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正身处一座宏伟的博物馆里。

在博物馆的“第一展厅”，陈列着政府干预经济所取得的种种“伟大成就”。这里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雄伟的大坝，普及的公立学校，还有无数精妙的组织设计和工程壮举。不论好坏，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它们似乎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运转。墙上的铭牌和海报自豪地宣称，国家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它们还列举了政府为自由市场的增长所做的种种贡献。

穿过走廊，我们来到博物馆的“第二展厅”。

这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展厅”。这里原本应该展示那些可能出现的贡献，但它们在诞生之前就被高昂的税收或严苛的法规扼杀了。这里本该有成千上万种新的医疗发明、更好的学校，甚至是更多的财富和工作机会。然而，它们还没来得及开花结果，就被政府的大脚踩碎了。

你会发现，大多数参观者都选择去游览那个展示“现有成就”的第一展厅，而对那个展示“可能成就”的第二展厅视而不见。这种迷信国家干预的思维模式，只关心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眼前存在的事物。他们很少反躬自省：如果让人们自由发展，这个世界原本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一座由政府出资修建的桥梁。

假设这座桥梁花费了纳税人 7000 万美元。这笔开支意味着，消费者原本可以投入到经济中的资本，至少减少了同等数额。虽然桥确实建好了，甚至在建设过程中可能还创造了一些临时工作岗位——正如那些干预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但这些只不过是经济增长中“看得见”的碎片。这就是所谓的“看得见的经济”。

相反，那个“缺席的经济”，也就是我在博物馆里说的那个空展厅，则是由成千上万个原本会发生的个人决定组成的。

如果这 7000 万美元没有被政府拿走，人们原本会用这些钱进行各种投资和消费。政府把钱从消费者手中拿走，实际上就是直接剥夺了他们在当下做出更有价值决定的能力。

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Mises）所指出的，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旨在为自己争取主观上更好的境遇。国家对资源的重新分配，不仅仅是简单地转移了资金，更是摧毁了人们原本的目标。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政府决定修这座桥，往往不是出于当下的经济必要性，更多时候是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阻碍认知的四堵“心墙”

要让那些否认“缺席经济”存在的人听懂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理解他们面临的心理障碍。这就像一堵厚厚的认知墙。这堵墙由四种关键的心理现象构成。

第一根支柱是“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

这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倾向。无论现状是否完美，哪怕它并不是最优解，人们也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去尝试未知的替代方案。对于迷信国家干预的人来说，现有的系统是“已知”的，所以他们觉得它是稳妥的。

第二根支柱是“锚定效应”（Anchoring Bias）。

这种偏见源于人类倾向于“锚定”在他们接收到的第一条信息上。由于政府往往是第一个提供某些服务的机构——无论是邮政、道路还是教育——所以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中，政府就与这些服务“锚定”在了一起。当自由意志主义者建议我们实行道路私有化时，对方听到的不是“更优化的交通方案”，而是要摧毁他们认知中唯一的“道路”形式。对他们来说，任何替代方案感觉都像是一种损失，而不是潜在的收益。

第三根支柱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和“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这一领域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卡尼曼的理论，损失带来的痛苦感是收益带来的快乐感的两倍，比例约为 2:1。这本质上意味着，在心理层面上，失去某种东西的痛苦是获得同等东西的快乐的两倍。

因此，我们要说服一个干预主义者接受——比如说——完全的医疗私有化，他们必须相信“看不见的”收益会比现有的社会化医疗高出巨大的幅度。遗憾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在我们那个理论博物馆的空展厅里看到这些收益，他们就会默认选择他们“看得见”的那个次优系统——也就是政府主导的系统，从而避免感知上的损失。

第四根支柱是“系统正当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SJT）。

这是面对计划经济支持者时最难逾越的一道墙。这根支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对博物馆里“看得见”的那个展厅产生非理性的情感依恋。SJT 的主要先驱约翰·T·乔斯特（John T. Jost）认为，为现有系统辩护具有一种“止痛”功能。

让人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正、低效率或强制性的社会中，在心理上是非常痛苦的。因此，个体会对那座造价 7000 万美元的桥梁或失败的公立教育系统进行“合理化”。这种人不仅仅是无视了那个看不见的展厅，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合理化，以此作为一种心理防御，避免去面对“税金被浪费”和“潜力被扼杀”这两个残酷的事实。

试图设计社会的“致命自负”

集体主义者思维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他们总是需要自由市场提供实证证据。这本质上是在索要一份根本不可能被打印出来的蓝图。

当然，如果你站在保守派的立场支持非自由市场，辩论起来会容易得多。因为在这个受管制的经济体中，你是被允许存在的，你也有统计数据可以提供。

然而，对于一个有原则的、绝对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当我们为真正的自由市场辩护时，我们的证据主要基于“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也就是人类行为的逻辑。但这正是对方拒绝接受的。正如前文提到的“禀赋效应”，我们没有任何统计指标可以用来对比社会化经济与自由放任经济（Laissez-faire）的成本收益，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的主张斥为纯粹的理论空谈。

著名经济学家 F.A.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一书中指出，许多社会主义者相信，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周围的世界。这不仅仅是哈耶克的一家之言。美国福利国家之父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发明”必须取代“自然进化”，正如他那句名言所说：

“个人统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是社会将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塑造自己命运的时候了。”

鼓吹这些理论的人，往往认定自己的智慧高人一等。他们认为自己比整个社会复杂的运作机制更聪明，认为只有他们才能通过从根本上重组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

说得直白一点，这些集体主义者缺乏谦卑。他们不愿承认，他们个人的智慧并不优于数十亿人类共同努力的总和——这数十亿人都在同一个系统中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努力。这种优越感甚至可以被实证数据证明：研究发现，在极端主义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 100% 正确的；而在温和派中，这个比例只有十五分之一。

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发现，既适用于保守派，也适用于自由派。

然而，我们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是最具“智识谦卑”的立场。我们不僵化地声称经济可以被完全理解、计划和执行，也不认为可以随意塑造社会以适应未来的目标。相为什么证明自由市场这么难？

行动学研究 2026年3月10日 23:47 广西

以下文章来源于逻辑大于立场 ，作者梁洋睿

逻辑大于立场.讲逻辑，是探寻真相的利刃；讲立场，不过是固步自封的枷锁。 反，我们承认市场的无限复杂性和不可知性。

当国家主义者声称知道什么对我们所有人都最好的时候，奥地利学派则承认：我们不仅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甚至连尝试做决定的数据都不具备。

结语：我们要往何处去？

至此，我们已经剖析了干预主义者拒绝接受真正自由市场理念背后的心理原因。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他们的信仰，比如环境形成的道德标准和平等主义思想等等。但这篇专栏的主要目的不是探讨社会学条件，而是揭示我们在沟通时面临的认知障碍。

我不敢声称自己有破解这些心理偏见的完美方案。我只是希望，未来的辩论者在试图击败政治对手或说服摇摆不定的人群时，能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只有深刻理解那些困扰着我们要说服的人的深层偏见，我们才能提出他们真正能够听得进去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