斗。这世上没有救世主，没有天使加百列，政府没法变魔术，不要指望它帮你实现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全世界人民都有一种强烈的宗教信仰，把国家视为全能神，可以为自己提供一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知识阶层是最大的迷信头子和反动分子，整天给大众承诺一个乌托邦，整天宣扬的都是政府万能的论调。他们违背人类生存的基本常识，正在腐蚀大众的精神，将全世界拖入贫穷和战乱的深渊。

政客们在这样的时代，也乐于认为自己万能。他们没有谦逊、没有进取心、没有责任感、没有勇气，他们时间偏好极高，只追求短期的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只愿意享受短暂的浮华和虚假的膜拜，我死后那管他洪水滔天。

任泽平在天天呼吁10万亿，李玲在天天呼吁免费医疗，秦晖天天在反资本，司马南天天在鼓吹国有化，他们都给大众承诺一个美好的愿景；政治人物在利益驱使和舆论影响下，将这些呼吁转化为政策。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蓝图鼓与呼，却从不告诉大众这样做的代价，他们是国家控制主义的辩护士。

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地实现，它有赖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面对各种意识形态的攻击，市场经济同样需要辩护者。热爱自由和富裕生活的人们，应当明白我们当今自由幸福生活的源泉在哪里，应当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梦中惊醒，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福祉，站在捍卫市场经济、捍卫产权与自由的最前沿。

如果不这样做，支撑我们文明与繁荣的理性经济计算，就可能消失不见，我们已经取得的经济繁荣成果，就可能毁灭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