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种民间言论，开始呼吁离境税、富人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一系列税种，甚至在一些文件中，都有增加直接税，减少环节税的未来政策主张。

2020年5月1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意见》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是中国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所谓“直接税”相对于“间接税”指直接向个人或企业开征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间接税”则指增值税、消费税等。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种税收的调整，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所有税收本质上都可以视为对资本的征税，因为无论是直接从储蓄中支付还是通过减少潜在储蓄来满足税收要求，税收最终都会影响社会用于投资的资本量。

但是，具体的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比如，对当前收入征税与对累积资本征税就有所不同。

当前收入的征税，虽然减少了可供消费或投资的当前收入，但其主要后果是，人们会变得更穷，比如个税提高，那么人们的实际可得收入会减少，这时，人们通过调整他们的消费和储蓄习惯来适应这种变化，他对社会资本量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

相反，对累积资本征税，特别是那些积累用于购买工具、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源的资本，会直接减少可用于未来生产的资本存量。

这就是企业所得税的后果，企业所得税的提升，是直接减少企业可投资的金额，

这种税收形式不仅减少了当前的资本存量，还抑制了新的资本积累，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生产力造成了损害。

当政府通过征税消耗社会的资本存量时，实际上是在损害社会的未来生活水平和经济潜力。

当然，我们得清楚一个事实，即使在市场选择中，人们可能会因时间偏好而自愿消耗资本以改善当前生活条件，这种选择取决于个人对当前与未来满足的权衡。

赚了钱，是去会所泡嫩模还是投资扩大生产，是每一个企业家自己权衡的事。

然而，当政府通过税收强制消耗资本时，这种权衡被扭曲，导致了无法通过市场决策正确反映的社会资源配置。

这不仅降低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还可能造成社会财富的长期下降。

对累积资本（大部分是企业储蓄）征收的高税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相同税率对当前收入的影响，因为它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基础和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我写过两篇文章，论证了增值税（环节税）其实就是与企业所得税是一回事，都是向企业征收的税收

接下来，我将分析各种税的后果：

1) 对无偿转让征税：遗赠与赠与

接受赠与和遗产的行为确实从本质上与通过当前生产活动获得收入不同。

赠与和遗产代表的是资本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因个人生产或劳动而直接获得的报酬。

因此，对这些转移征税实际上是在征收资本税。

遗产税作为对资本的直接税收，具有特别的破坏性。

它不仅涉及到相对较大的金额，而且会在资产从一代传至下一代的过程中反复征税。

这样的税收会削弱人们积累和保存财产以供后代继承的动机，因为知道最终这些财产会被重税，人们可能会减少储蓄或寻找其他方式以避免税收。

2) 财产税

财产税是一种基于财产价值，也就是一个人积累的资本来征收的税。最常见的税有房产税、资本利得税、企业所得税等。

这种税依赖于对财产价值的评估，税收是根据这个评估值来征收的。

但因为财产通常不会真的被卖掉，所以很难准确评估其价值。

因为所有的评估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评估过程会产生大量的衍生问题，比如裙带关系、合谋或贿赂。

财产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财产本身相关，而不是财产的所有者。

这导致了一种称为税收资本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税负会通过市场转移。

例如，如果社会的时间偏好率或纯利率是5%，这意味着所有处于均衡状态的投资的回报率应该是5%。假设某个财产，比如一栋价值100万的房子，在征税前每年可以为所有者带来5万的收入。

如果现在对这栋房子征收1%的年财产税，房主每年需要支付1万的税费。

那么房主的年投资回报将降低到4万元，净回报率变为4%。

显然，如果其他地方能获得5%的回报，那么人们就不会投资于只有4%回报率的投资。

房主无法通过增加租金来转移财产税。财产的收益是由其潜在的生产率决定的，财产税并没有增加其盈利能力。

相反，财产税实际上降低了该财产的资本价值，以确保所有者仍能获得5%的回报率。

为了使投资回报率保持在5%，市场会自动调整财产的资本价值，导致这套房资本价值下降到83万人民币，这样未来的回报率才能保持在5%。

随着时间的推移，财产价值下降的影响主要会转嫁给地产所有者。如果在中国，那么，最后影响的就是政府土地出让价格。

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推出房产税的关键原因。

财产税是对一种资本品或一系列资本品征税，而资本品的收入可以分为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

资本价值的下降会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果特定财产生产的工资降低，工人会转向工资较高的岗位；资本家也会寻找利润更高的投资领域。

因此，工人和企业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财产税的影响。

当然，由于资源的强制错配，消费者也会遭受损失，但地产所有者承担了主要的税负。

税收资本化的过程主要适用于对地产征税。

这个影响的过程如下：

税收主要落在最初的地产所有者，即最先被征税的人身上（在中国即减少政府卖地收入），然后，只要有人购买了土地（房产），就必须每年支付税款，这是一种无法转嫁的负担。

他们还会因为资本价值的降低而遭受损失。例如，如果你拥有上述房屋，你不仅每年需要支付8300元的税，而且他的财产的资本价值也从100万元降至83万元。。

当你决定出售这栋房屋时，原来价格100万的房子，在征收房产税后，你只能卖到83万，你损失了17万。

对于接下来的买房者来说，情况如何呢？

如果他们以8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房屋，并且获得了稳定的5%回报率，尽管他们每年继续向政府支付8330人民币的税，但这笔税收的预期已经被市场资本化，即在确定其资本价值时已经考虑进去了。

这样，未来的所有者实际上将财产税的负担转移给了原所有者；他们并没有真正“支付”这笔税，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承担这种负担。

公寓卖得便宜，买家并没有承担公寓的税收，而是由地产商，最后由出售者承担了这笔税收。

所以，公寓如果作为消费品，其实是一个值得购买的产品，只要其消费属性好。但是，当公寓升值后，你要卖掉，这时，就有另一种巨额的交易税等着你，这时，增值部分就被政府拿走了，你作为房主就是受损者。

所以公寓这种高税收产品，是不能成为投资品的。

即使政府不是土地的出让者，（中国政府现在是土地的垄断型唯一的购买者），是农民可以直接出售土地，房产税最终也将转嫁到土地出让者身上。

然而，土地的原始所有者会因为财产税而减少收益。

尽管财产税没有直接增加未来所有者的负担，但它确实将财产的资本价值压低到自由市场水平以下，限制了对这种财产的投资。

不同地区之间的财产税差异会导致资源从高税负地区流向低税负地区，这样的资源重新分配扰乱了生产布局，远离了最大化消费者满足的理想状态。

3) 对个人财富征税

这种税是直接对人征收的，而不是他们拥有的物品，它是根据个人拥有的净财产（也就是财产总额减去债务）的一部分来征税。

虽然弃籍税没有征收，但那些鼓吹弃籍税的人心里想象的就是这种税。

因为这种税是从定期收入中扣除的，所以它会减少私人手中的资金，降低储蓄和投资的意愿；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积累的资本直接征税。

税收的具体数额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情况和资产的评估。

举个例子，如果有两个人，张三和李四，每个人都有1000万元的财产。

假设张三一年能挣100万元，而李四（可能因为退休或其他原因）一年只挣10万元。

如果政府决定对个人财富征收10%的税，张三可以从他的收入中支付100万元的税，而他的总财富不会减少。

另一方面，李四需要卖掉一些资产来支付税款，这样会减少他的总财富。

很明显，对财富征税给积累的财产增加了重大的负担，这种做法将严重影响资本的积累。

没有什么比对资本积累的惩罚更能迅速促进资本的消耗和普遍的贫穷了。

正是我们积累的资本让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水平超越了古人，对财富的征税将快速消除这种差异。

财富税不能通过增加财产价值来抵消，这意味着市场不能像对待财产税那样，在遭受初始打击后减轻或缓解其影响。

4） 累进税

累进税制是世界上引发争议最大的税种，累进税制意味着高收入者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收。

很多人支持这种制度，认为它有助于收入平等。

累进税一般认为有三个问题：

1、它减少了社会总体的储蓄量，因为高收入者被征收更多的税，他们的储蓄量就会减少。

2、累进税制抑制人们工作和赚钱的动力，因为边际税率的增加降低了额外收入的净收益，既然我赚得更多，收税就更多，那我何必要赚这么多？

累进的方式，其实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累进的税率。

比如香港、新加坡也是累进税率，但最高税率仅15%左右，而在美国达到了30%以下，而在欧洲和中国，最高税率达到了50%左右。

累进性和税负的绝对水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税负水平，越是更加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税率越低，也就越能吸引收入高的人才，也能让整个社会人人都更倾向于更加努力创造财富。

4） 土地闲置税

还有一种税收是闲置税，比如欧美国家经常有一种税，就是你买的房子如查没有租出去，或是没有自住，那么就要收税。或是中国某些城市有的房产税，只要一个人拥有了多套房，就要多征税。

闲置税理论认为，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应该为社会所有，而个人通过投机保持土地闲置，是对社会的一种损害。

然而，这一理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经济原理：

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稀缺性意味着并非所有土地在任何给定时间都能被有效利用。

边际以下的土地必然闲置，因为将劳动和资本投入到这些土地上的回报低于将它们投入到更有生产潜力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的闲置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它只是说明了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有限的资本，必然要投入更有回报的领域。

即使是那些囤房子的人，他们囤房的目的是为了增值，他们是未来地产的供给者，用税收阻止他们囤房，未来房价高企时，市场上的供给者将会减少。

他们是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赌未来的房价上升，他们希望成为未来的供给者，如果失败，他们就将付出代价，比如2020、2021年的囤房者。

囤房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家行动，他预见和判断未来的土地评值会增加，是要承担风险的。

当然，这里要排除那些利用通货膨胀效应增加负债的囤房者，他们的盈利不是来源于对房价未来的评估，而是来源于对通货膨胀对债务的消解程度。

5）增值税、消费税

增值税和消费税，都是面向企业所得进行的一种税收，但他区别于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根据企业利润进行征收的，而增值税和消费税是针对企业营业收入进行征收的。

对企业征收增值税，意味着，企业只要将产品卖出去了获得了营业收入，就必须交增值税，不管亏损还是盈利，这就使得企业当下的资本就受到了损失。

比如，一个企业第一年投资1000万运营一个项目，1000万全部用作了运营费用，当年销售了一个亿的产品，并且承担了1000万的增值税，假设企业的税前毛利就是1000万，这时，交完税后，企业没有一分钱利润，并且前期1000万投资全部消耗殆尽。

这时，这家还没有赚钱的企业，当下的资本就要被增值税全部征收了。

如果只征收所得税，那么，企业仅需交纳净利润的相应税率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留存一部分资本进行明年的发展。

因此，严格征收高额的增值税，对创业者来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打击。所以中国虽然实施了增值税，但中小企业，基本上按很低的增值税率征收，否则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创业。

不要说盈利，等于企业家投入的资本很快会在高额的增值税面前消耗一空。对应的是美国亚马逊曾经长期指未交税，因为很长时间处于亏损状态，因为他们主要的税种是所得税。但他们有没有交税，其实是有的，是交了销售税，由于销售税主要是州政府在征收，所以联邦政府层面会说亚马逊没交税。

欧洲之所以中小企业数量少，创业者数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高额的增值税，欧盟各国增值税从15%-27%，非常可怕。

简单来说，增值税会一直侵蚀企业的原始资本，让创业变得无比痛苦。

总结：

一个地区的繁荣，来源于资本积累。

只有资本不断积累，才能增加资本品，提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在提升劳动者收入的同时，让消费品价格变得更加便宜。

税收最为严重的事，就是对资本的打击，让资本的积累变慢，最终不利于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

简单统计一下，即可知道，每一年全球政府征收的税收高达三十万亿美元以上，二战后七十年间，全球政府征收的税收高达几百万亿美元以上。这些巨额资本如果用于市场，将会让繁荣程度不可想象地增加。

比起战争，税收对资本的破坏性更为强大。

那些天天呼吁要加税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正在呼吁毁掉繁荣，毁掉下一代。

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呼唤干预就是自杀行为

一个生产者，才是一个真正的消费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消费，以满足生存所需，其前提条件是先生产。

在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情况下，这种情况可以很清楚地展示出来。你生产了一些小麦，他生产了一些苹果，你们俩想交换，以使双方都既有小麦又有苹果，改善各自的生活条件。你总是先生产出小麦，用这些小麦来支付苹果的费用。

在货币经济，即间接交换的情况下，货币是最适销的商品，可以用来购买任何商品，于是人们生产出财货后，先换成货币，然后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货币使得交换范围大大拓展，避免了直接交换的“双重巧合”（你正好需要苹果，他正好需要小麦）问题。但是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你仍然要先生产出商品，才能换成货币，继而才能换其他商品。

所以，先有生产，后有消费。

因此我们说，一个生产者，才是真正的消费者。否则你没有支付手段，拿什么消费呢？

只有一种情况下，人可以不用生产就能消费。那就是掠夺。你们生产出东西了，我凭借强制力拿走一部分或者全部，然后用来供自己消费。现代社会，我们称之为税收。用税收来支付自己日常消费的人，就是食税者，或者叫税金的净消费者。

还有这种情况的一个变种，那就是印钞。如果是诚实货币，那么你的储蓄，是先前生产、缩减消费的结果；但是没有诚实货币做支撑的信用媒介，是不用生产和节制消费的，要多少可以有多少，拿着它就可以从生产者手中“买”走商品供自己消费。

所以通胀是最大的税收，极其隐秘而阴险的那种。

先有生产，后有消费，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就可以把凯恩斯主义的胡言乱语釜底抽薪地彻底驳倒。

他们说消费不足，是说已经生产的财货有一部分不能消费，原因是人们不愿意消费，或者因为穷而不购买。一旦大家都不花钱消费了，工厂的东西不是卖不出去了吗，不是要倒闭了吗，工人不是要失业了吗？所以要刺激消费。

这就是单细胞生物思维。

人们不购买某些商品，“消费降级”了，恰恰是因为生产遭到了破坏，使大家没法生产了。没法生产了，失业了，换不来钱了，拿什么消费呢？要么就是生产缩减，收入下降了，那就必须把有限的钱用在最迫切的用途上，防止未来的处境更差，表现出来的就是“消费不足”了。

这很好理解，三年疫情后，资本消耗，许多企业破产了、人们失去工作了、收入下降了，所以他没法生产——换不来钱——也就没法消费了。

生产出问题了，你却一直刺激消费，那不是南辕北辙吗？手里本来就没货了，你还一直处心积虑把六个口袋都掏光，那就是毁灭资本，有今天没明天，这不是害人精吗？你说那样的话GDP好看，可是GDP有个屁用，谁会看着GDP安排自己生活啊？现在GDP好看了，以后还过不过呢？再说了，人都不傻，你也刺激不起来的。

而生产的东西之所以卖不出去，“产能过剩”了，同样的原因是生产遭到了破坏，因此生产了一大堆消费者并不需要的东西，消费者并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由于他们想买其他满足需求的商品。

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企业家又不是傻子，不可能看着东西卖不出去还一直生产。那么其原因，必定是干预主义的结果。

比方说发补贴或者扩张信贷，那些企业为了拿到补贴或者信贷资金，就不断地扩张生产。但是消费者并不需要那些东西，或者需求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过剩了。而他们的扩张生产，将稀缺资源被吸引了过来，导致其他行业资源更紧缺，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的负担更重了，所以更没钱买了。于是就“倒奶杀牛”了。

说消费者穷而不购买，因此要通过立法手段提高工资，以让他们买得起。这更是错的离谱。要想让工资率上升，办法照样是，不要破坏和干预生产，资本积累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率就上去了。你立法提高工资率，恰恰是在破坏生产，侵犯企业和劳动者财产权，减少资本积累，只会导致更多的失业和工资率的下降。

因此这就是错置因果关系，把工资率的上涨看成经济进步的动力。事实上恰相反，是经济进步促成了工资率的上升。

生产，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消费，只是生产活动的自然结果。误解，或者故意颠倒其中的因果关系，导致了无数经济灾难。

先有生产，后有消费，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一个人，必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市场中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双重身份。

为什么这个道理很重要？

因为正是对这个基本的道理不理解，导致了一系列的管制和干预主义政策的出台。

所有管制和干预政策，都有一定的观念基础。权力不是唯物主义的枪炮，它总是服从于舆论的。你呼吁得多了，政策自然就出台了。现在的政策，就是前些年人们不断呼吁的结果；现在的呼吁，在未来就会转化为政策。

当你是消费者的时候，你总想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商品，把物价的上升归咎为无良商家“哄抬物价”，因此要求管制物价。

物价管制的后果，就是打击生产，减少供给，刺激需求，人为制造稀缺，最后谁也买不到。最严厉和最彻底的物价管制，会导致一种商品从市场上消失，转为黑市。较不严厉的物价管制，会消灭价格信号，导致最迫切的需求者买不到，而不迫切的需求者大量囤积，这是资源配置的严重混乱。

但是注意，当你是生产者的时候，你马上态度就截然不同了，你会希望价格越高越好。你会呼吁国家对外国廉价商品加征关税，以保护自己的高价；你会希望国家出台最低工资法，维护自己的高工资；你会要求成立工会，把那些非工会成员排斥出去；你会要求授予垄断特权，在免于竞争的情况下维持自己的利益。

你甚至会抱怨，这些消费者怎么一点都不爱国，不喜欢GDP，为什么不“把钱花光为国争光”？

现代社会的各种干预主义举措，大多是维护生产者的利益的，因为生产者会结成各种压力团体，向当局施压，让其出台上述各种措施，维持自己的高价。

于是现代国家最自相矛盾的做法出现了：它既向生产者承诺高价，又向消费者承诺低价。这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事情。

很显然，任何对生产者的保护措施，都是在保护低效的生产，否则它何需保护呢？因此，这必然是资源的错误配置，从高效率的生产转向低效率的生产，因此供给减少，消费者选择变少，不得不承受较高的物价。简要说，这就是让所有人变穷。

更重要的是——再重复一遍——你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你以生产者的身份组成压力团体享受不当利益的时候，其他人也不傻，都会这样做。资源配置的扭曲，供给的全面减少，物价的普遍上涨，会让你以生产者身份得到的利益，在以消费者身份购买时被抵消。

反过来说，当你作为一个消费者身份呼唤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时，你作为一个生产者就必然受损。

所有人都这样呼吁，结果就是人人受损。

美国、欧洲、香港，为什么工资看起来很高，但是生活成本高得吓人，导致高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并不高？就是因为，每个行业都在以生产者的身份呼吁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排斥竞争。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同时是一个消费者。

这种做法的终极结果，就是把一切都管起来了。到那时，一个全盘控制的计划体制就此形成，每个人都服从命令听指挥，像一头驴子一样在皮鞭下生产，然后像一只狗一样奴颜婢膝地乞求消费。

记住，你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每个人在市场中都有双重身份。你在为别人而生产，别人也在为你而生产，你消费别人的东西，别人也在消费你的东西。那么不论你呼吁什么样的管制，长期结果必然是受损的，降低自己的福利水平。而且，呼唤强制力侵犯产权、阻碍自由交换，这是动摇社会合作根基的反社会行为，这将导致社会道德溃败，人人觊觎他人的财产并且心安理得，结局就是抢劫和被抢，杀人和被杀。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每个人都尊重他人的产权，崇尚自由交换，维护自由契约，学会自我负责，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强制力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平合作的美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