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稍微过下脑子？

一

现在的专家的确智商挺感人的。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帮专家不是在普及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而是在不断地鼓噪“收入分配”和所谓“公正”问题，似乎分配——而不是生产——才是最重要的事。请问，都没有人愿意“做蛋糕”了，你分个毛线啊？

当专家们都在谈“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的问题时，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这个社会就很危险。

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不同，收入必然存在差距，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难道说，让能力不同的人都取得同样的收入才叫公正？这才是最大的不公正。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收入是没有差距的，那就是计划统制。但它的结果就是普遍贫穷。当然，在计划统制的情况下，也并不是人人收入平等，社会将会被划分为两个等级，那些掌控分配大权的人会钟鸣鼎食，剩下的人会食不果腹。

要求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做到收入均等化，那任何人的收入只要超过他人1块钱，就要分给别人5毛。结果很显然，那就是人人躺平，财富将迅速被耗尽，一多半人口将被饿死。

追求共同富裕，没有问题。但是共同富裕的意思并不是大家一样富裕，而是大家都比过去更富裕。如果采取均贫富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贫穷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向高个子看齐，而不是为了“平等”把高个子腿锯了，向低个子看齐。

二

现在农民收入低，专家说要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不讨论他的真实目的，只分析，要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手段？

提高农民收入的手段，应当是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提高了，收入自然就提高了。

那提高生产能力的办法，当然不是搞农业产业政策、给农民发补贴发福利搞再分配。因为这跟生产能力没有关系，它只是将一部分人的钱装进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口袋。这种再分配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农民收入的增长，受保护的产业就像温室里的花朵，无法长久自主生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杯水车薪的补贴，只会让农民吃不饱饿不死，丧失改变和奋斗的动能，永远被困死在土地上。

所以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不是盯着农民的一亩三分地——那一亩三分地，就是累死累活，也提高不了多少收入，而是要发展工业和商业。没有工商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既然担心农民收入问题，那就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收入不就倍增了吗？打工一个月赚的钱，比种一年粮食还要多。既然担心城乡收入差距，那就把农民变成城里人不就完了？

经济是一个整体，不是这些专家整天搞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如果从城乡这个角度来看，不就是农民不断进城，增加收入的过程吗？不就是农村人越来越少，城市人越来越多的过程吗？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再当农民，而愿意当工人？就是因为工人收入高。为什么农村人不断进城，而不愿意留在农村，就是因为城市有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因为城市就是交换频繁的地方，就是分工更加精细的地方，就是资本密集的地方。分工合作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资本密集带来更高的工资率，这是经济学揭示的基本原理，颠扑不破的。

那很明显，要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就要让农民不再当农民，鼓励他们进城。

但现在许多做法，恰恰是在设置重重障碍，让农民没办法在城市扎根，只能回到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上。因此手段与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农民要到城市务工，要交够多少年社保、要有个税证明，否则连房子都不能买；农民的孩子没有城市户籍，连学都没法上，前些年有农民工子弟学校，后来不准办了，这就无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各种劳动法规，打着关爱农民的名义，不让农民自主决策，不让他们加班，可是他们出远门不是为了享受来的，就是为了多加班多赚钱的。

城市居民一方面希望享受农民工带来的廉价服务，另一方面又怕他们抢了自己的饭碗，以及“影响市容”。还有，城市当局因为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问题，不愿意让农民落户享受城市福利，让他们必须交够多少年社保，就是买城市福利的门票。

所以阻碍农民进城的根本障碍在于福利政策，即城乡之间的二元化。这是一种身份特权。人是财富，不是负担。正是由于福利制度的存在，把人变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

但是既然福利政策是一种再分配，其实是一种相互劫掠，是在打击生产，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从来不是专家说的让人人“平等”地享受福利，而是取消一切身份特权和依附于其上的福利政策，破除农民进城的根本障碍。

各种侵犯企业财产权、市场准入限制、打击大企业、反资本的观念，也是在阻碍农民进城。要想让农民变成城市产业工人，就必须保障企业财产权、鼓励资本积累，由此才能有更多的投资，企业多了，规模扩张了，就要招聘更多的劳动力，才能为农民在城市就业提供基础。就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医疗等服务，大幅度降低教育和医疗价格，让农民有的选、支付得起。

又是要开征遗产税，又是对企业自主经营进行各种干预，又是要反“垄断”，又是劳动法最低工资法，那企业就只有裁员了，农民就只有回老家了。

三

再看农村这一端。

农民对土地并没有产权，而是只有承包经营权，他没有办法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利用土地，他的土地没有办法形成资本并且带来资本化的收益。

在城市巨大的虹吸效应下，本来大部分农民进城了，农村许多土地闲置了，应当允许这些土地流转，交给大规模的农业公司进行机械化和规模化的利用，或者允许城市人在农村置业，由此大规模提高土地产出。然而正是由于产权限制，一方面想利用土地的人没办法拿到土地，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土地闲置。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错配。

在大城市的周边，走到三环一看，都有大量的工业用地被“保护”了起来。上海这样的城市，居然有大片大片的农业用地，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在外滩种稻子，一碗米饭得卖100万才可以，算不算机会成本？

总是担心农民没饭吃了怎么办，你把产权交给他，让他自主决策嘛，他不愿卖就不卖，愿意卖了或者租了，必然是从最有利于自身处境出发的选择，把稻田变成写字楼，然后坐在那里收租金不香吗？担心什么农民没有粮食吃呢？农民在城里打工赚来钱，买更多的粮食，难道不是更好？专家们为什么总要把农民当傻子？

再说了，粮食一直要靠大量进口的，真以为我们的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了？没有的事。去百度一下一年要进口多少大豆、小麦和猪肉，又不难。

谁要是担心粮食安全，那就自己去种地，凭什么让农民一直固守在土地上？担心粮食安全的人，更应该鼓励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有朝一日你太担心了，就去农村买一块地，过陶渊明式的生活就好了，你都不让土地流转，想买都买不到，呆在城市就不怕饿死？

农村土地允许自由流转，带来的经济福利是多方面的。

首先城市周边土地就可以盖楼了，这些农民就有资本收益了，土地供应增加，房价也就降下来了，大家也更能买得起了。

其次农村人大量进城，留下来的农民占有的土地更多了，产出当然就高了，收入也就提高了。

第三农村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城市投资，盘活现有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资本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开展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这将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粮食产量，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

第四也能解决所谓的“城市病”问题。只要产权自主，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就能达成动态的平衡，哪里收入高生活好就往哪里去，农村会产生很多农场主农业企业家，就像美国中西部大平原那样，收入高过城市白领，城乡收入差距自然就缩小了，城乡人口规模就处在一个良性的动态平衡过程中，永远都是“合适”的。

所以现在要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关键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不要做什么。要解除一切对经济的束缚，砍掉一切管制和干预措施，破除对农民自主决策的干预，让农民拥有完整的产权。提升农业产出，不是单打独斗地支持农业，而是要支持工商业，没有工商业的支持，哪里有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就要减少农民，让农民进城，变成城市产业工人。解决农村问题，不是加大对农村的投资，而是更好地发展城市。

四

至于说遗产税（专家说“遗赠税”，性质是一样的），更是不值一驳。为什么说打富济贫注定不会成功

那些主张遗产税的人，认为富二代没有经过奋斗就继承了大笔遗产，这话可能没错（当然本身就是偏见，富二代往往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遗产的来源本身就是他的先辈服务他人能力的证明。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我们没有继承大笔遗产，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服务他人的能力不强，他们是很普通的人。我们应该接受他们的普通，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后代服务他人的能力更强。

况且，这些遗产继承到他手里，并非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拥有多少财产，最终是由消费者决定的。他只有努力地服务消费者，才可能保有和增值这些财产；假如他不能很好地服务消费者，消费者就通过不给他金钱投票的方式让他的财富缩水，直至剥夺他的财产，让他由富转穷。中国人讲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的道理。

人生奋斗的意义，就是想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给他们留下更多的财富。这是普遍人性，也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之源。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财富将被没收，那为什么还要奋斗？

财富总是一代又一代人积累的结果，它就是投资的来源，推动经济进步和物质福利改善的唯一原因就是投资。现在要把上辈人积累的财富没收，这就是在打击财富创造，减少投资。我们又如何指望一个投资不断减少的社会有更好的生活？投资需要长远的眼光和产权的稳定预期，如果明知身后的财产不属于自己的后代，那就会倾向于时间偏好高的生活方式，吃干喝净，这就是在毁灭储蓄、摧毁投资，社会将陷入普遍贫穷之中。

对财富积累课征重税，还必然导致资本的撤离，一个国家如果资本不断撤离，对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决定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就是人均占有资本量，当资本量少了，收入必然下降。而它影响最大的，恰恰是农民和低收入群体，他们会直接失业，丧失一切收入。所以遗产税根本不会让穷人变富，只会让富人变穷。

即便站在国家的角度，它要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那遗产税又能征几个钱呢？美国一年才征200亿，不够塞牙缝的。本来该生产1个亿的财富的，现在只生产到遗产税的起征点以下，所以减少的税收又何止200亿？留下这些财富促进经济发展，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征收更多的税收。这账傻子都会算，所以这倒是何苦？

因此，遗产税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甚至与国家的目标，都是南辕北辙的，在经济上是毁灭性的。

它同时是反伦理、反道德的。

只消问两句话：

第一，一个人能不能处分他的财产？他爱留给谁留给谁。那如果这些财产来源是合法的，你凭什么拿走，剥夺人家的处分权？

第二，别人爸爸的钱，你凭什么用？

它摧毁家庭亲情伦理纽带，使得代际之间的传承被打破。既然我的财富不能留给孩子，我何必多生孩子，难道是为了让他们受穷？既然爸爸的财产不能交给我，而交给了素不相识的人，我何必孝敬爸爸？这就为少生和不孝提供了激励。所以这就是让所有父母和孩子都统一交由国家来照顾。它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事情，家长制的管控将随即而至，摧毁家庭这个自由的最后堡垒。

专家整天为老龄化少子化“忧国忧民”，没有愿意生了，没有孩子愿意赡养自己的父母了，礼崩乐坏了，难道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遗产税是一种没收性的税收。当然，所有税收都是，遗产税更加赤裸裸。它反经济、反伦理、反道德、反社会。社会上一些人出于嫉妒心要求开征遗产税，他们目光短浅，不懂经济发展规律，不会长逻辑链条的推理，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一个专家，却迎合错误民意，鼓吹错误政策，导致我们社会陷入贫穷，道德溃败，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