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你每天打开手机，各种APP推送给你的信息，总能看到两拨人在激烈地争吵。

他们互相贴标签，起外号，仿佛是两个物种。

一拨人，我们姑且称之为“小粉红”，他们对国家的每一个成就都欢欣鼓舞，对任何批评都视若寇仇。

他们相信国家的力量，认为一个强大的集体是个人幸福的终极保障。

另一拨人，我们称之为“自由派”，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真理解什么叫自由，但他们自己是这么宣称的，他们对现状总是充满批判，言必称西方，心心念念的是更多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

他们认为，一个处处受限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这两拨人，在网络上，如同罗马斗兽场里的角斗士，用尽一切言辞的武器，试图将对方彻底驳倒、消灭。

他们争论的话题包罗万象：一部电影的评价，一个社会事件的定性，一项经济政策的得失，乃至某个外国的选举结果。

在小粉红看来，“自由派”是忘恩负义的“恨国党”，是西方思想的应声虫；而在“自由派”眼中，小粉红则是被洗脑的、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可怜人”。

他们都坚信，自己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方，而对方则是愚昧、邪恶的化身。

他们之间的鸿沟，看起来比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似乎永无弥合的可能。

任何试图调和的言论，都会被双方同时视为“理客中”的骑墙派，并一同啐上一口唾沫。

这看上去，确实是一场不共戴天的生死之战。

但是，我想请你退后一步，离这些喧嚣远一点，换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你常识的结论：这两拨人，其实是亲兄弟。

他们争吵的本质，不是要不要一个“大家长”来管理家庭，而是这个“大家长”应该是谁，以及应该用什么风格来管理。

他们争的，是家庭财产的管理权和分配方案，而不是这笔财产是否应该由家庭成员自己掌握。

换句话说，小粉红和“自由派”，尽管在政治立场的光谱上看起来南辕北辙，但他们的思想底层，他们的世界观操作系统，是同源的。

这个共同的操作系统，就叫作社民主义，或者更宽泛地说，叫作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

他们都相信，社会是一个可以被精英、专家或某个英明实体通过强制力来设计、规划和改良的工程。

他们都对个人在完全自由状态下的自发秩序缺乏信心，认为如果不由一个强大的权威来“引导”或“管制”，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

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

小粉红希望这个大家长是威严的、强硬的、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严父”，他要一致对外，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家庭的国际地位和内部稳定。

家庭成员的首要任务是服从和贡献。

“自由派”则希望这个大家长是温和的、民主的、以公平和福利为最高目标的“慈母”，她要倾听每个孩子的声音（最好是普选），调节家庭矛盾，照顾弱小成员，确保每个人都分到“应得”的一份。

你看，他们争的是“严父治家”还是“慈母治家”，但“必须有一个家长来治家”这个前提，是双方都默认的、甚至从未怀疑过的。

他们都是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的信徒。

他们争的，是谁来掌握权力，以及如何运用权力。

而这，正是社民主义思想谱系内部的经典纷争。

要看清这层本质，我们日常使用的那些政治分析工具——比如简单的“左”与“右”、“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威权”——就显得过于粗糙和表面化了。

它们就像用一把钝刀来解剖精密的身体，只能得到一堆血肉模糊的印象，而无法看清内部的器官和脉络。

我们需要一把更锋利的手术刀。

这把手术刀，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政治分析理论。

为什么是它？因为它有几个独一无二的特质：

第一，它从最不可动摇的基点出发：个人。

不是国家，不是阶级，不是民族，而是活生生的、会思考、会行动的个人。

这让它的分析能够穿透一切集体主义的迷雾。

第二，它有一套坚实的逻辑体系，叫作人类行为学。

它不搞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游戏，而是从“人会行动，且行动皆有目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推导出整个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厦。

这让它的结论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第三，它对国家和强制力抱有最深刻的警惕。

它不像其他学派那样，将国家视为一个中立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组织，而是将其本质看作是“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这让它在分析国家行为时，总能保持清醒和现实。

因此，当我们拿起奥派这个理论工具，对准小粉红和“自由派”这对争吵不休的兄弟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他们争吵的面具之下，共享着同样一颗“社民主义”的心脏。

而他们二十年来的口水战，不过是这颗心脏不同心房之间的搏动而已。

接下来，我们开始

二）我们用什么工具看问题

在正式解剖我们的两个分析对象之前，我们必须先校准我们的工具。

否则，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将是扭曲的。

奥地利学派提供的是一套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操作系统，它的核心代码很简单，但功能却异常强大。

你听到“集体”、“国家”、“社会”、“人民”这些词时，脑海里会浮现什么？可能是一个宏伟的形象，一个强大的意志。

但奥派会轻轻地提醒你：停一下，这些东西本身，是不会思考，也不会行动的。

国家不会决策，是政府官员在决策。

社会不会愤怒，是组成社会的张三、李四在愤怒。

集体不会创造，是集体中的某个个人在创造。

这就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它不是说个人利益至上（那是伦理学层面的个人主义），而是说，我们分析一切社会现象，都必须追溯到其最基本的单元——即个人的行动。

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威力巨大。

它能瞬间击碎所有集体主义的幻觉。

当有人说“国家需要我们牺牲”时，奥派会问：具体是哪个叫“国家”的人需要？还不是掌握国家机器的某些官员，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你牺牲？当有人说“为了社会公正”时，奥派会问：哪个叫“社会”的实体来感受公正？还不是某些人认为的“公正”，需要通过强制力施加于另一些人身上？

守住这个原则，你就不会被任何宏大的词汇所迷惑。

你会永远追问：是谁在行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行动会对其他人的行动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分析小粉红和“自由派”的基石。

我们不关心他们自称代表的“国家利益”或“普世价值”，我们只关心他们作为个人，想要通过什么样的行动，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奥派的另一个法宝，是米塞斯建立的人类行动学。

这个词听起来很吓人，但它的核心公理简单到像一句废话：人会行动。

但深究下去，这句“废话”包含了惊人的信息。人只要行动，就意味着：

他对现状不满意，认为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他有某个目的，想要达成一个更令他满意的状态。

他动用某些手段（资源、时间、知识）去达成这个目的。

他必然面临选择，因为手段是稀缺的，他必须放弃一些次要的目的（这就是机会成本）。

他的行动发生在时间中，他偏好当下的满足胜过未来的满足（时间偏好）。

从这个简单的公理出发，米塞斯像欧几里得构建几何学一样，逻辑严密地推导出了利息、资本、货币、商业周期等所有核心的经济学定律。

这些定律不是来自经验观察或统计归纳，而是来自对“行动”这一概念的逻辑演绎，因此它们像“2+2=4”一样，是先验的、普遍为真的。

这和主流经济学用数学模型预测未来的方法完全不同。

奥派认为，人的选择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新点子。

但你可以确知的是，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他的行动都必须遵循这些基本的行为规律。

这个工具告诉我们，分析小粉红和“自由派”时，我们不要去评判他们的目的“好”或“坏”，那是价值判断。

我们要做的是，运用人类行为学的规律，去分析他们倡导的手段，是否真的能达成他们声称的目的。

比如，他们都希望社会更“繁荣”，那么，他们各自推崇的国家干预手段，真的能导致繁荣吗？还是会系统性地导向他们意想不到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

小粉红和“自由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社会工程 师”。

他们总觉得社会太混乱了，市场太盲目了，需要一个聪明的头脑（他们自己或者他们信赖的某个权威）来好好规划一下。

而米塞斯指出，在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没有市场）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经济计算的。

为什么？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土地、机器、原材料）的私下交易，就不会形成这些生产资料的真实市场价格。

没有了价格这个通用的计算单位，中央计划者就无法知道，用一吨钢材去造拖拉机，还是去造医疗设备，哪一个更有效率，哪一个更能满足社会最迫切的需求。

他将只能进行“实物计算”，比如“我们有100吨钢，500方木材”，但他无法将这些不同质的东西进行比较和权衡。

他所有的决策，都将是盲目的、武断的。

他可能会造出一大堆没人要的东西，同时人们急需的东西却严重短缺。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纯粹的计划经济都导向了贫困和混乱。

这个理论的威力在于，它不仅宣告了纯粹计划经济的死刑，也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发出了致命的警告。

政府每管制一个价格（比如房租），这个价格信号就被扭曲了，相关的经济计算就开始失灵。

政府每补贴一个产业，就是在用强制力代替市场信号来配置资源，必然导致浪费和错配。

小粉红和“自由派”的所有政策药方，无论是产业补贴、最低工资、福利发放、价格管制，无一例外都是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干预和破坏。

它们也许能在短期内讨好某些群体，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必然会损害经济的效率和活力，最终伤害到所有人，包括他们本想帮助的那些人。

奥派理论的简单介绍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将用这个理论来分析这两大群体。

三）小粉红分析

让我们先从当前舆论场上声量最大的群体——“小粉红”——开始。

为了避免漫画式的丑化，我们要深入他们的内心，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和世界观，然后再用奥派的理论进行剖析。

一个典型的小粉红，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和他真诚地交流，你会发现，排在第一位的，几乎总是安全感和秩序。

他们经历了或者听父辈讲述过动荡的年代，对混乱有着发自内心的恐惧。

他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国家因为“各种革命”而陷入战乱，看到难民流离失所，这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念：稳定压倒一切。

一个强大的、能够掌控一切的国家，是抵御这种混乱风险的唯一屏障。

其次，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集体的荣耀感。

个人的生活或许平凡，甚至有些许不如意，但当他们看到国产航母下水、空间站对接、GDP数据攀升时，他们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心理满足。

这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是对冲个人生活不确定性的一剂强心针。

国家的强大，让他们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感到挺直了腰杆。

他们的话语体系里，“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是最高频的词汇。

最后，他们也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他们认为，这种改善的最佳路径，是搭上国家发展的“高铁”。

他们相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认为国家主导的基建、产业政策、扶贫工程，是个人致富的最可靠保障。

他们对“先富带动后富”的叙事深信不疑，认为个人的奋斗，必须与国家的目标同频共振。

在小粉红的世界观里，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象化的、类似“大家长”的角色。

这个大家长是全能的，没有国家办不成的事。

从上天入地的高科技，到“菜篮子”工程的物价，国家都有能力、也理应去管理。

当某个行业出现问题（比如教培、游戏），他们第一反应是“国家该管管了”。

当遇到天灾人祸，他们相信国家会像“天降神兵”一样来拯救。

同时，他们相信国家又是仁慈的。

他们相信，这个大家长的出发点永远是好的，是为了整个家庭（国家）和绝大多数子女（人民）的利益。

即使某些政策在执行中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也是为了“大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之举。

对家长的任何质疑，都被视为不懂事的、甚至怀有恶意的“忤逆”。

他们还认为，国家是唯一的依靠。除了这个大家长，外界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充满敌意的。

他们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抱有强烈的“丛林法则”想象。

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搏斗，如果不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个体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个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无限延伸。

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一种“家长孩子”的庇护与服从关系。

现在，我们用奥派的理论来透视这套世界观。

首先，小粉红对国家强制力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迷恋。

他们相信，社会的进步和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强制性的命令和规划。

这恰恰是奥派思想家最警惕的东西。

奥派认为，社会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交换，是“双赢”。而国家的本质是强制，是“零和”甚至“负和”（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且过程中有资源损耗）。

小粉红所赞美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奥派看来，其实是“通过强制手段剥夺一部分人的资源和选择权，去实现另一部分人的目标”。

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经济效率的巨大损失。

其次，小粉红对市场充满了深刻的不信任。

他们不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不相信个人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公共利益。

在他们看来，没有“监管”的市场就是资本家无法无天的赌场；没有“引导”的舆论就是谣言满天飞的粪坑；没有“规划”的社会就是一盘散沙。

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没有指挥中心的复杂系统，是如何能够有序运行的。

他们眼中的“混乱”，在奥派看来，恰恰是无数个人在进行试错、创新和协作，是知识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源泉。

他们试图用规划来消除的“不确定性”，恰恰是自由和繁荣的生命线。

最后，他们的世界观，完美地印证了米塞斯的经济计算难题。

他们支持国家对关键产业进行补贴和控制，支持政府稳定物价，支持用行政命令淘汰“落后产能”。

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一次这样的干预，都是在摧毁一个价格信号，让经济计算变得更加困难和扭曲。

他们看到国家投资建起了宏伟的高铁和桥梁，却看不到这些投资的机会成本——那些被强制抽走、本可以投入到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的资本。

他们只看到了干预所带来的可见的、集中的“好处”，却看不到其造成的看不见的、分散的“坏处”。

他们是社民主义者吗？是的，他们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包装下的社民派，坚信国家有权力和义务为了“整体利益”而支配资源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小粉红是不是社民主义者？

传统的社民主义，比如北欧模式，通常与民主、福利、工会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小粉红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强调这些。

但是，如果我们抓住社民主义的核心——即部分承认私有制，但主张通过国家强力干预和财富再分配来修正市场，以达成某种集体目标（如社会公平、国家强大）——那么，小粉红无疑是社民主义思想谱系中的一员。

他们是社民主义的国家主义或右翼变体。

他们不那么关心“个人福利”或“平等”，但他们极其关心“国家福利”和“集体强大”。

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完全赞同国家拥有支配经济资源、管制市场行为、乃至牺牲个人利益的权力。

他们支持国有企业，因为这被视为“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他们支持产业政策，因为这被视为“赶超西方”的武器；他们支持对某些行业进行整顿，因为这被视为“防止市场无序”。

所有这些主张，其内核都是一样的：不信任个人和市场，信任国家和规划。

他们同样认为财产权不是绝对的，当它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就必须让路。

他们和欧洲的社民主义者一样，都把国家视为一个可以积极主动地塑造经济和社会的“有为政府”，只不过他们追求的目标，从“福利社会”变成了“强大国家”而已。

因此，小粉红绝非什么古典的保守主义者或真正的右派（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右派），他们是穿着民族主义外衣的社民主义者。

他们的心脏，和他们憎恶的“白左”一样，都在为一颗强大的、无所不包的利维坦之心而跳动。

四）“自由派”的素描

解剖完了“国家大家长”的忠实拥趸，我们现在把显微镜对准他们的“死敌”——中国的“自由派”。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一度是舆论场的主流，被称为“公知”、“启蒙者”。

如今，他们虽然声量减弱，但其思想的底色，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人。

一个典型的“自由派”，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公平和正义。

他们对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极为敏感：贫富差距、权力滥用、弱势群体得不到救助等等。

他们心中有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在这个蓝图里，每个人都应该被“有尊严地”对待，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

他们追求的是福利。

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有责任照顾好自己的每一个成员。

他们大力鼓吹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体系，主张政府应该通过二次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为底层民众提供一张坚实的安全网。

他们常常以北欧国家为榜样，羡慕那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本质上，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文明”的管制框架。

他们并不反对管制本身，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更精巧的管制的爱好者。

他们反对的是粗暴的、不透明的、不受制约的管制。

他们希望建立一套西方式的、基于“法治”和“民主程序”的管制体系。

他们相信，只要权力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并且受到媒体和司法的监督，那么这个权力就是“善”的，就可以被放心地用来“做好事”，比如强制企业环保、征收高额累进税、实施反歧视法案等。

在“自由派”的世界观里，政府（或者说国家）本身不是问题，

一个“坏”的、不受监督的政府才是问题。

他们的核心信念可以概括为：政府是工具。

他们将政府视为一个中性的、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强大工具。

这个工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掌握在谁手里，以及如何使用它。

如果掌握在“坏人”手里，它就是压迫机器；如果掌握在通过民主程序选出的“好人”手里，它就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天使。

他们认为人性本恶，他们对不受约束的人性，特别是对资本和强者的逐利本性，抱有极大的不信任。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干预，市场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资本家会为了利润压榨工人、污染环境，强者会无情地欺凌弱者。

他们是乌托邦主义者坚信，人类可以足以设计出一套完美的社会制度，来消除贫困、不公和歧视。

他们热衷于讨论各种制度细节，比如选举制度应该用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制，央行应该独立还是政府控制，环保税应该收多少。

他们相信，只要找到了那个最优的“制度配方”，并由一个民主政府来强力执行，人间天堂就指日可待。

这个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和社会工程学的结合。

他们自认为是更聪明、更有良知的一群人，有能力、也有责任为整个社会规划出一条通往“文明”的康庄大道。

现在，我们用奥派的理论来审视这套看似“进步”的世界观。

首先，“自由派”对国家强制力的态度是天真且矛盾的。

他们一方面痛斥现有体制的强制力对个体的压制，另一方面却狂热地拥抱并希望利用这种强制力去对付他们不喜欢的另一群人——比如“为富不仁”的企业家、“低素质”的民众。

他们没有认识到，强制力就是强制力，它是一头猛兽，今天可以用来“均贫富”，明天就可以用来剥夺任何人的财产；今天可以用来强制环保，明天就可以用来强制你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

他们幻想自己可以打造一个“关在笼子里的权力”，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热心地为这个笼子添加更多的钢筋，只要这头猛兽调转方向，他们将作茧自缚。

他们对市场的蔑视，与小粉红如出一辙，只是角度不同。

小粉红不信任自由市场，是怕它“乱”；“自由派”不信任自由市场，是怕它“不公”。

他们看不到，市场本身就是最伟大的“扶贫”机器。

正是资本的逐利，才创造了无数的就业岗位，让亿万穷人摆脱了赤贫。

正是价格信号这个信使，才最有效地配置了资源，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商品，极大地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

他们看到的“贫富差距”，很多时候恰恰是政府干预（比如通过垄断、补贴、牌照限制）的结果。

他们却开错了药方，要求用更多的干预来治疗干预造成的疾病。

这是一种致命的逻辑循环。

最后，他们的所有政策主张，都无法逃脱经济计算问题的审判。

他们主张的最低工资法，听起来很美好，但其真实效果是提高了雇佣低技能工人的门槛，导致最需要工作的穷人反而失业。

他们主张的福利制度，听起来很人道，但钱从哪里来？只能通过税收，而高税收必然抑制企业投资和个人工作的积极性，最终把蛋糕做小，让所有人受损。

他们主张的环保管制，听起来很正义，但一刀切的行政命令，会扼杀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寻找更低成本环保方案的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

他们所有的“善意”，在经济规律面前，都会转化为事与愿违的“恶果”。

他们试图用强制力来代替自愿合作，用精英的规划来代替大众的智慧，这在奥派看来，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典型范本，无论这条路是用多么美好的鲜花和辞藻铺就的。

他们是社民主义者吗？是的，他们是世界主义或普世价值包装下的社民派，坚信国家有权力和义务为了“社会公正”而再分配财富

毫无疑问，“自由派”是最标准、最典型的社民主义者。

他们是社民主义的国际主义或左翼变体。

他们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进步派”在思想上完全同构。

他们的核心议程就是：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强监管。

他们可能口头上会说支持“市场经济”，但他们要的是一个被阉割、被捆绑、被严格限制在政府划定范围内的市场。

他们嘴上说的“自由”，更多的是指言论、选举等政治层面的自由，而在经济层面，他们是个人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最危险的敌人。

他们和小粉红的分歧，根本不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分歧，而是社民主义内部两种不同路线的纷争：

小粉红的社民主义，服务于国家强大这一目标。资源要向战略产业倾斜，个人要为集体目标让路。这是“生产型”或“建设型”的社民主义。

“自由派”的社民主义，服务于社会公平这一目标。资源要向弱势群体倾斜，要用高税收“惩罚”成功者。

这是“分配型”或“福利型”的社民主义。

一个要“为国持股”，一个要“为民均富”。

前者是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大公司来搞“国家资本主义”，后者是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慈善基金来搞“福利国家”。

但他们的共同点，比分歧点要深刻得多、本质得多。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群体放在一起，做一次更深入的对比了。

五）为什么说他们都是社民主义者？

当把小粉红和“自由派”并排放在解剖台上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们除了肤色（一个红色，一个偏蓝）不同，其内部的器官结构、骨骼框架，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共享着同一个社民主义的DNA。

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对不受约束的资本和市场的恐惧

这是他们最深刻的共识。

在他们眼中，“资本”是一个被妖魔化的词汇，它贪婪、冷血、无序、破坏性强。

小粉红常常挂在嘴边的，是“防止市场无序”、“警惕资本操纵舆论”、“金融资本是国家的蛀虫”。

他们担心的是，强大的私人资本会挑战国家的权威，会为了利润而出卖国家利益。

他们理想中的资本，是“听话的资本”，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红色资本”。

“自由派”则永远在批判“资本对人的异化”、“资本的贪婪导致996”、“华尔街的金融寡头”。

他们担心的是，资本会加剧贫富分化，会剥削劳动者，会破坏环境。

他们理想中的资本，是“有良心的资本”，是被工会、环保组织和政府牢牢套上缰绳的“文明资本”。

你看，他们一个怕资本“不爱国”，一个怕资本“不善良”。

但他们都认为，资本（也就是企业家和投资者运用私有财产进行生产和交换的行为）是天生有“原罪”的，是需要被一个更高级的、更道德的权力主体——国家——来“教育”、“引导”和“改造”的。

他们都对亚当·斯密那个伟大的发现——“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自利心，给我们带来了晚餐”——嗤之以鼻。

既然他们都视市场和资本为潜在的威胁，那么他们诉诸的解决方案，自然也是同一个：国家权力。

当小粉红看到某个行业发展得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大局观”时，他们的呼声是：“铁拳在哪里？该砸就砸！”他们对国家运用雷霆手段进行产业整顿，不仅不反感，反而拍手称快，认为这是“有魄力”、“负责任”的表现。

当“自由派”看到某个社会问题，比如房价高、教育内卷时，他们的呼声是：“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应该出台政策管制！”他们希望政府征收房产税来打压房价，希望政府强制推行“素质教育”来减轻学生负担。

他们都将国家视为一个可以按需启动的万能问题解决机。

他们之间的争吵，只是关于这个机器应该在什么时候、针对谁、以多大的功率启动而已。

他们从未想过，也许很多问题，恰恰是这台机器的胡乱启动造成的。

他们更不敢想象，一个没有这台机器，或者说这台机器的功率被限制到最小（仅限于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社会，会是怎样的。

在他们贫乏的想象力中，那将是地狱。

他们对私有财产权的共同侵蚀是等同的。

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石。

一个人如果不能完全拥有和支配自己合法劳动所得，那么他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他的自由就是虚假的。

而在这一点上，小粉红和“自由派”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以不同的高尚名义，主张侵犯私有财产权。

小粉红的逻辑是集体主义的：你的财产，首先是国家的。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你有义务贡献出来。

他们支持对某些“不听话”的企业家进行敲打，支持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认为这是“顾全大局”。

“你的就是国家的”，是他们潜意识里的信条。

“自由派”的逻辑是平均主义的：你赚的钱太多，是不道德的。

你有义务拿出来分给穷人。

他们支持高额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

他们认为，财富本身就带有某种“原罪”，通过强制性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平等”，是天经地义的。

“你的就是大家的”，是他们公开宣扬的口号。

一个“为国”，一个“为民”，但最终的落点都是一样的：

个人的财产权是虚弱的、有条件的、可以被更“崇高”的理由所剥夺的。

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一个稳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才是社会繁荣、个人自由和长治久安的唯一保障。

他们都不相信普通人能够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小粉红认为，个人的眼光是短浅的，只看到眼前利益。

只有国家站得高、看得远，能为所有人做出“最优”的长期规划。

因此，个人应该放弃自己的小算盘，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

他们推崇的是一种军事化的、纪律严明的社会模式。

“自由派”认为，普通民众是愚昧的、非理性的，容易被民粹主义煽动，也容易做出对自己长远不利的决定（比如不爱储蓄、不重视教育、吃垃圾食品）。

因此，需要他们这些“开明”的精英来设计制度，“教育”民众，“帮助”民众做出“正确”的选择。

比如，强制储蓄的养老金，强制购买的医疗保险，禁止销售大杯含糖饮料等等。

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教师爷”式的、温情脉脉的家长制。

一个要求你“听话”，一个要求你“为你好”，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他们不尊重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独立判断和选择能力。

他们都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通过国家暴力，强加于你。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小粉红主导政策，会怎么做？他们会大力扶持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高科技等“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

他们会制定宏伟的产业政策，用巨额补贴和行政命令，强力推动“卡脖子”技术的攻关。

他们会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文化等领域的控制，确保“资本”不会“作乱”。

他们会维持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以确保社会稳定，但不会搞过度的福利，因为那会“养懒人”，影响国家奋斗。

对外，他们会搞贸易保护，强调“国货自强”。

“自由派”影响 政策，会怎么做？他们会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工会权力。

他们会开征各种新税种——碳税、富人税、遗产税，然后把钱用于建立庞大的福利体系，给失业者、穷人、少数群体发钱。

他们会出台严苛的环保法规、反歧视法案，让企业背上沉重的合规成本。

他们会对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政府干预，试图实现“教育公平”和“全民免费医疗”。

对外，他们会热衷于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签署各种气候和人权协定。

看到了吗？他们的政策清单看起来很不一样，但操作手法是完全一致的：加税、管制、补贴、干预。

他们都在扩大政府的规模和权力，都在侵蚀市场的自由和个人的选择空间。

他们一个在用国家主义的逻辑搞社民，一个在用人道主义的逻辑搞社民。

他们驾驶的是同一辆通往“大政府”的列车，只是在争论应该把暖气开大一点，还是应该把窗外的风景涂成红色还是蓝色。

而这辆列车，在奥派看来，终点站的名字只有一个：匮乏与奴役。

我们已经看到，小粉红和“自由派”这对看似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实共享着同一颗社民主义的心脏。

现在，让我们戴上历史的眼镜，回顾过去二十年，看看他们是如何围绕着“谁来当家长，以及如何分配家产”这个问题，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跌宕起伏的舆论战争。

六）二十年舆论缠斗简史

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庞大的家庭。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这个家还比较穷，家里的摆设有些陈旧，家长（我们称之为“老管家”）的作风也比较严厉、刻板。

家里的孩子们，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这场长达二十年的争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家庭的客厅（当时的BBS、博客等早期互联网）里，声音最大的是那些出过国、见过世面的“读书孩子”，也就是后来的“自由派”或“公知”。

他们的状态，就像一个刚从富裕邻居家串门回来的孩子，满脸都写着嫌弃。

他们说：“你们看，我们家的规矩太落后了！老管家独断专行，不听我们的意见。

家里的钱花得不明不白。

看看隔壁的‘美利坚’家，人家是孩子们投票选管家，账本全都公开，孩子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人家才那么富裕、那么文明！”

这是“自由派”的黄金时代。

他们的叙事简单、清晰，且在当时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这个叙事的核心是：

我们家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源于我们有一个“坏管家”和一个“坏制度”。

他们的批判是全面的：经济上，他们批评国企效率低下、垄断资源；政治上，他们呼吁更多的透明度和参与权；文化上，他们反思传统文化的“糟粕”，主张“与国际接轨”。

他们的解决方案同样清晰：换一个“好管家”，换一套“好制度”。

这个“好”，就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蓝本的模式。

他们坚信，只要把那套“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模板复制过来，我们家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这个阶段，家庭里其他孩子，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小粉红”的群体，基本是沉默的。

原因很简单：第一，家里确实还不富裕，老管家的很多做法确实显得笨拙，所以“自由派”的批评听起来很有道理。

第二，他们还没有自己的话筒，客厅里的麦克风，基本都掌握在“读书孩子”手里。

但是，请注意，即使在“自由派”最鼎盛的时期，他们争论的核心，依然是围绕“管家”展开的。

他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管家了，我们分家自己过吧”，而是说“现在的管家不行，我们要换一个更开明、更民主、更听我们话的管家”。

他们的理想，不是一个“小政府”，而是一个“好政府”。

这颗社民主义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埋下了。

他们渴望的，是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率、也更“进步”的干预者。

2008年，是这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客厅里争吵声调变化的开始。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彻底改变了孩子们的心态。

第一件，是北京奥运会。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如此盛大地向所有邻居展示自己的新面貌。

华丽的场面，让很多孩子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家庭自豪感。

他们开始觉得，“我们家，好像也没那么差”。

第二件，是汶川大地震。

老管家展现出了惊人的动员能力，一声令下，集中了全家的资源去救灾。

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让很多孩子感到了巨大的安全感和集体力量。

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是全球金融危机。

一直被“自由派”奉为圭臬的“美利坚”家，突然自己院子里起了大火，搞得焦头烂额。

这给了那些早就对“自由派”的说教感到厌烦的孩子们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

于是，另一拨孩子开始大声说话了。

他们说：“你们看！你们天天吹捧的邻居家，也不过如此嘛！他们那套规矩，搞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还是我们老管家稳重，带领我们平稳度过了危机。

事实证明，老管家的办法才是最适合我们家的！”

微博的兴起，为这场大辩论提供了完美的战场。

不再是“自由派”单方面地“启蒙”，而是两拨人马真刀真枪地对攻。

“自由派”的论点是：“邻居家的火灾，是政府监管不力。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制度精髓，而不是看一时的笑话。”

“保卫管家派”（小粉红的前身）的论点是：“什么制度精髓？我看就是虚伪！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一个强有力的管家。你们这些‘读书孩子’，读傻了，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

这场争论，标志着舆论场的大分化。

过去那种“批评管家=爱这个家”的共识被彻底打破。

一个新的等式开始形成：“批评管家=不爱这个家=希望这个家垮掉”。

立场，开始压倒事实和逻辑。

2012年之后，随着家庭财富的进一步快速增长（高铁、移动支付、基建狂魔），以及老管家风格的日趋强硬和自信，天平开始完全倒向“保卫管家派”。

这一派，正式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小粉红”。

他们的崛起，有几个关键因素：

1、现实的支撑：新一代年轻人成长于国家高速发展的时期，他们没有经历过贫穷，对“自由派”所描述的“苦难”毫无体感。

他们看到的是繁荣、便利和国家的日益强大。

这让他们天然地亲近现有的模式。

2、叙事的胜利：“中国模式”的叙事被成功地建立起来。

这套叙事将国家的成功，直接归因于老管家的英明领导和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西方世界持续不断的内部问题（难民危机、政治极化、疫情失控），为这套叙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反面教材”。

3、话语权的转移：随着社交媒体的下沉，更多的普通人获得了发言的机会。

他们的情感更朴素，逻辑更直接：“谁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就支持谁。

”相比之下，“自由派”那些关于程序、权利的复杂论述，显得空洞而遥远。

于是，我们看到舆论场的争论焦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在2012年以前，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管？”。

“自由派”说应该这样管（民主、分权），“保卫派”说应该那样管（集中、高效）。

大家还在讨论“管理方法”的优劣。

2012年以后，争论的焦点变成了“该不该听话？”。

小粉红的逻辑是：老管家已经用几十年的成绩证明了他的英明和正确，你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你的任务就是相信他、服从他、支持他，而不是整天对他指手画脚。

任何批评，都被视为对家庭团结的破坏，是对家庭利益的背叛。

“自由派”则被彻底边缘化和污名化。

他们被贴上了“恨国党”、“带路党”、“古墓派公知”的标签。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们的论述在强大的现实成就和民族主义情绪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他们曾经对“好管家”的想象，在“强管家”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吸引力。

回顾这二十年的舆论缠斗，我们可以看到，表面的话语、争论的议题、双方的声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变的是什么？

偶像变了：从以美国为师，变成了“平视世界”。

情感基调变了：从“反思、批判、自卑”，变成了“自信、自豪、骄傲”。

不变的是什么？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所有这些喧嚣之下，那个最底层的、双方都默认的、从未被真正拿出来讨论和质疑的共识，稳如泰山。

这个共识就是：我们这个家，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积极有为的管家。

“自由派”的全部理想，是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更文明、更科学、更人道的“全能管家”。

他们希望这个管家去管福利、管公平、管环保、管教育……他们对政府权力的边界，其实是模糊甚至欢迎其扩张的，只要这个权力掌握在他们认可的人手中。

小粉红的全部信念，是拥护一个他们认为更英明、更果决、更代表民族利益的“全能管家”。

他们希望这个管家去管经济、管文化、管思想、管所有“不和谐”的因素。

他们二十年的争吵，本质上，是一场“管家继承权”之争，是一场关于“管家应该采用何种管理风格”的内部路线斗争。

他们吵得面红耳赤，砸烂了客厅里无数的茶杯，但他们从未想过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如此全能的管家吗？

有没有可能，管家的职责仅仅是看家护院，防止外人抢劫，至于孩子们自己种什么地、做什么买卖、怎么花自己的钱，管家一概不问？

有没有可能，这个家的繁荣，根本不是因为管家多么英明，而是因为在某些时候，管家稍微放松了对孩子们的束缚，让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努力？

这个问题，对于小粉红和“自由派”来说，都过于“激进”和“危险”了。

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他们共同的信仰根基——国家主义和干预主义。

它要求他们放弃对权力的幻想和崇拜，转而相信一种更谦卑、也更深刻的力量：个人的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而这，恰恰是奥派思想的起点。

也正是因为他们从未触及这个根本问题，所以他们二十年的争吵，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只有输赢的口水战。

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必须请出米塞斯，让他来为这场争斗做最后的裁决。

六）米塞斯的裁决

米塞斯这位严谨的老教授，推了推他的金丝眼镜，看着眼前这两拨吵得不可开交的人。

他不会加入任何一方的战队，也不会去评判谁更高尚、谁更爱国。

他只会平静地指出：你们的争吵，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你们进行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唯一有意义的，是科学之辩

在米塞斯看来，“意识形态”这个词，并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贬义。

它不是“偏见”或“洗脑”的同义词。

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是指他持有的一整套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以促进人类合作”的理论。

你相信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通往繁荣的唯一道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

你相信应该由国家来计划经济、分配资源，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你相信应该在保留市场的基础上，由国家进行广泛的干预和财富再分配，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干预主义/社民主义）。

重要的是，米塞斯强调，一个意识形态，它必须是一套自洽的、可以被逻辑检验的理论。

它不是一堆情感的口号，也不是零散的政策偏好。

它必须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财富是如何创造的？社会合作的条件是什么？某种政策工具（比如价格管制）会导致什么样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小粉红和“自由派”的争吵，之所以是低效的口水战，正是因为他们都很少将自己的主张，上升到一套完整的、可供检验的社会合作理论的高度。

他们的言论，更多是基于：

情感：“我爱这个国家，所以国家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或者“我同情弱者，所以任何劫富济贫的政策都是正义的。”

身份：“我是中国人，我必须维护民族的尊严。”或者“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有责任批判社会。”

个例：“你看我们修了这么多高铁，证明我们的模式是优越的。”或者“你看那个案子处理得不公，证明我们的体制是有问题的。”

这些都无法构成一场严肃的辩论。

它们是部落之间的战吼，而不是思想之间的交锋。

立场之争，就是我们每天在网上看到的那种争吵。

它的特点是

1、预设结论：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了捍卫自己早已认定的结论。

任何不利于己方立场的事实都会被忽略或歪曲，任何有利于己方立场的信息都会被放大和传播。

2、攻击动机：当无法在逻辑上驳倒对方时，就开始攻击对方的动机。

“你这么说，是不是收了境外的钱？”“你这么说，是不是在为资本家洗地？”“你就是个被洗脑的可怜虫。

”这种“诛心之论”，是立场之争最常见的手段，因为它能有效地终止任何理性的讨论。

3、诉诸权威或多数：争论的依据，不是逻辑和事实，而是“国家就是这么说的”、“主流民意就是这样”，或者“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这实质上是放弃了个人思考的责任。

4、追求“胜利”而非“共识”：立场之争的目标是把对方“驳倒”、“搞臭”，让其“闭嘴”。

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征服感和群体认同的快感，而不是通过辩论，让双方的认知都更接近真相。

小粉红与“自由派”的二十年缠斗，就是一场典型的立场之争。

他们各自构建了自己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壁，不断强化自己的偏见，妖魔化对方的形象。

他们争的不是“对错”，而是“输赢”。

这不是辩论，这是战争。

而战争，是不会产生思想的，只会产生废墟和仇恨。

米塞斯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称之为人类行为学），是价值无涉的。

也就是说，经济学本身不告诉你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你想追求国家强大，可以；你想追求人人平等，也可以；你想追求个人发财，更可以。

这些都是个人的价值判断，科学无权置喙。

但是，经济学科学可以、而且必须告诉你的是：你选择的手段，是否能够达成你声称的目的。

这就是科学争论的核心。

它把所有关于“好不好”、“道德不道德”、“爱不爱国”的价值判断暂时悬置起来，只聚焦于一个冷静、客观的问题：

A是否能导致B？

立场之争问：“我们应不应该实行最低工资法来帮助穷人？”（这是一个价值问题）

科学争论问：“实行最低工资法，会带来哪些经济后果？这些后果，是否真的能改善穷人的境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问题）

立场之争问：“我们应不应该补贴国产芯片产业来实现技术自主？”（这是一个价值问题）

科学争论问：“政府补贴这种手段，能否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中，真正催生出有竞争力的产业？其机会成本是什么？”（这是一个因果关系问题）

科学争论要求辩论双方，必须像物理学家讨论小球运动一样，遵循严格的逻辑和公认的规律（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是人类行为的规律）。

你的所有主张，都必须能够被演绎和推理，而不是仅仅靠呐喊和抒情。”

现在，让我们用这种“科学化”的方式，来重构小粉红和“自由派”的争论。

辩题一：如何实现“国家富强”？

小粉红的立场：应该通过强大的国家主导，制定产业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

科学的提问：在没有真实价格信号的情况下，国家主导的投资如何进行有效的经济计算，以避免大规模的资源错配？（米塞斯经济计算问题）

产业补贴这种政策，是会激励企业进行真正的创新，还是会激励它们进行“寻租”活动（即讨好政府以获取补贴）？

历史上，有哪些国家是通过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持续、健康的富强的？那些失败的案例（如苏联、拉美的一些国家），其教训是什么？

辩题二：如何实现“社会公正”？

“自由派”的立场：应该通过政府的高税收和福利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

科学的提问是：

高额的累进税，对企业家的投资意愿和高技能人才的工作意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会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蛋糕”变小？

福利制度，是否会降低人们储蓄、工作和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从而产生“福利依赖”？

财富再分配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个过程本身是否会滋生腐败和新的不公？谁来决定“谁更需要帮助”？标准是什么？

历史上，那些推行高福利政策的国家，其长期的经济活力和政府债务状况是怎样的？这是否是可持续的？

你看，一旦把问题切换到科学的轨道上，那些情绪化的口号和道德高帽就都失效了。

双方必须坐下来，拿出逻辑、证据和理论，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手段，确实能够导致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的。

可悲的是，这恰恰是小粉红和“自由派”在过去二十年里，几乎从未做过的事情。

他们沉迷于立场之争，因为立场之争能带来廉价的快感和群体归属感。

而科学之辩是困难的、反直觉的，它要求你学习经济学，要求你进行冷静的逻辑思考，要求你时刻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们都犯了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将经济学问题，误判为道德问题或政治站队问题。

他们以为，实现繁荣和公正，靠的是“善意”、“决心”和掌握权力。

而米塞斯和整个奥派血脉相承的思想告诉我们：不。

实现任何社会目标，都必须尊重和利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就像造飞机必须尊重空气动力学一样。

违背经济规律，无论你的动机多么高尚，你的下场都只能是“坠机”。

因此，米塞斯的裁决是清晰的：小粉红和“自由派”的争斗，只要还停留在“谁的立场更高尚”、“谁更爱国/爱民”的层面，就将是永恒的口水战。

他们就像在争论应该用咒语还是用祈祷来治病的两个部落巫师，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因为他们都拒绝接受现代医学（经济科学）的基本原理。

只有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愿意放下立场，拿起科学的工具，开始讨论“手段与目的”的因果关系时，一场真正的、有建设性的辩论，才有可能开始。

而这，也正是个人通往心智成熟和真正自由的唯一道路。

小粉红和“自由派”的争吵，之所以是一场永无宁日的口水战，正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共同的对话基础。

他们就像一个说中文，一个说希腊语，虽然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但永远无法沟通。

这个共同的对话基础，不是共同的价值观，不是共同的爱国情感，也不是共同的道德标准——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统一。

这个基础，只能是

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共同承认。

就好像，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工程师，你都必须承认牛顿三大定律，否则你造不出任何东西。

同样，无论你持有何种政治立场，你都必须承认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比如“价格管制会导致短缺”、“最低工资会增加失业”），否则你提出的任何社会改良方案，都注定是空中楼阁。

真正的社会进步，不是某一方在舆论战中取得了“胜利”，用自己的立场压倒了另一方。

真正的进步，发生在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小粉红还是“自由派”——开始愿意坐下来，用经济学的语言，冷静地讨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当争论从“我们要不要搞福利？”变成“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及其对激励机制的影响是什么？”

当争论从“我们该不该支持国货？”变成“贸易保护主义对国内消费者和整体经济效率的长远后果是什么？”

——到那时，我们的社会才算真正开始“成年”，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思考自己的未来。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上述这种理想的“科学辩论”场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很难成为公共舆论场的主流。

因为立场之争能提供情感慰藉和群体认同，而科学之辩需要艰苦的学习和思考。

人性总是偏爱前者。

历史上，任何科学的传播，都有巨大的阻力。

经济科学也不例外。

经济学科普者，还是太少，还要增加，才能减少立场之争，增加科学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