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大基建、大国企?
许多人都喜欢大基建项目。看到那些宏大的工程,都为之感叹和赞佩。尽管那些大工程他一没有参与,二没有贡献,三没有受益,四也不是他的,却生出一种莫名的自豪感,甚至到了“它让我忘记我没地儿住”的程度。
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心理情感,满足的是沙文主义的情绪价值。这种心理动机我们可以暂时略过,只分析经济动机。
有几类人是非常喜欢大项目的:
第一是能够拿到大项目的大国企。拿到政府订单,意味着财源滚滚。政府总是比私营企业更加“慷(他人之)慨”,因为它的钱来自于税收。一个项目若是私人来干,1亿能干成的,政府订单可能是10亿。比如美国的一包螺丝9万、一个咖啡杯1200。
或者,这些大项目耗资巨大,通常通过举债、最终通过印钞来解决。增发货币不能增加财富,只有财富分配的效应。拿到大项目的企业,就是货币“坎蒂隆效应”的受益者,他们处在“货币食物链”的前端,是最先拿到“新钱”的人之一,由此可以实现对后拿到和没拿到新钱的人的财富掠夺。
那么,在这些企业从业的人员,就非常喜欢这种大项目。因为他们可拿到高于市场决定的利润率和工资率。而给这些国企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人,在食物链上靠前,也是较为靠近货币水龙头的人,所以他们也从中受益。
这样的“货币涟漪”扩散开,就不仅仅是一个国企及它的员工受益了,而是整个链条都受益了。这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又与直接掌控税金分配大权和公共政策决策权的人过从甚密,就可以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并影响政策。
第二是地方的官员。大项目是他的形象、门面、政绩。所以一定要大干快上。
反正钱不是自己出,盈亏的也没有约束,项目越大越好,最好打造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钱不够了,那就举债。举债多少,都不是自己还,反正自己任期就那几年,时间偏好超高,不会在乎这个地方的长远发展。
在毫无盈亏约束,并在凯恩斯主义的熏陶下,他们已经抛弃了个人生活中审慎和节俭的常识,甚至为自己的做法找到了合理性:这是‘投资”拉动,可以带动就业、旅游,增加税收,进而服务于民生福祉云云。至于最后一地鸡毛,债务累积,资本毁灭,导致经济危机,那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不用还债,那个时候他已经升迁了。如果这些大而无当的项目后来在市场资本积累下窟窿被填平,人们错误归因,他甚至会作为一个“有为官员”被人们铭记。
第三就是最大的群体,拿到好处的部分民众。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因为人们认为它是一种福利。
对于西部地区,对于某女作者所在的四川这个接受转移支付的大省来说,当然是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越多越好。基础设施是通过强制征税来支付的,但是这些地方的经济并不足以支撑这些税金,因此都是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省份在输血,也就是转移支付。所以,自己不纳税或者纳税很少,能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给自己修路,他们当然很乐意。
就像政府现在要投资给我们村修一条水泥路、一座桥梁、架一座基站,我们村的人肯定举双手欢迎,因为他们享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才不会问这些钱到底是谁交的。明明是北上广深的纳税人支付的,但是他们感谢的是国家。
那你说国家怎么可能不干这些事呢?福利最能收买人心,最能巩固权力基础,钱是别人在花,何乐而不为?所以税收是国家的基石,它必须依靠税收才能存续,依靠花费税收来巩固自身,他们花费税收的方式,必定是,怎样有利于自身,就怎么花。所以这是他们的消费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是不计成本的,跟市场上的企业家行为完全对立。
剥夺一少部分人,让一大部分人受益。这是一种再分配。而享受了利益的人,由于是“国家投资”,也就心安理得。这就是税收的神奇之处,它消解了人们的责任感,切断了市场中的“生产-收入”关系,让受益与付出没有了直接的对应关系,让人们拿走他人的钱财毫无心理负担和道德压力。想想看,如果在一个村里,村长说要让张三拿钱给李四用,张三能把李四的头打爆,李四今后也没脸在村里混,这个村长也得滚蛋。
国企呢,也一样。通过征收民营经济的大量税金来补贴国企,由此形成了低于成本的高铁票价、电价、水价、气价,因此许多人认为国企是一种福利。私营企业跟他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关系,但是他的愿望显然不止于此,他最希望的是免费,占企业的便宜。私营企业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而国企可以。因此,国企模式,也是一种财富再分配。
但是人总是喜欢掩藏自己的真实动机,他们绝对不会赤裸裸地说,我就是想让国家帮我抢别人的钱给我修路,就是想要别人纳税补贴我的电费水费。他必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证明这样做的正当性。
知识分子,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
他们会遵循他们祖师爷凯恩斯的进路,论证《政府修建高铁是严重浪费吗?》以及《搭好台才能唱好戏:为什么基建也是政府职责》。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好的,别看它现在可能亏损,但是有利于长远,而私企根本就不会干这些事,根本就不顾人的死活,国企才会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大型工程能拉动投资,安排就业,增加税收,推动GDP增长。国企服务于全民,私企只追求利润,让私企来干公用事业,价格能飞上天,群众就没活路……
然后,一本正经地为他们的观点寻找一些蹩脚的可用证据。
所有干预主义,都依靠谎言而存活。就像重商主义者从来不会说,我就想收割本国消费者,就想打击外国的竞争者,而是说,为了保护美国民族工业,为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为了国家安全等等。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就是想食税,想当国师,想永远依靠税金过上懒散而优渥的生活,如果在市场上,他们根本就一文不值,谁会为他们付费呢?因此,维持一个干预主义的体制,对他们是有利的。正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群体的存在,本来就是干预主义的产物。他们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卫队”。**其动机和职责就是,论证各类政府政策和干预主义的合理性。
这些知识分子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没本事,也永远不会说自己心理失衡了,被嫉妒心逼疯了,而是会发展出一套反资本主义的哲学:商人的成功都是坑蒙拐骗,我之所以穷困是因为你们都不重视知识,因此必须加以干预,由国家来做点什么。这些人为了寻求支持,又会诉诸民意和民众的嫉妒心,扮演一个为民请命的角色,为自己赢得声誉和影响力。
他们从来不服务消费者,从来没有接受过市场的洗礼,没有创造过一分钱财富,反倒莫名其妙地有了中立性,你看,我根本就不在市场之中,所以我就不在乎钱,所以我的发言最客观中立。
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荒谬的事情了。
然而,经济学是一套严谨的逻辑体系,研究的是人的行动规律,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客观的。不是谁上来就可以胡说八道的。
大基建是靠向民间征敛税收兴办的,它不是消费者的真实行动偏好——否则就不需要强制——因此必然造成资本毁灭和效用损失,它没有市场利润机制的约束。它是浪费性的。
当税收不够,它就靠债务支撑,最终靠印钞解决。这必将造成通货膨胀,资源配置的扭曲。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如不加以遏制,银行破产,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所有人都无法全身而退,会成为下一个阿根廷。
现在各地都在严禁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建设,禁止大干快上,要评估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盘活原有项目并争取盈利,地方城投也不再为政府融资做担保,这是缩减政府开支的正确举措。应对经济萧条的办法,就是要缩减政府开支。政府项目的出路,就是要设法市场化运营争取盈利,盈利代表资源的正确配置,而不是任由其不断亏损,扩大赤字,造成更大的公地悲剧。
然而这些体制内的所谓经济学者,却大喊着大型工程就是好。他们根本不关心经济的长远未来,为了自己的愿景,宁愿拉着所有人陪葬。
他们甚至仅仅因为自己方便了,就可以为大型基建辩护。你看,有了高铁,我开会就方便了,所以怎么能反对高铁呢——
你不能用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好恶来理解经济,经济是一个整体,必须看清每一政策对经济的整体产生的影响,你必须不仅看到看得见的好处,更要看到看不见的代价和危害。
我们村口的大妈这样理解经济,虽然绝对是错误的,但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一个以研究经济学为生的人,如果这样理解经济,就不可原谅。遗憾的是,他们往往比村口大妈的水平还不如。当然,他们比村口大妈的危害要大得多,村口大妈不写公众号,她也只是说,这样挺好,而那些知识分子们,却写公众号,影响大众,而且煞有介事地论述,让人们都相信这样做挺好。
市场化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者。伤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不会考虑自己过去的利益是否正当,而是开始撒泼打滚。
对经济带来持久危害的,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因为这个世界的走向是观念决定的,而知识分子正是观念的制造者和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