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很少骂群众，却总是骂专家、教授、媒体人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明明许多管制政策，也得到了大量普通人的支持。房价高了，他们要求限价；工作难找，他们要求企业不得裁员；食品出了问题，他们要求加强监管；看见企业赚钱，他们又赞成多征税。难道群众就没有责任吗？

当然有。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相信和支持的观念负责。群众不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孩子，更不是天然正确的抽象符号。一个人支持侵犯产权的政策，最终也可能成为这种政策的受害者。因果关系不会因为他是普通人，就对他网开一面。

但我仍然不愿意把主要火力对准群众。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普通人并不生产一整套社会理论。他们接触到的概念、判断和政策选项，往往已经被知识分子加工过了。群众提出的许多要求，是错误观念的零售端；知识分子才是批发商。只骂零售端，不追问货从哪里来，既不公平，也解决不了问题。

01、群众为什么容易相信错误观念？

普通人每天要上班、做生意、养孩子、还房贷。他没有时间系统研究货币、价格、产权、法律与政府边界。这不是愚蠢，而是分工。一个工程师未必懂经济学，一个医生未必懂法币，一个小店老板也未必有精力研究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人的时间有限，把复杂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本来十分正常。

问题在于，普通人委托出去的是知识判断，知识分子递回来的却常常是权力方案。群众想要更便宜的商品，知识分子告诉他应当限制价格；群众担心失业，知识分子告诉他应当禁止裁员；群众害怕养老无保障，知识分子告诉他应当建立强制社会保险；群众希望孩子受到教育，知识分子告诉他教育必须由公共权力统一提供。

普通人的愿望没有错。谁不希望商品更便宜、工作更稳定、晚年更安全？错误发生在从目的到手段的跳跃上。知识分子把“我希望得到什么”，悄悄改写成“权力应当强迫别人做什么”。至于谁付钱、谁失去选择、激励怎样改变、长期供应是否减少，通常被藏在“公平”“保障”“秩序”“公共利益”这些漂亮词语后面。

所以，我当然会反驳群众的错误观念，但不会轻易把普通人当作敌人。他们首先是错误理论的消费者，也是错误政策最直接的付款人。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谁生产了这些理论，谁把它们包装成常识，又是谁从这种常识中获得了权力、职位和声望。

02、权力最需要的不是暴力，而是正当性

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反复说明：人的行动由观念引导，社会制度也是观念的结果。权力当然可以依靠强制，但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只靠强制长期运行。使用暴力的成本太高。真正稳定的统治，是让多数人相信服从是合理的、必要的，甚至是为了他们自己好。

这正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税收本来是强制转移财产，经过理论包装，变成了“共同负担”；价格管制本来是在限制交易双方的选择，经过包装，变成了“保护消费者”；行业准入本来是在阻止新人竞争，经过包装，变成了“维护市场秩序”；货币增发本来会重新分配购买力，经过包装，变成了“释放流动性”。

权力负责执行，知识分子负责命名。一个行为只要换上足够高尚的名字，普通人就很难看见它原来的性质。知识分子由此完成了一种观念上的炼金术：把强制说成服务，把特权说成公平，把成本转嫁说成社会责任。

过去一百多年，许多影响亿万人生活的制度，最初都不是从菜市场、工厂和家庭中自然长出来的。计划经济、法币垄断、福利国家、强制保险、产业规划以及无所不在的父爱主义管制，都先有理论，再有宣传，最后才成为政策。错误的思想写在纸上时，看起来只是几行字；一旦与权力结合，就会变成税单、禁令、失业、短缺和通货膨胀。

03、哈耶克为什么把知识分子称为“二手观念商”？

哈耶克1949年写过一篇著名文章《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他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只是原创理论的学者，还包括记者、教师、作家、评论员以及各种负责解释世界的人。他们未必精通某一门专业，却决定哪些观点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又以什么方式被普通人理解。因此，哈耶克称他们为“二手观念商”。

这个判断非常重要。一套错误理论不需要每个人都读过原著。只要它先进入大学，再进入教材、报刊和公共传播，最后就会变成一句人人都会说的常识。教授提供概念，媒体提供故事，评论员提供情绪，政策专家提供方案。经过层层转售，理论中的前提和漏洞消失了，只剩下一句简单结论：市场又失灵了，必须有人管一管。

市场经济的解释天生处于传播劣势。它告诉人们，资源是稀缺的，任何选择都有成本，最低价格可能造成短缺，最低工资可能排斥低技能劳动者，福利最终要由生产者负担。这些话不讨喜，因为它拒绝免费午餐。干预主义则简单得多：价格高就限价，收入低就加工资，企业倒闭就救助，行业亏损就补贴。它向每个人许诺好处，却故意不说账单会寄给谁。

哈耶克的贡献，不是证明知识分子个个邪恶，而是揭示观念传播的链条。政治人物往往只是在使用已经成熟的舆论。真正决定几十年以后政策方向的，可能是今天坐在书房、课堂和编辑部里的人。知识分子今天出售的观念，可能就是普通人明天必须服从的制度。

04、罗斯巴德说得更直接：这是一场利益交换

罗斯巴德在《国家的解剖》和《为了新的自由》中，把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说得更直接。权力需要知识分子为自己提供正当性，知识分子则从权力那里获得收入、地位、声望和安全感。双方各取所需。

这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都坐在密室里合谋。根本不需要阴谋。只要激励长期存在，选择就会自然发生。赞成扩大预算的专家，更容易得到课题；论证监管必要性的学者，更容易成为顾问；愿意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市场的评论者，更容易获得公共平台。相反，一个不断追问征税是否正当、垄断从何而来、个人能否退出的人，很难成为权力喜欢的专家。

在市场中，知识产品也要接受消费者选择。一本没人买的书、一门没人愿意付费的课程、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咨询方案，很快就会失去收入。可是一旦知识生产主要依赖税收、编制、课题和行政认可，消费者就不再是知识分子的老板。真正的老板变成了掌握预算和资格的人。

于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激励出现了：知识分子越能证明权力不可缺少，自己就越不可缺少。他提出一个管制，管制制造新的问题；面对新问题，他不会破产，反而可以申请新的课题，再论证需要更细的规则、更大的预算和更多的专家。企业家判断错误会亏掉自己的钱，知识分子判断错误，却可能获得下一轮研究经费。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盯着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读书多，而是因为他们能够让自己的错误摆脱成本约束，并把代价转嫁给没有参与理论生产的普通人。

05、霍普和索维尔追问的是：谁为错误负责？

霍普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结构。学校、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共媒体一旦越来越依赖税收，知识分子就会越来越依赖权力。资助不会机械决定每个人的结论，但会筛选什么观点更容易得到职位、发表和传播。久而久之，维护私有产权、契约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思想会显得“不合时宜”，要求扩大干预的主张却被包装成专业与进步。

更讽刺的是，知识分子经常把这种依赖描述成“独立”。一家企业花自己的钱支持研究，会被质疑利益相关；一个机构花纳税人的钱生产支持扩权的理论，却被视为天然中立。钱并没有消失，利益也没有消失。区别只在于，前者必须说明谁付钱，后者可以把付款人藏在“公共”两个字后面。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抓住了另一个要害：一个人在某个专业领域能力出众，不等于他在所有社会问题上都拥有更高的智慧和道德。会写小说的人未必懂价格，会做数学模型的人未必懂企业经营，会研究法律的人也未必知道一项规则将怎样改变千万人的行动。专业能力不能自动兑换成支配他人的资格。

索维尔尤其重视决策者与后果之间的距离。企业家提出一个错误方案，客户会离开，资本会亏损；家庭做出错误决定，自己要承担后果。知识分子替全社会设计制度，承担后果的却是别人。最低工资让年轻人失去工作，教授不会收到失业者寄来的账单；价格管制造成短缺，评论员不必补上货架；通胀侵蚀退休金，鼓吹宽松货币的人也不会赔偿储户。

没有责任，就没有谨慎。成本由别人承担，善意就会无限膨胀。知识分子最大的制度性危险，不是知识太多，而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少。

06、米塞斯为什么特别关注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

米塞斯在《反资本主义心态》中分析过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市场不会按照学历、名声和自我评价支付报酬，只会按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价值支付报酬。一个不善言辞的企业家可能因为准确满足消费者而积累财富，一位满腹经纶的教授却可能发现，市场并不愿意为他的宏大构想买单。

这种落差很容易被解释成“市场不公”。于是，消费者的选择被说成庸俗，企业家的利润被说成剥削，知识分子自己的失意则被提升为制度问题。权力恰好提供了另一套评价体系：不需要说服消费者，只需要说服少数审批者；不需要创造可购买的价值，只需要证明自己的研究对治理有用。

当然，不能把所有反市场观点都归结为嫉妒。有人是真诚地相信计划能够改善社会。可真诚不能证明理论正确，动机高尚也不能抵销后果。过去一百多年最严重的社会灾难，许多恰恰由相信自己正在拯救人类的人推动。

经济学讨论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爱心，而是他选择的手段能不能达到目的。知识分子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用自己的善良为手段提供担保。他们以为只要目的正确，强制就会变得无害；只要口号叫公平，资源就能绕开稀缺；只要写进法律，企业和个人就能凭空承担成本。米塞斯的经济学恰恰告诉我们：人的行动不会服从愿望，只会回应真实的激励与约束。

07、批判知识分子，不是反对知识

有人可能会说：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霍普和索维尔自己不也是知识分子吗？当然是。正因如此，问题从来不是读书、研究或表达思想本身。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理论。没有正确观念，人们甚至无法识别错误制度。

我所批判的，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替别人设计生活，却不允许别人退出；要求别人承担成本，自己却不承担后果；用学历和职位代替论证，用“科学”“公平”和“公共利益”阻止追问；一旦政策失败，又把失败解释成权力还不够大。

真正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应当主动限制权力，而不是争夺替别人作主的资格；应当揭示看不见的成本，而不是只展示政策意图；应当接受反驳和声誉损失，而不是躲在机构权威背后；更重要的是，他应当把普通人看作有目的、有判断、有产权的人，而不是等待自己塑造的材料。

批判知识分子，也绝不是替群众免除责任。普通人仍然需要学习基本经济学，警惕所有免费的承诺，问清楚每一种“保障”由谁付款，每一种“公平”要剥夺谁的选择，每一项“监管”会保护谁免受竞争。只是说服群众的正确方式，不是骂他们愚蠢，而是把被知识分子藏起来的成本重新摆到他们面前。

08、我为什么总是骂知识分子？

因为普通人往往是最后接触错误观念的人，却是最先承受后果的人。价格被管住，最先买不到商品的是普通消费者；最低工资被抬高，最先失去机会的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税收增加，最难转移成本的是小企业和工薪家庭；货币扩张，最晚拿到新钱、储蓄最先缩水的，仍然是普通人。

骂群众很容易。只要说一句“他们认知不行”，批评者马上就能获得智力上的优越感。但这对改变观念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把最需要理解市场经济的人推向对立面。群众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个站在高处教训他们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人把因果关系讲明白。

所以，我批判知识分子，恰恰因为我站在普通人的利益一边。我要追问那些替全社会开药方的人：你掌握了什么知识？你凭什么替别人决定？政策失败以后，你承担什么责任？如果这些问题回答不了，就没有资格把个人主张变成所有人必须服从的规则。

社会繁荣从来不是依靠更响亮的口号，而是依靠私有产权、自由交换、真实价格、储蓄、资本积累和企业家判断。这些制度之所以脆弱，不是因为普通人天生厌恶自由，而是因为他们长期被告知：不必承担责任，权力可以解决稀缺，别人的财产能够支付自己的愿望。

错误观念一旦失去知识分子的包装，权力就很难继续把掠夺称为公平，把管制称为保护，把失败称为力度不够。揭露知识分子的错误理论，不是一场文人之间的争吵，而是在拆除权力扩张的脚手架。

这就是我不愿意骂群众，却总是骂知识分子的原因。

群众需要被说服。权力需要被约束。那些替权力制造正当性的知识分子，则必须被反复追问、公开反驳。

因为错误的企业判断，最多让一家企业破产；错误的社会理论一旦获得强制力，却可能让所有人为它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