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5日，美国国会山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听证厅内，气氛凝重却又透着一股荒诞的戏谑。

这场围绕2026财年国防预算的听证会，本应是对纳税人资金去向的严谨审查，却因一句轻飘飘的回答沦为笑柄。

当共和党议员尖锐追问白宫预算主任罗素·沃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具体将耗费多少纳税人的钱？这笔开支能带来多大的安全回报？”沃特沉思片刻后，坦然回应：“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提交的2000亿美元伊朗军事行动追加预算申请已正式提交国会，白宫同步推动的1.5万亿美元年度国防预算草案，正将美国国防支出在联邦总预算中的占比，从当前的56%疯狂飙升至68%。

一边是对战争具体成本、潜在回报的一无所知，一边是对军费开支的加码，这种尖锐的矛盾背后，藏着一个被奥地利经济学派深耕百年、早已点破的核心真相：政府作为强制资源分配的主体，从根本上无法进行真正的经济计算。

相对于“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个模糊、抽象的政治目标，美国民众到底该付出多少代价？是1美元，还是10万亿、100万亿美元？是牺牲1名士兵的生命，还是成千上万名无辜者的家园与未来？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位政客或政府官员能给出合理、精准的答案，因为政府从根本上缺乏进行经济计算的基础与前提。经济计算，恰恰是衡量任何行动价值、规避无谓消耗、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唯一标尺。

所谓经济计算，本质上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对资源的稀缺性、投入与回报进行精准衡量，让每一笔资源都能流向最具价值的领域，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自愿交换、自由定价与盈亏自负的市场机制。

但政府的决策逻辑截然不同，它无需面对市场的检验，无需承担决策失误的成本，更没有真实的价格信号作为参考。政府无法衡量“阻止伊朗核计划”这一目标的实际价值，也无法核算实现这一目标所需付出的成本，最终只能陷入“盲目投入、不计后果”的荒诞境地。

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中，资源分配由自愿交换主导，每一件商品、每一项服务的价格，都是市场供需关系的真实反映，价格信号如同精准的标尺，指引着资源从低价值领域流向高价值领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市场中的决策者，必须直接承担决策的盈亏后果。如果投入的资源无法产生相应的回报，企业就会亏损、破产，资源会被自动淘汰出该领域；消费者的反馈直接而有效，他们通过购买或拒绝购买的行为，直接决定着资源的流向与配置，任何无效的投入都会被市场快速纠正。

政府的决策逻辑恰恰相反，它依靠强制征税的方式获取资源，无需经过民众的自愿同意，更没有真实的价格信号作为参考，无法衡量每一笔军费投入的实际价值。

比如，一枚导弹的造价、一名士兵的训练成本，无法通过市场价格判断其在战争中的实际效用。而且，政府决策者无需承担任何决策失误的后果：即便战争决策失误，耗费了巨额财力、牺牲了无数生命，决策者也不会面临破产、亏损的风险，反而会以“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外部威胁”为名，追加更多的军费预算，将错误持续放大、愈演愈烈。

这并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推演，也不是空洞的道德批判，而是贯穿于战争决策的每一个环节、真实发生在现实中的事实，它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灾难一步步推向普通民众，让无数人成为利益集团博弈的牺牲品。

有人将美国国会对国防预算的审查称为“全世界最大的笑话”，这并非夸张的嘲讽，而是对现实的精准描述。

国会作为代表民众利益的立法机构，本应承担起审查军费预算、监督资金使用的责任，但事实上，议员们根本无法真正代表每一位选民的风险偏好与利益诉求。

不同的选民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有人愿意为国家安全支付更多的税款，认为国防开支的增加能带来更可靠的安全保障；有人则更希望将资金投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有人希望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而议员的单一决策，永远无法兼顾所有个体的需求，更无法精准衡量每一笔军费投入的实际价值。

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中所深刻揭示的：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参考，任何集体决策都无法精准衡量资源的相对价值，也无法判断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国会的预算审查不过是走过场、走形式，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军费开支的无序膨胀。

2026财年美国国防拨款法案的审议过程，共和党议员一味强调“伊朗核威胁”“全球安全局势恶化”，不顾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强行推动国防总支出突破1万亿美元。无数普通家庭的税负不断增加，而这些资金，最终都流入了军工企业的口袋，成为政客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战争的成本被分散在数亿纳税人身上，每个人可能只是每月多缴纳几十、几百美元的税款，但无数人的微薄负担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天文数字般的战争开支。

战争的好处，却集中在军工企业、政客和军事官僚手中，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军工企业通过垄断武器采购、研发合同，赚取超额利润。

这种利润的离谱程度令人咋舌：一件市价仅100美元的普通衬套，美国国防部的采购价竟高达9万美元，溢价近900倍；F-35战斗机的研发成本超过4000亿美元，而其实际作战效能却屡遭质疑。即便如此，军工企业依然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订单。

政客则通过推动战争、增加军费，获取政治资本。他们向选民宣扬“强硬外交”“维护国家安全”，赢得选民的支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军事官僚则依靠军费的扩张，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提升自己的职级与待遇。

这种“受益者集中可见、有组织，受损者分散隐蔽、无组织”的格局，让利益集团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战争、追加军费，而他们无需承担任何战争代价。

202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军工企业投入1.51亿美元用于游说国会，4300万美元用于政治献金，通过金钱渗透，确保了超过80%的国会议员长期支持增加军费。

伊拉克战争，便是这一荒诞逻辑最典型、最惨痛的例证。

2003年，美国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挥舞着一支装有“可疑白色粉末”的试管，用虚假的证据、煽动性的语言，向全世界宣扬伊拉克的“威胁”，以此为战争寻找借口。

白宫最初估算的战争成本为500亿至600亿美元，这个数字，没有任何依据，只是政客们为了说服国会、安抚民众而随意给出的数字。战争的实际耗费，却一路飙升，最终超过2万亿美元，这笔天文数字般的资金。

而战争带来的代价，远不止冰冷的金钱，更是无数鲜活的生命与破碎的家庭：战争直接导致近20万生命逝去，其中包括13万多名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平民；4500名美军士兵魂断异国他乡，还有近30%的参战退伍军人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在伊拉克全境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却未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耗费万亿美元、牺牲无数生命的战争，最终一无所获，只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伊拉克。

如今，美国的军费开支早已远超其他十余个强国的总和，2024年其军费达997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37%，相当于排名其后10个国家的军费之和。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和政客依然天天说美国不安全，今天被这个威胁，明天要预防那里的核武器，依然在不断追加预算。

或许有人会质疑，国防安全难道不需要政府主导吗？没有政府的主导，难道不会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吗？

事实上，历史上的防务模式，早已证明了市场逻辑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也证明了“无政府主导的防务”并非不可行，反而能避免无算之战的荒诞与灾难。

早期的美国，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而是依靠民团制度。当有外来威胁出现时，由自愿付费、自愿参与的民众组织自卫武装，抵御外来侵略；欧洲的一些国家，在近代以前，也采用类似的模式，没有常备军，只有在需要时，由民众自愿组成武装力量。

这种模式下，每一笔防务投入都经过了个体的理性计算：民众会衡量威胁的大小、投入的成本与可能获得的安全回报，只有当投入的成本小于安全回报时，才会自愿付费、参与自卫。

这种投入与回报的精准匹配，确保了资源不会被无度消耗，也不会出现“盲目投入、不计后果”的情况，战争也都是速战速决的，不会拖延成国战。

二战后，各国之所以纷纷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并非出于真正的安全需求，而是因为军工复合体这一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链条。

军工企业、政客、军事官僚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需要不断制造敌人、渲染威胁，才能维持高额的军费预算，才能赚取超额利润、获取政治资本、巩固权力。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演讲中曾经警告的：“军工复合体的不当影响力，已经成为美国的财政痼疾，它会扭曲政府的决策，浪费大量的资源，甚至将国家推向战争的边缘。”

现代国家即便拥有议会、三权分立等制度设计，即便标榜“民主与自由”，即便宣称“代表民众的利益”，但当政客们能轻易将几百万人的生命投入一场无算之战，能随意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投入到毫无价值的战争中时，这个国家“依然是奴隶制国家”。

这里的奴隶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身依附，而是一种更隐蔽、更残酷的剥削：平民的财产被政府通过强制征税的方式剥夺，用于填补战争的无底洞，用于满足利益集团的贪婪；平民的生命被当作棋子，被政客们随意牺牲，成为他们获取政治资本、赢得选举的燃料。

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他们的痛苦被漠视，他们的诉求被无视，因为在政府的强制资源分配逻辑中，个体的价值从未被纳入经济计算，个体的苦难从未被当作决策的考量因素。

政客们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地位，利益集团只关心自己的超额利润，而普通民众的死活、冷暖，不过是他们博弈的牺牲品。

政府资源分配的宿命，早已被注定：将资源从分散的、无组织的大众手中，转移到集中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手中。这不是政客的品德问题，而是强制资源分配模式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必然结果。

而战争这种最具破坏性、最高消耗的决策，只会将这种荒谬与扭曲推向极致，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它会摧毁家园、夺走生命，会加剧矛盾、滋生仇恨，会浪费资源、阻碍发展，会让无数人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

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从一开始就缺乏衡量价值的标尺，无法计算行动的效果，无法权衡成本与收益，它只是利益集团博弈的工具，是政客获取权力的手段，是无数普通人的灾难。

唯有回归市场逻辑，让价格信号指引资源配置，让个体的理性选择取代政府的强制决策，让每一笔资源都能得到精准的衡量与合理的利用，才能避免战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