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知识分子和专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闭嘴

经过经济学思维训练——尤其是奥地利学派这种理论最透彻、逻辑最缜密、最一致、最彻底的真正的经济学——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拥有一双“火眼金睛”，可以通过一个人对事件的看法，迅速判断出他到底是热爱真自由还是假自由，到底是一个真市场派，还是伪装的socialist。

比如于建嵘。

我当然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和社民派知识分子，全世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这款的。我并不想跟人辩论，也不想说服谁，人都是靠自己说服自己的。只是，最近我在微博上谈到沙滩的产权问题时，他冒了出来，说“沙滩涉及公共利益，应当对产权实施限制”，然后他又在鼓吹什么“美丽乡村”和“粮食安全”，所以就忍不住怼他几句。

于建嵘说:有些资源涉及到公众利益，需要有超越私有和公有这类安排。比如争议的海湾，可以将产权转让，但应该有对公众开放、收费标准等附加条件。当年我在法国调查发现，他们的农田私有，但用途和转让有严格的限制。

于建嵘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者，活跃在微博，是民主派的代表。他一辈子都是浆糊，终生所学就是个笑话。这种人对中国的伤害巨大，却以所谓良心的形象示人。

上面这段话，短短百十来字，却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什么资源涉及公众利益？公众是谁？利益总是涉及具体的人，哪里有什么抽象的公众利益。你又凭什么代表公众利益？所有以公众利益这种集体主义方式思考问题的人，都是打着公众名义，满足自己价值偏好的伪君子。

什么叫超越私有和公有的安排？在他看来，就是在私有产权之上施加各种限制，以符合所谓的公众利益。那么，这时候产权就处于羁束状态，产权人如何使用该资产，就自己说了不算，只保留了名义所有权。

就像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处分的权利。

一种权利，最重要的权能是什么？恰恰是处分权能，自己的财产，自己不能处分，那你就不能说它是自己的，而是属于那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人。

纳粹德国就是这样搞的。企业的财产，仍然保留名义所有权，但是你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如何收费定价，需要服从中央计划机构的命令，这时候你可以声称这个财产属于自己吗？

产权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你可以完整地行使其各种权能，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宅基地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让农民拥有完整的产权。也就是民法上讲的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现在的问题是，农民没有处分权。

一项资产，最重要的权能恰恰是处分权。假如一项资产，你自己在使用和受益，但是却无法处分，你就不能宣称这项资产属于自己。你的汽车，如果只能使用不能卖，你能说这是自己的吗？你的商品，想怎么卖，必须听一个中央机构机构的，这件商品的最终产权实际上就属于计划机构。

所以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名义产权，他的产权处于严重羁束状态，这就立即降低了该财产的资本价值。

这恰恰就是他这样的学者说的，“涉及重要的公共利益，要对产权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结果。

一大帮他这样的学者说，农民一旦可以随便处分自己的宅基地或者承包地，就成了失地农民，大资本就会去搞一场土地兼并，到时候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成了被大资本奴役的对象。

说这种话的人，第一是无耻。为什么你的城市资产就可以随意买卖，而农民的农村资产就不能随意买卖，必须听从统一指挥？于建嵘的房产，要是设置一个产权限制，他同意吗？为什么到了别人身上，他就同意？无非就是代价不由自己承受，站着说话不腰疼。

第二是无知而又自信。总以为农民是傻子，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价值排序，一切都要听他这种“哲学王”的。农民没有戴眼镜，但是你要是以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需要你指导，那你就是个妄人。

所以现在农村发展的着力点，不是煞有介事地幺蛾子两个着力点，就是产权制度改革。

土地和劳动力，是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如果基本的生产要素被限制，那就必定降低经济活力。砍管制，就是要砍掉施加在土地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上的种种限制。

他说美丽乡村建设有成就。这太政治正确了，的确有成就。但我们只想问，这是市场上的企业家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如果是前者，说明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有经济计算，有盈亏约束；如果是后者，那就没有经济计算和盈亏约束，这就意味着稀缺资源的配置扭曲，那么必将降低要素产出，减损所有人的福祉。

“让城市财富进入农村？”谁让？如果投资农村有利可图，说明稀缺资源被用在了满足消费者迫切需求的用途上；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人去投资。企业家自然会做出判断，不劳你操心做国师，企业家比你聪明1500倍。

如果你真的热爱农村，喜欢将资本转移到农村，请你身体力行，将城市资产卖掉投入到农村去。如果你不这样做，而呼吁相关政策，那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让别人承担代价的鸡贼。

城市怎么发展，农村要不要衰败，都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边际选择的结果。市场自然会调节这一进程。整天期望一个繁荣的农村，问问农民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农村，让自己的村落衰败呢？因为他们明白，城市生活相比于农村对自己更好，他们已经用行动做出了最鲜明和诚实的回答。

无非就是自己想看到那梦想中的农村，留住自己的所谓乡愁，所以就想通过税收的形式，让别人花钱去投资，然后把农民都固定在农村土地上供自己欣赏罢了。

他的第二条，要“确保粮食安全”，又是无比正确。谁能比他更加趋炎附势和曲学阿世呢？

有没有一个集体主义的粮食安全？没有。有的只是每个人的粮食安全。你想要粮食安全吗？那你自己去种地啊，凭什么让农民种粮食给你吃？

粮食很安全，只有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就没有所谓粮食安全问题。如果粮食发生短缺，最显著的信号就是价格上升，这时候将粮食运进来、或者种粮食就是有利可图的。一旦粮食价格上涨到一定幅度，深圳写字楼里都能给你种粮食出来。

所以保障粮食安全的，不是有多少耕地，也不是有多少人种地，而是市场经济。历史上所有的粮食危机，无不是侵犯产权、阻碍自由交换的结果。市场经济，没有饥荒。

土地没有完整的产权，本来就影响了粮食的产出。因为一旦产权不完整，必定减少其长期资本投入，就像你如果知道这房子明天会被收走，你还会修缮它吗？不会的。

然而他却就是在呼吁对产权施加限制，因为这涉及“公共利益”。

那么为了他自己能吃上粮食这个“公共利益”，就必须把农民锁死在土地上吗？

他就是这样想的。他在本质上是一个腐朽的保守主义分子，即要保持一个社会永远的身份等级和经济结构，他是婆罗门，农民必须永远是达利特。

他还羡慕高科技。说高精科技，需要技术积累。

他又错了。

高科技，需要的是资本积累。你以为技术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技术相对于资本，是过剩的，决定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和投入生产过程的，是资本积累水平。试问，如果产出仅仅够消费，没有任何储蓄，就没有技术进步的可能，就根本无法投入到迂回生产之中。

资本积累水平取决于时间偏好。是时间偏好决定了储蓄和消费的水平和比例。一个社会，只有产权越有保障，才越是能够降低全社会的时间偏好，这时候，人们就目光长远，不断进行储蓄，积累更多的资本，投资到较长时间的迂回生产中，创造出更大产出。

那么又回到了他呼吁的，要对产权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个问题上来了。任何对产权的限制，都将系统性地提高时间偏好，减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少了，人们就只敢保障当前消费，哪里还能投资到技术进步中？

非洲落后国家是因为缺技术吗？并不是。技术都是现成的，也没有什么保密性可言。他们缺的是资本。缺资本的原因是，他们的观念不支持市场经济，没有完整的产权保障，所以人们就难以积累资本，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技术进步。

都是最基础的经济学常识，他却送分题都答不对。然而却有无数拥趸跟着他瞎起哄。批判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跟他争高下，而是为了不要让他的错误观念祸害更多的人。

一个人不懂物理学，明白要在物理学领域闭嘴。一个经济学文盲，谁给的勇气整天在经济领域瞎逼逼呢？

事实上，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所有资产，都是法允资产，你能保留多少，只看人家想拿走多少。

当在产权之上施加各种限制，那么这种财产实际上就是公有财产。于建嵘他自己的财产，如果国家规定，你必须如何如何，那么这种财产虽然名义上是他自己的，实际上就自己说了不算。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于建嵘头上，他绝对一百个不同意，但是在别人的财产上，他就呼吁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共产他人的财产，实现自己的价值偏好罢了。

你去法国调查了，能调查个毛线啊！当今法国是socialism大本营，各种对私有产权的限制，企业要怎么用人，工资应该是多少，环保标准是什么，如何定价，不就是于建嵘说的有各种限制吗？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对私产伦理的粗暴践踏，是对市场经济的毁灭性破坏。

法国就对吗？难道它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号，就一切都是在奉行市场经济原则吗？只有这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才会如此糊涂和幼稚，分不清现象和本质。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分辨。

这种知识分子，真是脑袋短路。他们不读书，没逻辑，只有情绪和立场，没有理性和思考，实在是蠢到家。他们的每一次呼吁，都是在扩张权力，侵犯私产，毁灭经济，摧毁道德。这些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闭嘴！

因为这种人影响力很大，而且观念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往往以“为天地立心，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良心知识分子”面目示人，所以就必须从经济学理论上予以严肃批评。

当它说出“涉及公共利益，要对产权实施适当限制”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出他的观念成色就是计划经济的。因为计划的本质特征就是消灭私有产权。那么对产权的任何限制，都是往计划的方向的迈进。谁来限制呢？当然是哪个强大的东西。那么他就是一个拜国家教信徒。

产权，是对世的权利，是排他的权利，是绝对的权利。产权三原则，是自我所有权、先占先得和经同意的契约转让。一切权利，都建基于产权之上。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自由，那就是产权。

私产原则符合人的直觉。谁的财产谁做主，我的是我你，你的是你的，我不能侵犯你，你也不能侵犯我。

但直觉毕竟不是证明。奥地利学派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私产原则经过奥地利学派卓越的思想家罗斯巴德提出，经由汉斯-赫尔曼·霍普教授坚实的哲学基础，通过“论证公理”得以干净利落地证成。

它是无可辩驳的。任何人想要否定自我所有权，本身就是一种论证。论证是一种行动，必然涉及稀缺资源的使用，要用到自己的身体。那么你的论证行动本身，恰恰承认了自我所有权。因此它上升为公理。

先占先得，很好证明。一个无主财产，行动人通过占有和实际控制，当然地取得了它的所有权；没有付诸行动的人，当然就没有它的所有权。

如果是后占取得，那么就没有人能声称拥有任何财产，因为后来者还有后来者。这时候，后来者成了侵略者，先占的人成了后占的人的奴隶。一个将人分为奴隶主和奴隶的规则，首先就不符合规则的定义——人人平等适用，断然不会得到承认和落实。

而之所以要界定产权，是因为稀缺性。正是因为稀缺性是人类行动必须面对的首要事实，对同一财产、不同的人都想拥有，就必定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才有界定产权的必要，实现定纷止争。没有稀缺性的东西，如一般情况下的空气，就不需要界定产权。

因此后占取得这种规则也根本无法达到定分止争的目标，反倒埋下毁灭的因子，将使人类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冲突之中。

如果“公有”呢？它倒是符合了人人平等适用的原则了。但是彻底地贯彻公有原则，意味着我的行动必须征得所有人的同意，而所有人的同意又必须以我的同意为前提，结果谁都无法行动，人类将立即灭亡。

至于契约转让原则，更好证明。一个人的身体和财产，他当然地拥有处分权。不允许自愿交换财产，那就是否定自我所有权，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宣布自愿的交换为非法。但你又是拿什么否定的呢？恰恰是自我所有权。他的财产如何处分自己说了不算，而是另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把他当做奴隶，这同样不符合规则的定义。

产权伦理为市场经济奠定了根基，完成了正当性的证明，任何否定产权原则的人，都无法自圆其说，由此，私有产权的正当性得以确立，市场经济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攻击。

我们社会的和平合作，和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是私有产权的结果。一切对私有产权的攻击，本质上都是反社会、反人类的，都是往全盘计划方向的迈进，它将瓦解社会和平合作，提高时间偏好，毁灭资本积累，打击财富创造，启动社会贫困化和去文明化的进程。

运用产权理论，必须逻辑一致和彻底。一致，就是对谁都适用；彻底，就是必须把逻辑推演到极致，何时何地都适用，没有例外。

你不能说，产权是好的，但是限制那么一点点还是应该的，那就是实质上的消灭产权，因为任何对产权的完整权能实施限制的举措，都是在侵犯产权本身。你更不能说，产权很好，我的产权要完整保障，但是为了实现我的个人价值观和理想，对别人的产权可以侵犯一点。那就非常恶心了。

但于建嵘恰恰就是这种人。

当他说，沙滩私有可以，但是涉及公共利益，所以要限制产权，那实际上就是没有产权。你的房子和土地，我说产权是你的，但是你要怎么使用、怎么转让得听我的，这房子和土地还真的属于你吗？

纳粹德国当年产权都是名义上私有的，但是怎么生产、怎么使用，得听统一指挥，目的是要“保卫德意志”、“拓展生产空间”，谁能说这不是“公众利益”呢？

“公众利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限制沙滩的产权，他认为可行，因为涉及公众利益。那么逻辑一致地，应当限制于建嵘房子的产权。例如我是一个流浪汉，没地儿住，要求开放于建嵘的客厅给我住可以吗？流浪汉难道不涉及公众利益吗，你不让我住我杀人抢劫咋办？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欧美就是这样搞的。请问于建嵘答应吗？

许多人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整天要这要那，管这个管那个，原因就是自己不用付出代价，只向别人的身体和财产主张权利，我们称这种人为“巨婴”和“表演”。还有一些保守主义反动分子，人家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从事非侵犯性的活动，并没有侵犯他人产权，他们就以所谓道德和公序良俗之名对人家指手画脚，并呼吁立法禁令，限制其产权的使用，我们称这种人为“道德婊”。

这两类人，都是利维坦扩张的助推器。于教授难道不是他们的代表吗？

樊建川博物馆，在前不久被要求免费，樊建川做出回应，如果免费了，那就没法生存下去。于和樊在微博上经常互动，算是朋友，那么按照于的逻辑，会怎样呢？

博物馆涉及公众利益，应当对樊建川的产权实施限制，不说免费了，至少应当实行价格管制。但博物馆和“最美沙滩”不同的是，它吸引不到那么多参观者，没有周边的物业，不能通过其他收益补偿其成本，那么当利润无法覆盖成本，结果就是关门，谁也享受不到。

所有价格管制的结果，都是打击供给、刺激需求，人为制造短缺。没有了价格的识别筛选功能，结果就是需求最迫切的买不到，需求不迫切的排长队，资源配置严重混乱。口罩、布洛芬是这个道理，国营的博物馆人满为患是这个道理，医院挂号费是这个道理，苏联排队买面包、直到最后凭票供应、谁有关系谁就能买得到，同样是这个道理。

再按照于的逻辑，应该管一管了。那么就给补贴。给补贴的结果就是国有化，你得按照补贴发放者的意愿行事，否则就停你的补贴；而且这就是再分配，全民支付代价，给那些喜欢博物馆的人买单。这就是侵犯他人的产权。

这是他今天的发言，观点跟北大天天鼓吹免费医疗的李玲教授一模一样。这种观点太容易引起社民派知识分子和民众共鸣了。难怪他能博得一个“批判权力、为名请命”的“良心知识分子”的名号。

不得不说，这是个舆论高手。但是这一句话，也彻底看清了他的思想成色。

请问哪里来的免费？

不就是税金在支付吗？税金是哪里来的，不就是从别人口袋里掏的吗？这不就是侵犯私产吗？于建嵘和李玲鼓吹免费，让他们把家产卖了给大家免费如何？

要言行一致，不要慷他人之慨，用别人的钱财满足自己的愿望。正义感和同情心爆棚，自己却不付出行动，不就是在“表演”吗？

有人在享受免费医疗，他认为这是特权。没错。这是以侵犯他人的私产为代价的。面对这种情况，应该主张的是什么？不是人人都去享受这种特权，搞成一个相互侵犯私产的动物丛林，而是要设法去消除这种特权，让每个人都自负其责。

既然特权是不对的，那就消除它。打着反特权的旗号，最后搞出来一个大家都享受的更大的特权，是不是疯了？

今天要免费医疗，明天就免费教育，后天就免费住房，大后天就要免费吃饭了。结果是什么呢？大锅饭、国营食堂、凭票供应，吃得如猪，饿得如鬼，卑微如尘埃。

所以你看于教授的做法，看似正义满满，结果却一点都不正义。经济学是研究目的与手段的学说，他恰恰就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

你说他批评权力吗？但是他的结果是权力更加扩张了。还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你说他愿望良好吗？并不是。他并没有批评权力本身，他一直很相信权力能够办很多好事，他批判的目的在于，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运用权力，为什么不让我掌权。

批评权力并不等于热爱市场，他不是市场的朋友，因为他不是在批判权力，他是在竞争权力。

他现在的办法是通过话语权影响舆论，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真有一日，让他权柄在握，他就必然会按照他的“哲学王”权力去全盘计划。对富人产权实施限制，跟穷人打成一片，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一个庇隆主义者和查韦斯横空出世，哭的就不再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而是我们欲哭无泪。

朋友们，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明白他们的主张最终会通往何处，需要具备经济学知识。这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鉴别他们的方法和标准，并不难，那就是私产原则，互不侵犯公理。用中国话说，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一定要将这个逻辑贯彻到底。只要你拥有了对产权的完整认知，也会拥有奥地利学派这个“火眼金睛”。

“清华孙立平”今天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接着他理中客地继续评论道：在沙滩上放，一些细屑和灰烬根本就无法清除；不仅仅是游客，许多就是住在清水湾的人；有一部分垃圾是海上养殖造成的，海水养殖的规模非常大；我从不反对放烟花，但不能在沙滩上放，就比如我不反对你弹烟灰，但你要把烟灰弹到烟缸里，而不是弹到面粉袋子里，明白吗？我同意开禁，划个区域，限定时间，比如人们休息的时间不许放，昨天就有人和我抱怨，两天没睡好觉了。

我看他说半天就是说不到点子上，着急，而且又在呼吁“管一管”，让政府有所作为，就发表了一条评论：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

一切问题的根源，恰恰就是产权不明晰，管得太多，把一切都公有化了。既然公有化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都只管享受而不计代价，因此必然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和无序。任何领域的产权不清，造成的结果都必然如此。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大号的沙滩”。

那么很清楚的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推进产权明晰化，将“人民公社”变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旦产权主体清楚了，产权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就必然会发挥企业家才能，尽到对自己资产的管理责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本来就产权不清，又继续呼吁“管一管”，结果就是进一步推动公有化的进程，“公地悲剧”只会更加严重。中央计划机构会在民众的呼吁下，将资源调配过来满足沙滩管理的需要，但是必然要从其他地方抽取资源，造成生产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的混乱。这就是弗里德里克·巴斯夏讲的“看得见的鱼看不见的”。

录用100个公务员，专门去管理这片沙滩，能把这片沙滩的垃圾问题、放烟花问题解决吗？能。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这些公务员的巨额开销，这些开销，将从其他地方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并支付，这是一种再分配，为了满足孙立平的愿望，而从别人口袋里掏钱，造成的结果就是民众负担的加重的政府职能的进一步扩张。

让我们直截了当，管一管，就是国有化，管一管，就是socialism，管得越多，人就越是没有自由。把一切都管起来了，最后就是肖申克，瑞德撒尿都要打报告。

因为任何管一管，就是赋予利维坦以更大的权力。现在的问题不是zf管得太少了，而是管得太多了，权力太大了。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呼吁管一管，那就是火上浇油，而是要消解这些权力，学会自负其责，学会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

你以为权力是怎么扩张的？就是大家呼吁出来的。你什么都想让它出面管一管，那就必然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就必然让它占有更多的资源，否则它拿什么管？

所以我们反对任何呼吁管一管的声音，因为这在客观上就是权力扩张的同谋，就是给人家递上一把杀人的刀。

我留言之后，他的回复是：别胡扯这些了好吗？私有化，老百姓能去沙滩吗？我又继续怼了他：

体制内学者的通病就是这样，他们其实都是socialist。他们之所以呼吁管一管，是因为自己不用付出代价，代价由他人支付；明明是自己看不下去，却装作老百姓的代言人，其目的不是是想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满足自己的愿望，这就是虚伪。

他们永远意识不到，利维坦做不了好事；他们信奉最终暴力，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利维坦，他们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之中，不敢也不愿越雷池一步。

他们不知道，人们需要安保力量，并不能推导出安保力量必须由一个垄断机构来提供。

人们都需要吃饭，能由此推导出饭店必须由垄断力量提供吗？荒唐！

一旦私有化了，民众就去不了沙滩吗？

我们要问，一旦私有化了，民众就吃不饱饭吗？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人不需要懂太多经济学，只要面对历史足够诚实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事实是，产权明晰化后，人们不但比过去吃得饱了而且吃得更好了。沙滩一旦产权明晰了，产权人会基于利润动机，提供优质的环境服务，他不这样做，就吸引不到游客，就会影响他的收益。产权人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量，尽可能降低价格以吸引更多游客，薄利多销，实现总利润增长。

产权人也会基于业主们的要求和安全、环境等考量，划定区域让大家放烟花，扔垃圾，他们来维护安全和卫生。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加以有效解决，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会得到保障。

道理很清楚，一旦产权明晰了，产权人有最大动机维护这片沙滩的资本价值，会做最长远的打算。只有在产权不清的状况下，人的时间偏好才会提高，只注重当下而忽视长远。

实际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产权人会免费开放这片沙滩，并做好养护服务。因为他的利润来源并不仅仅是沙滩的旅游收益，而是周边物业的产品的利润，例如这里的店铺会升值、租金会提高、房产会卖出更高的价值、广告费会水涨船高等等，从这些收益中，就可以弥补沙滩免费开放的成本。

微信是免费让大家使用的，他的收益就是从周边产品来的，让越多的人使用微信，他的收益反而越大。

认为私营企业不会提供免费的东西，是无视事实。认为国有的东西就是免费的，是思想的懒惰和幼稚。

我完全明白，他绝对是不承认上述经济学原理的，绝对不会认为自己认知错误的。我也没指望去说服他。

不需要跟体制内知识分子对话！让他们承认自己终生所学就是个笑话，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干预主义和socialism添砖加瓦，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体制内寄生阶层道德有亏，让他们明白应该突破思想的框架直接打破体制，比登天还难。因为那就是摧毁他们的信仰。

他们即便认识到自己错误，也不会承认，因为否定自己需要勇气，放弃既得利益更需要勇气。

他们本来就是体制的一份子，梦想就是当国师。

如果没有这个体制，在市场经济下，消费者哪里会需要这么多知识分子啊。所以他们看似有一点批判精神，实际上不过是小骂大帮忙。他们心里盼望的，是一个负责任的zf，希望利维坦会变好。而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是乌托邦分子，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

他们说得再欢实，首先是把权力的存在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加以接受的。就像那些蹩脚经济学家，他们是把市场失灵、干预是必要的作为一个前提来思考的。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权力，我们要的是权利。干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必要的，都既是反伦理的、也是反经济的。他们的前提本来就是错误的。而一旦前提错误，哪怕说得天花乱坠，结论都必然为错。

所以霍普教授教导我们，不需要说服他们，而是要直接面向公众，传播正确的经济学。让观念的浪潮，将那些腐朽的知识分子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社会观念的制造和传播，就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他们影响大众，决定了政策和历史走向。知识分子多供职于税金资助机构，他们与权力结盟，享受优渥生活，就是为干预主义背书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卫队。经济学人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入观念战争，对这些知识分子发起猛烈攻击。

对待错误的观念，必须旗帜鲜明加以批判，不论他是谁。不需要为了所谓的风度而将对话继续，那就是拙劣的诠释主义者和辩证法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