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最好地回答了什么是文明的问题？因为它是有关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发挥个体的创造性实现）的学问。由于没有比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更关切文明问题的，所以经济学与文明的问题最为关切。假如一个社会停滞发展，那么它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根本的理论问题弄清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理论工具。

一些看似当下的问题，往往是长期来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导致的。**学界长期来被历史主义方法支配，这造成了对社会的理解出现混乱或错误，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东西方在文化（制度）上达成共识很难，但是可以在“理论”上达成共识，只有达成理论的共识时，共同的抽象目标才能达成，相互之间的冲突才能消除。

由于普遍的分工合作（自发秩序）才能促进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而改善自己的境况是每个人首要的需求，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自发秩序视为文明的核心。由于经济学是有关自发秩序的科学，所以经济学也是有关文明的科学。自发秩序应该放到“主观主义”与“个体主义”方法之下，作为个体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来考察，而不是从旁观者角度，“客观地”考察它。

假如否定自发秩序的存在，那么就会把问题导向“统治”，这也会否定法治。法治只有作为服务自发秩序的手段时，才是法治。一个社会，要么是统治模式，要么是自发秩序模式，只能二选一。对自发秩序的肯定，才是肯定了法治，肯定了文明。“政治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等等，往往从一开始就否定自发秩序的可能性，而把“社会”导向“政治”。正是因为对个体来说，存在着一种间接的、普遍的利益，也就是来自自发秩序的利益，使得经济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所有其他学科都不是有关这种利益的。经济学应该理解为有关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科学。经济学有关自发秩序的理论的发现与发展，从斯密到门格尔，到哈耶克，再到米塞斯，经过了一个“过程”。

**“经济”是由人们采取的“理论”决定的。“理论”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人们如何理解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从而有什么样的“经济”。**中国经济取决于中国人对社会的理解，也取决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态度）。而“理解”或“认识”是由人们所持有的“理论”决定的。所以，制度的属性不是制度本身决定的，是由“理解”或认识决定的，而理解或认识必然涉及人们采取的理论。

**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只谈制度，而忽视了人们持有的理论这一更为前端的问题。所以“经济”问题是一个“人们如何理解社会”有关的问题，因为这样的“理解”决定“制度”，进而决定“经济”。**所以“经济”的问题（经济增长，就业等等），最终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的问题，即人们使用什么理论来认识社会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人所持有的理论，因为“理论”决定“制度”，进而决定“经济”。

认知的突破，才能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认知的突破的含义，就是“以一种新的理论，取代之前的理论”。所以，追求文明或繁荣，就是追求“正确”的“理论”，把“正确”的理论找到，就是找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目的摸索”，获得持续的繁荣，否则“繁荣”往往是昙花一现，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繁荣一样。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脚的，经验上也会失败。

**“社会”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只是“文化”问题。**要拥有一个好的社会，必须遵循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而不能任意地塑造或建构它。所以，理论与文化的区分非常重要。大部分思想家，比如儒家或保守主义者对社会的理解是“文化的”（历史的），而不是“理论的”。并不是任意一种社会形态都会带来自由、和平与繁荣，假如人们要拥有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借助于使这样的社会得以可能的理论，我们称之为“自发秩序原理”。因为社会是人们的观念（理论）塑造的。“人心”就是有人们所持有的理论决定的，从叙利亚发生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人心的力量。

人心决定人的行动，塑造了社会。社会的属性，最终是由人们持有的理论决定的，人们持有的理论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就变了。这个理论，也被称为“规律”，经济学发现了这样的规律。但是长久以来，人们普遍对这样的规律是无知的，甚至轻视它，这导致社会被一种阻碍自由、和平与繁荣的观念所支配。

假如人们任由某种阻碍一个社会走向自由、和平与繁荣的观念支配社会，把这种观念称为“政治”，视之为高于一切的东西，这会导致社会不能进步。这也是盲目的，蒙昧的，愚昧的，也是野蛮的。自由，和平与繁荣，也就是“文明”，是“特定的理性”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或实现的。这种理性，是指“认识与遵循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合作原理”（自发秩序原理）。

重新理解经济学非常重要。通常人们根据研究对象（比如财富）去定义经济学，然后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如数字经济，低碳经济等等。在这样的“经济学”中，是没有思想与理论的，只有“计算”。假如只把“经济学”理解为有关财富的学问，那么就失去了一门有关普遍的分工合作何以可能的一般性科学，以及相关的真理。找到抽象的自发秩序原理，才是找到了文明，才能用它引领一个民族走向文明。一个民族，在“文化”层面打转，将始终无法走向文明。

**在“社会”这个领域，人们往往否定“科学”与“真理”的存在，认为是可以由人的意志支配的。人们不是把“真理”，而是把“权威”“等级”作为标准。**比如评价论文，不是看真理的程度，而是看“发表”在哪里。**否定了这种真理，导致了一个社会走向行政化或体制化，即自发秩序的反面，也使经济衰退。**揭示与发现这种“文明的原理”，是经济学最辉煌的成就。文明需要被重新定义，即以自发秩序来定义，而不是以“历史”与“文化”来定义。

中国士大夫使用历史学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认识社会，而不知道存在着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一般性“理论”，所以也没有塑造出这样的社会，让社会走上持续繁荣的轨道。他们一直没有把“社会”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搞清楚。**比如儒家一概地谈“礼”，没有把“维护社会之礼”与“维护体制之礼”加以区分。**正是可观察的现象背后那个看不见的、抽象的、普遍的一般的原理，定义了社会的本质，也定义了文明。理解了它，才能理解社会。

经济学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理性传统”的充分体现，经济学是这个传统的精粹。而东方是没有这个传统的，东方主要是“经验主义”。当然，西方也普遍地存在对经济学的无知。经济学是“科学”，是有关人类行动的普遍有效的原则的理论科学，对这种科学知识的运用，是人类走向和平，合作与繁荣的条件。就像制造桌子需要几何知识，发射火箭需要物理学知识一样。理解经验世界，需要借助于“理论”的眼镜。没有理论的帮助，人们容易把历史上存在的东西（比如某种制度），视为合理的东西。人们往往认为，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规律”（科学），而不知道在人的行动构成的社会领域，也存在着规律，以及揭示这一规律的理论。因为说到社会科学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当时，这些“学科”都不是有关这一规律的。

经济学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是“自利-均衡”路径，其脉络是斯密-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二是“自利-主观主义（行动学）”，其脉络是斯密-门格尔-哈耶克-米塞斯。经济学的革命只有一场，即主观主义革命。正是经济学的这一革命，使经济学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这一革命确立了经济学的科学性，也确立了经济学作为“文明之理论基础”的地位。

经济学可以分为两种，即人的行动的经济学与均衡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比如熊彼特，马克思，凯恩斯都属于均衡经济学，比如熊彼特在均衡方法下谈企业家。均衡经济学容易走向“唯科学主义”，进而走向建构主义，它事实上是“反理论的”。**没有对“理论”，即这里说的自发秩序原理的认识与遵循，制度只是一个形式，而不具有功能，这是我们对今年诺奖得主不满意的地方。自发秩序的逻辑（理论）先于制度（历史）。当制度是自发秩序的结果时，制度才具有相应的功能。**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把这种制度作为服务于自发秩序这一目的的手段。

笔者首次提出了“文化社会论”这一概念。一种社会是建立在某个人或某些人，甚或是多数人的意志或意见之是的社会，这种意志或意见可能看似是“善的”，这种社会对应的是 “文化社会论”。另一种社会是建立在“自发秩序原理”之上的社会，它受自发秩序统治，这对应于“逻辑社会论”。“文化社会论”以采取历史的方法（经验的解释）为特征，它是儒家士大夫的主流方法，它指向建构主义，而不是自发秩序。中国长期来在“文化社会论”下运行，历史上没有一种理论去纠正或驳倒“文化社会论”。正常的、具有经济学意义的“演化”，就是从传统社会（文化社会论）不断地走向现代社会（逻辑社会论）。

文明不是一个“最大化”问题：仅仅追求经济发展，并不等于文明，因为文明是一个有关普遍的，超越国界的分工合作如何实现的。假如不了解相关理论（意味着采取错误的手段），而仅仅是追求最大化（如采取产业政策或其他重商主义手段），那么就有可能破坏普遍的分工合作，从而也影响个体或国家的最大化（效率）。所以文明的问题，先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把经济学讲清楚，就是把文明讲清楚。对经济学的思考，也是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找到真正的经济学，其实就是找到文明的方向。普通人也对文明，对国家的前途负有责任，不能拱手把它交给少数人。假如你的国家陷入了贫困或发动了侵略战争，普通人也有责任。普通人有责任为一个社会走向文明贡献力量，为此，他需要“理论工具”，经济学就是这样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