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美洲，你脑子里会冒出什么画面？

是茂密的热带雨林，还是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滩？

是那些戴着草帽、种着香蕉和咖啡的农民？

还是那些戴着墨镜、手持AK47、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毒枭和游击队？

中国不少自媒体是这么评价的：

“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公平的恶果！中心国家，一直在剥削边缘国家！”

“唉，它们都是可怜的‘香蕉共和国’啊！经济命脉，都被万恶的美国资本给控制了！”

“它们是‘美国的后花园’！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在那里扶植独裁者，颠覆民选政府，搞得它们永无宁日！”

这些自媒体把这些国家，描绘成了一个个天真无邪的、被外部恶霸欺凌的“傻白甜”。

而真相是，它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是什么“傻白甜”，而是一个个充满了内部仇恨、制度腐烂、文化堕落的“扶不起的阿斗”！

它们的问题，不是外部的“剥削”，而是内部的“自毁”。

它们的悲剧，不是来自于“强权的干预”，而是来自于它们自己，从上到下，对“自由市场”的彻底背叛！

“香蕉共和国”的神话：联合果品公司，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我们先来处理那个流传最广、也最具迷惑性的神话——“香蕉共和国”。

这个词，就是专门为中美洲国家量身定做的。

它描绘的图景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跨国巨头，就像一个邪恶的八爪鱼，用它的触手，控制了这些小国的经济命脉（香蕉种植园），收买它们的政客，压榨它们的农民，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个没有主权的、专门为美国人提供廉价水果的附庸。

这个故事，成功地，把联合果品公司，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我们作为冷静的奥派经济学观察者，不能被这种充满了道德煽情的叙事所迷惑。

我们必须提出几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联合果品公司到来之前，中美洲，是一片岁月静好的田园牧歌吗？

呵呵

在19世纪末，联合果品公司到来之前，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这些地方，是什么样子？

是一片被原始丛林覆盖的、疟疾和黄热病横行的、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

当地的印第安人，还处在最原始的部落状态。

所谓的“国家”，不过是几个军阀头子，带着一帮土匪，占着几个山头，互相打来打去而已。

这里，没有像样的道路，没有港口，没有铁路，没有医院，甚至连最基本的法律秩序都没有。

是联合果品公司，带着在当时看来，如同天顶星科技一般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到了这片被上帝遗忘的土地。

它干了什么？

它带来了基础设施。

为了把香蕉运出去，它修建了中美洲第一批铁路、港口、公路和电报线路。

这些基础设施，是它为了自己的生意修的吗？

是的。

但这些设施，是不是也同时，把这些与世隔绝的国家，第一次，连接到了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

当然是！

它带来了农业技术。

它带来了先进的灌溉系统、病虫害防治技术，把那些产量低下的土地，变成了高效的香蕉种植园。

它带来了就业和稳定的收入。

它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农民，让他们从过去那种朝不保夕的、靠天吃饭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第一次，获得了可以用货币结算的、稳定的工资收入。

它甚至带来了现代医疗。

为了保证工人的健康，它在种植园周围，修建了医院，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蚊运动，极大地降低了疟疾和黄热病的发病率。

我问你，这些行为，从客观结果上看，到底是在“建设”，还是在“掠夺”？

当然，联合果品公司，不是来做慈善的。

它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

它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和当地的独裁者勾结？

有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干预当地的政治？

当然有。

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联合果品公司来了，中美洲才变得腐败和独裁。

而是因为，中美洲那片土地上，本来就只生长着腐败和独裁的政权。

联合果品公司，作为一个外来者，为了在那样一个没有法治的环境里生存下去，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去适应当地的“潜规则”，去和那个最强大的暴力集团（也就是当时的政府），进行交易。

你不能把一个地方的乌烟瘴气，完全归咎于那个后来才走进这个乌烟瘴气环境里的外人。

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当年，联合果品公司，没有选择去中美洲，而是选择了去，比如说，哥斯达黎加的某个邻国。

那么，今天，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这些地方，会是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它们大概率，会比现在，还要穷，还要落后。

它们可能至今，都还是一片没有铁路、没有港口、被丛林和疾病覆盖的蛮荒之地。

联合果品公司，这个被左翼知识分子描绘成“魔鬼”的角色，它在事实上，扮演的，是一个“资本和文明的传播者”的角色。

它以一种在当时看来，或许粗暴、或许不完美的方式，强行地，把中美洲这些“前现代”的社会，拖进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

它带来的，有痛苦，有冲突。

但是，它也带来了现代世界的一切基础：资本、基础设施、和市场观念。

而中美洲的悲剧，恰恰在于，在联合果品公司这个“启蒙老师”离开之后，它们非但没有学会如何自己走路，反而把老师教的那些最宝贵的东西，给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左翼”与“右翼”的合谋：一场永不停歇的抢劫大赛

如果你去看20世纪后半叶的中美洲历史，你会发现，它就是一出由两种人，轮流坐庄，反复上演的闹剧。

这两种人，在意识形态上，看似水火不容。

但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最终造成的恶果，却惊人地一致。

第一种人、是打着“民族解放”、“反美帝”旗号的“左翼革命家”。

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头子，丹尼尔·奥尔特加。

这帮人，脑子里，装满了从古巴和苏联那里，进口来的、二手的马主义垃圾。

他们一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抢！

他们把所有“美帝国主义”的财产，全部“国有化”。

他们把所有本国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搞“土地改革”。

他们用印钞机，制造恶性的通货膨胀，来“合法”地抢劫所有储户的财富。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搞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告诉你，他们只是在用一种新的、更“革命”的口号，来为自己的抢劫行为，进行道德上的粉饰而已。

结果呢？

尼加拉瓜，这个曾经的中美洲“粮仓”，在他们的“英明”领导下，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经济崩溃、物资奇缺、人人想要逃离的人间地狱。

而奥尔特加和他那帮革命同志们，则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国家新的、更贪婪的“红色寡头”。

第二种人、是打着“反共”、“亲美”旗号的“右翼独裁者”。

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更多了。

危地马拉的阿马斯，萨尔瓦多的军政府……

这帮人，通常是军人出身。

他们通过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军事政变上台。

他们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也是抢！

只不过，他们抢劫的方式，更“传统”一点。

他们不会去没收美国公司的财产。

相反，他们会把国家的矿山、港口等最优质的资源，以极低的价格，“私有化”给自己的亲信和家族。

他们会和毒枭勾结，把国家，变成一个为跨国贩毒集团，提供保护伞和洗钱通道的“犯罪天堂”。

他们会组建“死亡卫队”，把所有敢于反对他们的人——工会领袖、学生、记者、神父——都从肉体上消灭。

你看，这两种人，一个“极左”，一个“极右”。

一个嘴上喊着“人民”，一个嘴上喊着“自由”。

但他们干的事，有任何本质区别吗？

没有！

他们的本质，都是“流寇”。

他们都不相信，也不愿意，去建立一个稳定的、保护所有人私有产权的法律秩序。

因为，在一个真正有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那种靠暴力和特权来抢劫的模式，根本玩不转。

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在“无序”中，浑水摸鱼。

所以，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去摧毁那个能够带来“秩序”的、最脆弱的东西——市场。

左派，用“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来摧毁它。

右派，用“裙带资本主义”和“黑社会化”来摧毁它。

中美洲的悲剧，就在于，它的人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就只能在这两种不同口味的毒药之间，来回选择。

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尝一尝，那个叫“真正的自由市场”的解药，到底是什么味道。

“非正式制度”的诅咒：当“不信任”成为文化

好了，肯定会有人问。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国家，就建立不起来一个像样的法治和市场秩序呢？

难道他们的人，天生就比较蠢，或者比较坏吗？

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它触及到了一个比成文的法律和政策，更难以改变的东西——文化，或者说，“非正式制度”。

秘鲁，虽然在南美，但它的问题，和中美洲，是相通的。

秘鲁有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叫赫尔南多·德·索托。

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胜利，而在第三世界，却处处碰壁？

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他说，问题，不出在那些穷人身上。

那些在贫民窟里，开个小卖部、搞个小作坊的穷人，他们充满了企业家精神。

问题，出在“制度”上。

他发现，在秘鲁这样的国家，一个穷人，想把他那个小小的、非法的生意，“合法化”，需要花多大的成本？

他的团队，做了一个实验：在利马，注册一个小小的服装厂。

结果，他们花了289天，跑了无数个政府部门，花费了相当于一个最低收入工人32倍年薪的费用，才最终，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

你告诉我，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有几个人，会选择去走“合法”的道路？

当“合法”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时，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留在“法外之地”。

于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经济”。

他们的土地和房产，没有合法的、受到保护的产权证。

他们的生意，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

他们之间的合同和纠纷，无法通过法庭来解决，只能靠家族、人情、甚至黑帮的暴力来裁决。

而这种“非正式”的状态，就是贫穷的温床。

因为你的财产，没有合法的产权。

所以，你无法把它，作为抵押物，去银行贷款，扩大你的生意。

你的资本，永远是“死的”。

因为你的生意，是非法的。

所以，你永远不敢把它做大。

因为一旦做大了，你就会成为政府官员和黑帮，敲诈勒索的肥肉。

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可信的法律体系，人们之间的信任成本，变得极高。

你只敢跟你的亲戚、你的同乡做生意。

整个社会的合作规模，被死死地，限制在了血缘和地缘的小圈子里。

当“不信任”，成为一种文化；

当“潜规则”，取代了“明规则”；

当“走后门”，成为比“走正门”，更理性的选择时。

一个国家，就陷入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无法摆脱的“贫困陷阱”。

而这个陷阱，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加强。

因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他们会从心底里，不相信任何关于“法治”、“契约”、“市场”的宏大叙事。

在他们看来，那都是骗人的鬼话。

他们唯一相信的，只有两样东西：权力和暴力。

于是，他们要么，去依附某个有权有势的“大哥”；

要么，就自己拿起枪，成为新的“大哥”。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政治，永远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暴力游戏。

因为，除了通过暴力，去抢夺那个唯一的、可以分配资源的“权力”之外，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出路。

唯一的解药：一场“自下而上”的产权革命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病灶，都诊断清楚了。

表层病灶：政治不稳定，左右翼恶斗，腐败横行。

中层病灶：成文的法律制度极其失败，交易成本高昂，产权保护缺失。

深层病灶：非正式的文化和制度，充满了“不信任”，人们普遍信奉“权力”而非“市场”。

那么，药方，在哪里？

那些白左的“国际援助”组织会告诉你，药方是：

“给他们更多的钱！”——结果，这些钱，大部分，都进了独裁者和腐败官僚的口袋。

“帮助他们，建立‘民主’制度！”——结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只会加剧内斗和分赃的“混乱民主”。

“教育他们！提升他们的公民意识！”——在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环境里，这纯粹是对牛弹琴。

我告诉你，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由外部输入的解决方案，都注定会失败。

唯一的、真正的解药，只能来自于一场“自下而上”的、艰难的、漫长的产权革命。

这，也正是德·索托，为他的国家，开出的药方。

第一步：产权的“形式化”。

政府，必须放下它那高高在上的官僚架子。

派人深入到每一个贫民窟，每一个非正式的社区，去丈量他们的土地，去登记他们的房产，去承认他们那些“非法”生意的合法性。

然后，给他们颁发一张张具有法律效力、受到国家暴力保护的产权证。

这个过程，极其繁琐，极其困难。

但是，这一张张薄薄的纸，就像一个个神奇的炼金石。

它能把那些“死”的资产，瞬间，点化成“活”的资本。

当一个贫民窟的居民，拿到了他那间小破屋的产权证，他就可以，第一次，走进银行，把它作为抵押物，贷出一笔款来，去给他的孩子交学费，或者，去给他的小作坊，添置一台新机器。

资本，就这样，在最底层，被创造出来了。

第二步：法治的普及化。

政府，必须简化所有的法律程序。

让注册一个公司，变得像买一棵白菜一样简单、便宜。

同时，建立起一个廉洁的、高效的、穷人也能用得起的司法体系。

让每一个普通的公民，在签合同的时候，相信这张纸，是有用的；

在发生纠纷的时候，相信法官，是会公正判决的，而不是看谁给的钱多。

当人们开始相信“法律”，而不是相信“拳头”时，一个现代商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石——信任，才能被慢慢地，重新建立起来。

第三步：观念的市场化。

这也是最难的一步。

就是必须，通过教育，通过公共讨论，把那些最基本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常识，植入到每一个人的脑子里。

让他们明白：

财富，不是来自于抢劫，而是来自于自愿的交换。

利润，不是剥削，而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和创新的奖励。

那个外国来的资本家，不是来掠夺你的魔鬼，而是给你带来就业、技术和选择权的恩人。

只有当一个社会，从文化上，建立起对“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时，它才能真正地，走出那个“零和博弈”的贫困陷阱。

这三步，哪一步，都不容易。

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观念革命。

对于中美洲那些，已经被暴力和不信任，浸泡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这条路，可能还要走很久，很久。

但是，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出路。

所以，别再廉价地，去同情他们的“贫穷”了。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冷静地，去剖析他们“贫穷的原因”。

然后，把这个残酷的、但却唯一正确的诊断报告，甩在他们脸上。

告诉他们：

“别再怨天尤人了！别再把锅，甩给什么美国，什么资本主义了！”

“你们的贫穷，是你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你们选择了暴力，而不是合作；选择了特权，而不是市场；选择了抢劫，而不是创造！”

“能救你们的，不是什么外部的援助，也不是什么新的革命领袖。”

“能救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对经济学常识迟来的、痛苦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