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谈改革。但是关于改革这个词，首先就应当被正确定义，否则的话，就是各说各话，甚至是打着改革的名义的逆改革。

比如对市场的各种管制、干预、罚款，如果减少了，即权力缩减了，那就是改革，反之就不是。

比如设置准入资格的行政垄断。如果市场准入资格放宽了，行政垄断减少了，我们就说这是改革；反之就不是。

比如农村宅基地和土地制度。如果农民的的土地所有权更加完整了，那就是改革，反之就不是。

比如对外贸易。让每个人都更加方便地与世界上任何人展开交换合作，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这就是改革，反之就不是。

如此种种，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变的标尺在一以贯之地衡量某种措施是改革，还是走向它的反面呢？

是产权。即自由。

凡是一项措施在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让产权趋向于更加完整的方向，即人的自由增加的方向，进而必定会推动经济进步，我们才能称之为改革。如果一项政策措施让权力增加了，也就是产权更加不完整了，人们更加不自由了，必定会导致经济衰退，那就是说到天上，也不能说它是改革。

唯一正确的税收改革是减税

最近有些人在吹风，要推进消费税改革。比如扩大消费税的税基、征收环节后移、实行中央与地方共享、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使其财权与事权更加匹配等等。

那么这是改革吗？

我们从产权角度就可以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唯一正确和体面的税收改革，就是减税。如果通过改革，税收减少了，那就是改革。

税收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性征收，就是对产权的侵犯。政府就是依靠税收而存续的。税收多，就是权力扩张；税收少，就是权力的缩减。增加税收必定打击财富创造、减少资本积累、减缓经济进步速度，伤害每一个人的福祉。这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学定律，是任何一个学派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任何一个人无法否认的基本常识。

那么正确的税收改革，当然是减税。减税有很多种方式，税基式减免，税率式减免，退税，都是正确的方式。税基和税率都没变，但是征管很宽松，即有很多“漏洞”，其实也是实质性减免。

两个国家税率一致，但是一个有很多“漏洞”，一个掘地三尺，那么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就说有“漏洞”的那个经济自由度更高，就更能吸引投资增加生产。

如果看起来税率降了，但是征管更加严格了，“堵塞漏洞”了，那就是成了实质性增税。税收“漏洞”这个词，本来就有强烈的统制主义意涵，它预设的前提是你的财产都是人家的，本来就不属于你，你本来就欠人家的，否则何谈“漏洞”一说呢？

让税收变得尚可容忍的，恰恰是因为它还有很多“漏洞”。如果一点“漏洞”都没有了，那谁都活不成。

但是很遗憾，现在全世界的所谓税收改革，都在走向反面。要么是在提高税收：从历史大势看，过去在封建帝王时代，税收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现在是什么呢？看看各国的所得税税率就明白了，还不算各种各样的社保税、流转税、财产税、收费；美国在二战期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惊人的94%，那就基本相当于全额没收了。要么是在堵塞漏洞： “美国死神” IRS有最强大的监控系统，让你的每一分收入和花费都逃无可逃；耶伦还在全球实行最低税率，谁要是在别国交的少了，美国政府要按照差额补回来，把“漏洞”堵的死死的。

高额的税收打造了一个“全能政府”，形成了一个“福利+战争型”国家，这是民主共和时代的悲哀。

消费税，与低收入阶层无关吗？

许多人认为消费税就是对高消费的征税，高消费的人，必定是高收入的群体，所以与己无关。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不是。

消费税是税收的一种，那么税收所具有的一切负面效应，它都必然有。它打击生产，扭曲生产结构，具有再分配效应，将资源从民间集中到国家手中，减少最终产出，降低生活水平。这些影响，消费税当然一个都不少。

而消费税还有其独特的特点。

首先，消费税是什么？

消费税就是对富裕生活的宣战，就是对人们改善生活设置障碍，就是在法律上歧视富人。

富人的超前消费，奢侈品消费，对社会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富人通过超前消费，在不断地拓展消费领域，引领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富人在超前消费的过程中，实际上承担了“小白鼠”和“探路者”角色，他们通过对某种奢侈品的消费，不断地向生产者发出信号，让他们提升产品和改进服务。

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就会不断地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让奢侈品不断地变成必需品，让穷人也买得起。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将奢侈品不断地变为必需品，促进了民众物质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

手机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抽水马桶电热水器等等，哪一个在过去不是奢侈品呢？哪一个不是富人率先使用，然后企业不断扩大生产降低价格，令其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呢？

如果不允许富人的奢侈消费，穷人就更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对这些奢侈品课征高额消费税，逻辑上就是让人们回归原始的落后的生活方式。

消费税的内核中，有一股浓浓的劳动价值论色彩，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反享乐和禁欲思维。它把人提升生活水准和向往享乐，当成一种反动，要求每个人都应当过那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只有劳动才能让自己得到救赎和满足。他们从来回答不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只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成了一种罪过？

消费税还内涵了一种专制主义的强烈思维，它在教导人们，什么样的生活消费才是必须的、应该的，什么样的消费就是奢侈的、不应当的，凡是不按照他们价值观行事、高于他们认定的标准进行生活的人，都是应当被打击的对象。

一个人喜欢如何消费，是一个主观偏好问题，你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认为什么样的消费是好的，什么样的是坏的呢？除了主观武断，还能有什么？

按照消费税的内在逻辑，把每个人都变得穷困潦倒，只为了吃饭而活着，才是正确的。那就是把人变成了猪。

熟悉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节欲”的、储蓄主义的。消费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不能拉动经济，事实上它在消耗财富，很显然，一件东西消费了，它就没有了。如果生产的东西全部被消费，那就没有经济进步的可能。只有产出大于消费，即节制欲望做出当下牺牲，才能增加投资，提升未来生产，使未来的消费更大。

消费是生产的结果，只有生产增加了，消费才能增加。所以消费的旺盛是生产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是把现象当原因，是思维混乱的因果颠倒。

但是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反对消费。

首先从伦理上讲，一个人自己的财富，爱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这是他的产权范畴。其次，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否则生产它干嘛呢？生产增加而消费增加，正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没有人会反对。一个人也不可能不消费，人总是有正的时间偏好，要想活到明天，他必须首先活过今天。再次，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储蓄和消费，反映了他的时间偏好水平。每个人，一个社会，总有它自然的时间偏好率，任何通过外力手段强制改变时间偏好、即储蓄与消费比例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其次，消费税增加了政府收入，减少了民间资本，扭曲了生产结构。

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任何税收都将造成这个后果。

巨量的税收堆积起一个大项目，让许多人看着热血澎湃；有些人还从所谓“经济大局”出发，天然地具有凯恩斯主义的思维：就业不行了，收入下降了，就要求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搞大工程大项目，这样的话，就能安排很多就业，提高工人工资。

但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这些钱来自哪里？来自于对民间的征敛，减少了市场资本存量。那么很明显，这些钱如果留在民间，能安排更多的就业，更快地提高工资率。国有项目中的浪费、腐败、养闲人，不用过多论证。

大型“公共投资项目”，引发了生产结构和价格结构的严重扭曲。因为政府总是最具购买力的，它花钱大手大脚不心疼，于是把稀缺的资源从消费者迫切需求的用途中，转移到它的目的之中，用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资源就变少了。它的购买行为又推高了资源和商品的价格，使价格结构发生紊乱，其代价将由所有人一并承受。

因此其本质并不是投资，而是某些人的一种消费行为——用大家的钱给自己放一个大烟花。

如果真的无路可走，那么宁愿把收上来的税直接烧掉，其实就是把一部分财富直接毁掉，都比把这部分财富经由政府之手再花出去要好一点。因为这就是把征税和开支这两种对经济的双重伤害，减成一种。这样能减少生产结构的扭曲，减少人们对政府的依附，减少其权力的扩张。

从消费税的角度看，其对生产结构和价格结构的扭曲还表现在，资源将从高税收的行业，转移到低税收的行业。由此，低税收行业的供给增加，高税收行业供给减少，由此造成供求结构发生扭曲，低税行业供给过剩，价格下降，从业者收入降低，而高税行业价格上升，但规模缩减，从业人数减少，人们想要改善生活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总之生产结构被人为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双重受损；利润高、收入高的奢侈品生产者减少了，利润低、收入低的生产者增加了。也就是，低收入阶层人更多了，整体生活水平降低了。

再次，消费税并不能转嫁给消费者，它最终将降低所有人的收入水平。

对消费税这种流转税最大的误解就是，它最终将转嫁给消费者。那么消费税是对奢侈品征税，所以都是高收入阶层承担的，与自己无关。

这是完全错误的。

所有税收都无法向前转嫁，即转移给购买方，而是会不断向后转嫁，即最终转移给原始的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

将“向前转嫁”学说的逻辑贯彻到底，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生产者将税收转嫁给了消费者，消费者必定是生产者，于是消费者又将他的税收转嫁给了雇主，这样无限循环下去，似乎没有人在承担税收。

我们举个例子，例如现在要对私人游艇征收高额消费税。

这个税收是买游艇的富豪承担的吗？

并不是，它是由游艇的生产者承担的。

首先，如果税收可以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可以提高价格让消费者买单，那么生产者为什么要等到加税时提高价格呢，他为什么不直接提高价格？

税收是企业的一项成本，价格不是由成本决定的，价格取决于消费者的评值。也就是说，一艘游艇之所以卖了5000万，是因为消费者对它的评值就是5000万，有没有税收它都值这些钱。那么很显然，这些税收就是直接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即由企业承担的。换句话说，假定消费者需求表不变，那么这些税收本来是企业的利润。

是消费者的评值决定了最终消费品的价格，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会传导到生产它的资本品的价格。也就是预期的价格决定了投入多少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了价格。如果成本决定价格，就没有亏损这回事了。

其次，当税收提高，价格就提高，这不是税收转嫁给消费者了，而是由于税收的提高，企业成本增加，那么这些税收直接侵蚀了企业利润，导致边际生产者无法生存而退出了供给者行列，由此减少了供给。假定消费者需求表不变，供给的减少必定提高价格。

这当然会带来另一个效应，即奢侈品的生产减少而价格更高，也就是，更多的人无法改善生活了。

第三，由于税收的提高，企业利润空间下降，边际生产者退出了供给者行列，由此，生产者对上游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价格降低。

这时候，游艇生产需要使用的专用要素，将价格剧烈降低，收入剧烈减少。因为游艇需求下降了，生产少了，当然，用来生产游艇的专用要素，也就没人要了，价格剧烈下降了。

而生产游艇所要使用的大量非专用要素——例如钢材，不光能生产游艇，还能生产许多工业品，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是非专用要素——由此也会由于需求量减少而价格下降，收入减少。

而钢材这种资本品，以及所有用来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是怎么来的呢？必定是从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种最原始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再加上时间，而转化而来的。

这意味着，铁矿的价格降低，矿主——土地所有人——收入下降；生产铁矿的工人，收入也下降。当然，与此相关的所有产业链的土地资源所有人和劳动者，收入都随之下降。

很简单的道理：你打击游艇的生产，造成游艇及其上游资本品的生产减少、价格下降。但是生产游艇、以及生产钢材的人是谁呢？恰恰是低收入群体的工人。

所以我们说，税收最终会转嫁给谁呢？转嫁给了原始生产要素，即土地和劳动者，即土地所有人和劳动者的收入下降。

因此，消费税实际上是一种“所得税”，是对收入征税，最终造成所有人收入降低。

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绝对不是与你无关。

不扩大消费税，地方上的事情咋办？

现在有人说，地方政府要干的事情那么多，你不给它扩大税基，增加政府收入，它要怎么办呢？

那就不办。

为什么你首先想到的是地方政府应该干很多事，这才是问题。为什么你不去想，应该减少分成，即从总体上减少税收，却想的是在保证上面的收入不减少的情况下，增加地方的收入，即增加总的税收，这才是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承担的大量事务，本来就不是它应该管的，本来就应该退出的。当地方政府退出市场时，市场的活力就起来了，征敛变少的时候，民间资本就积累起来了，真正的投资就上来了，民众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政务大厅人满为患，并不能证明地方政府的事权有什么重要，更不能证明应该增加政府雇员。这个事情只能说明，他们对经济的干预太多了，对人们的行动处处设限，人们不找他们就寸步难行。所以应该做的是，砍掉对经济的干预，让人们在产权范围内自由行动。

这个世界上需要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并不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来都是市场的事情。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说的就是这意思。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政府的职能应当仅限于保障产权，维持社会治安。

政府干预从来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手段。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这并不是否定政府的功能，而是在说，它有自身的职能界限，任何跨越这个界限的对市场的干预，都必将走向侵犯产权、破坏社会和平合作的方向——即走向它自身职能的反面，是一种自我否定。当古典自由主义者说，硫酸不能用来洗脸的时候，这并不是否定硫酸的功能，而是在说，拿硫酸来洗脸并不能达成洗脸的目的，反而会毁容。

而按照私产契约型社会的观点，当今政府所承担的安保、司法等职能，当然也可以、也应当和必须市场化。

所以，那些整天鼓吹要对政府进行问责、希望它多承担责任，进而必定会增加税收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伪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