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灵

谈到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发达的制造业，总有人说“唯制造业不是好事”，甚至拿亚当·斯密时代的重农主义来类比，暗示中国是把制造业当成新的“土地崇拜”。

就此，我们要区分两个命题：第一，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工业和制造业，才能谈整体富裕；第二，一个国家只要有制造业就够了，其他都不重要。

前者是现代经济的结构性前提，后者则是批评者自己搭出来的稻草人——先虚构一个“唯制造业”的靶子，再顺手否定制造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工业化，一个国家几乎没有富裕的可能？以及，坚持以制造业为基础，为什么并不等于拒绝服务业、科技和消费？

一

如果不发展工业，国家就只剩下三个支柱：农业、能源和矿产等资源，再加上服务业。乍一看，这些似乎也可以撑起经济，但认真算账就会发现，它们的天花板非常低。

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数据分析，以资源为主的国家，澳大利亚差不多就是上限了，而澳大利亚只有两千多万人口。俄罗斯、中东、委内瑞拉等石油国，不但 GDP 高度不稳定，长期前景也并不乐观。资源价格一跌，财政和汇率就一起颤抖。

农业？美国是现代农业的天花板，效率高到惊人，而全国不过三亿多人口。但美国能靠农业就够了吗？更何况，现代农业本身就是以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农机、化肥、农药、冷链、物流和信息系统，“现代农业”根本无从谈起。参见： 所见非所得，振兴农业的关键在农业之外

再说服务业。服务业必须一刀切成两半来看：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附加值高，通常与制造业、科技、金融体系深度绑定，包括工程设计、工业软件和自动化、芯片设计、供应链管理、面向企业的专业金融（企业融资、债券、期货，不是信用卡和消费贷）、科技研发服务、云计算与 AI 服务、法律和会计咨询、医疗科技服务、大规模现代物流、国际商务服务等等。

但这些高端服务业，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根本就不会有需求。美国在工业空心化之后还能保留一部分高端服务业，是因为它曾经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基础，工业和制造业先跑在前面，才有后来这些服务业发展壮大，乃至走向全球。如果其他国家东施效颦，照着“金融化后的美国”学，抛开制造业谈高端服务业，还不如指望天上掉馅饼来得实在些。

至于低端服务业，就是理发、美甲、摆摊、开馆子、做小修小补、做导游这些，本质上是本地人服务本地人。既不能出口，也不产生规模经济，更无法真正推动生产率。就拿看上去很容易赚钱的旅游业来说，马尔代夫的旅游资源没谁能比吧，人口也不多，但也没发大财，2024年的人均GDP为11,721美元，还不如中国。

中国有十四亿人口，不大力发展工业，光指望资源、农业和服务业，别说富裕，吃饱饭都成问题。

二

真正能让经济翻篇的是生产方式。理解工业化的意义，首先要问的是：这个社会是靠什么方式在生产？

在农业与手工业时代，生产率牢牢绑在自然条件和个体体力上。你可以每天干十四个小时，累死累活远超 996，把地翻得一锹比一锹仔细，但再怎么努力，靠多种几亩地也很难让一家人普遍跨入中产。手工业同样如此，比如传统纺织业，不管投入多少人力，要让人人有漂亮衣服穿都很困难。

传统经济的天花板，被依靠个人劳动的生产方式锁死了。

工业化第一次让社会可以系统性地借助“外部能量”——机械动力、化石燃料、自动化系统、大规模组织和科学技术——实现生产率的跃迁。流水线不是“很多人同时干活”，而是把普通劳动者放在一台巨大的能量放大器上，让一个人可以调动远超自己体力极限的能量和工具。

工业化并非简单地“多了几座厂房”，而是整个社会的生产逻辑换了一套操作系统。现代经济增长的源头，就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必须守住制造业”，强调的正是这一整套以工业体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而非某几个具体行业。没有这层基础，所谓服务业升级、金融腾飞，都像是在泥地上造高楼，看上去一时热闹，但塌得飞快。

农业社会的剩余太有限，撑不起大规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科研和教育体系，社会积累能力极弱，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而工业体系一旦建立，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强化循环”：一方面是制造业大规模生产供应国内，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来外汇，引进设备和技术，再反过来升级制造能力。

这个循环一旦跑起来，经济体就第一次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可持续增长机制”。如果没有这一套循环，最多只能依靠资源、债务或外援维持短暂繁荣，全球周期一变，泡沫破裂，就得重新清算。

在这里，“唯制造业”这个指责就显得不明所以。如果所谓“唯制造业”是指把制造业当作唯一抓手，其他一概不管，那当然是个问题；但如果说的是“用制造业来带动整个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循环”，那恰恰是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共同路径。

有了制造业，整个生产体系才能进入良性循环。没有这个环节，金融只能在账本上空转，服务业只能在存量蛋糕里互相内耗，消费也就成了透支未来，而不是建立在稳固收入和生产率基础上的消费。

三

人们习惯用 GDP 和人均收入来衡量国家富裕程度，但真正决定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是这个国家有没有足够数量的稳定中产。

高生产率带来高工资，高工资带来可持续的消费能力，大市场反过来又支撑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工业体系。所谓“东亚奇迹”，说到底，是在工业化基础上，通过这种循环让大批普通人进入了中产行列。

反过来看，如果没有工业化，大多数人不可能真正进入中产。餐饮、旅游、咖啡馆、直播带货、街边小店，这些服务业都有其价值，但它们建立在既有财富之上，而不是财富的源头。它们可以美化城市、激活某些消费场景，却很难靠这些领域单独支撑起几千万、上亿人的稳定中产地位。

当批评“唯制造业”的时候，很多人默认的替代方案就是“发展服务业”“发展消费”“搞文旅和创意产业”。然而，如果制造业不强，这些看起来多彩的服务业从哪里获得持续的客户、收入和税基？一旦经济下行，最先收缩的往往就是这些依附性的消费服务业。

此外，现代国家所需的学校、医院、交通网络、科研体系、治安系统、国家安全体系、环境治理、城市更新，没有一样是便宜的。农业和低端服务业贡献不了这样的税基，资源出口又高度依赖全球周期，价格时冷时热，很难成为稳固基础。真正能支撑现代财政体系的，是工业链条，尤其是制造业环节所创造的可持续价值。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高铁和地铁，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城市更新，能够不断扩大教育和医疗的覆盖面，能够维持大体稳定的治安和基础设施运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背后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础。

如果在这个时候，以“反唯制造业”为名，鼓吹“降低制造业比重，为服务业和金融让路”，看上去像是经济结构“现代化”，实质上是在动摇财政和国家能力的底座。也许一时看不出问题，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会慢慢积累为老化的基础设施、恶化的治安、垮塌的公立教育和失控的社会成本。美国曾经拥有无比强大的工业实力，如今产业空心化的后果已经摆在那儿，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若要效仿，就是在玩火。

而在现代国际贸易中，制造业是附加值最高、技术含量最高、最能积累工艺和组织经验的部分。农业、旅游当然也能出口，但波动更大，附加值有限；资源出口则几乎完全被全球周期牵着走。

具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制造业的国家，可以稳定地产生外汇，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技术迭代不断提升竞争力，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和谈判余地。反之，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哪怕短期因为资源或金融窗口而富裕，也很难在全球体系中拥有持续的话语权和安全感。

从尼日利亚到埃及，从阿根廷到巴基斯坦，许多长期停滞的国家，正是因为工业化中断或从未完成，制造业薄弱，工业体系残缺，靠发展服务业和金融救不了他们。

四

反工业化叙事最常举的反例，是苏联、东欧和拉美：你看，他们不也工业化了吗，结果如何？

苏联的问题不是“工业化过头”，而是工业结构高度偏重重工业和军工，消费工业长期被忽视；科技体系难以市场化转化；制度僵化，难以适应全球竞争下的持续升级。

东欧的工业体系过度依赖苏联大市场，对外竞争力不足，一旦整体结构转换，没有自己的独立路径，于是一损俱损。

拉美则是工业链条不完整，关键环节缺失；国家能力不稳定，宏观政策大起大落；产业升级中途反复被金融危机和资源周期打断。

这些案例不是“工业化害了他们”，而是反映了一个简单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工业化是国家“有可能”富裕的前提，后续的治理能力、制度安排和产业升级路径，才决定这种可能性最后能不能兑现。

换句话说，它们证明了工业化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工业化，富不起来；只有工业化，如果结构严重失衡、政策连续性不足、制度无法支持升级，也不一定能成功。

何况，今天的中国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早已超过一半，数字经济、现代物流、电商平台、工程设计、软件服务、高端制造配套服务，都在飞速扩张。中国的问题从不是“服务业太少”，而是“制造业太重要，绝对不能丢”。

对于绝大多数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不工业化只剩下两条路：长期贫穷或者长期脆弱。中国不能走任何一条，也已经没有退回去的空间。

制造业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要素，却是所有升级和多元化的基础盘。否定制造业，就是否定自己的地基。站在制造业的基础上去升级，才是一条真正稳妥、现实而成熟的现代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