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让粉红看了难受，让公知看了吐血的文章吧。

小粉红天天骂公知，要全盘私有化，但他们可不知道，很多公知其实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铁粉。

比如，那些呼吁免费医疗的公知，其实是计划经济的拥趸，他们害怕市场经济中的人人自我负责，将其污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依然渴望当年的国企式的生活方式，提出三免费，住房、医疗、养老，要将这些领域的生产由国家进行指令生产，然后由国家来分配。

在他们描绘的这幅乌托邦图景中，似乎只要政府大包大揽，人间便是天堂。然而，这不过是对一段已被全球实践证明为灾难的历史的招魂。他们所迷恋的，本质上是一种披着“福利”外衣的指令型经济。

到底什么是计划经济？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曾经历过一段时期，但很多人对它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表象。

计划经济，绝非简单地拥有国有企业或制定发展规划。它的核心是 “指令型生产”与“指令型分配” 。

在这种模式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这三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不由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和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来决定，而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或类似的权力中心说了算。

在纯粹的计划经济里，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行政指令下的一个生产车间。它不需要考虑原材料成本，因为资源是上级“调拨”的；不需要关心产品销路，因为产品生产出来后要上交，由上级进行“统配”。

更不需要计算利润，因为盈亏都由财政统收统支。

企业负责人的核心任务不是创新和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产量指标。

货币在这里的功能被极大弱化，它仅仅存在于极小范围的消费品分配领域，作为一种结算符号。与之配套的，是粮票、布票、肉票、自行车票……这些票证，就是个人在分配体系中所占份额的凭证。

你的房子、工作、甚至生病时能吃到什么药，都取决于你在这个行政等级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你与资源分配者的关系。

一些人还停留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因为人性自私搞不了，是因为激励不够，所以效率低下，这种简单的认知上。

计划经济的致命硬伤不是这个，是经济计算。

脱离了货币，脱离了价格，靠政府指令生产和分配，这种生产模式下没有了成本和利润的分析，因此，会导致不知道生产什么。

我在一个县城的酒厂长大，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吃不饱饭，这时，市场上最需要的是粮食，是食品，而不是酒，但是，要把生产资料去生产粮食还是酒，由某个领导决定，这才是灾难的来源。

与领导的能力、是否腐败、管理水平，一点关系没有。而是在说，没有价格，就不能正确生产。

所以你看到在计划经济下，一个县城什么厂都有，因为领导认为什么需求都可能要有，所以什么厂都建，结果最为重要的需求未能满足。

而最重要的需求，只能通过价格的涨跌来反映，价格上涨就说明供不应求，生产者应该投入资源去生产，价格下跌，则说明供大于求，不应该再生产了。

苏联的裘皮大衣曾经堆得满仓库都是，但人民买面包和香皂却要排长队，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倒爷用方便面去换俄罗斯人手里的裘皮大衣。

这就叫错误的生产。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是不能通过监督、改造人性来解决的，即使人人都被激励得996工作，无比认真，可能还是生产了无数的废品。方向不对，再努力有什么用？

好了，理解了计划经济的本质，我们再来看那些公知极力鼓吹的“三免费”——医疗、住房、养老的“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

他们天真地或别有用心地以为，只要把这几座大山从市场上搬走，交给国家统一生产、统一分配，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但他们看不到，或者故意不提，这种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普遍存在，并且正在制造着巨大的灾难。

是的，你没有听错，西方国家正在大搞计划经济。

以医疗为例。那些被公知奉为圭臬的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免费医疗”体系，本质上就是医疗领域的计划经济。

政府作为单一的买单人和分配者，对医疗服务进行定价，对医疗资源进行调配。医生看一个病人的收入由政府规定，医院采购设备的预算由政府审批，病人看病的排队顺序由政府制定的规则决定。

这里没有价格信号，病人不需要为一次门诊支付任何费用，医生也不直接根据服务质量获得市场化的报酬。

一切靠计划。

那么，这场医疗计划经济的实验结果如何？是灾难性的。

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下，病人排队等待手术的时间之长令人咋舌。

非紧急手术等待半年、一年是家常便饭。眼科手术的等待名单动辄数十万计。有人白内障拖到几乎失明，有人关节坏死等到肌肉萎缩。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供给不足吗？

当价格机制被取消，需求无法被抑制（反正不花钱），而供给又被僵化的计划预算限制时，排队这个非价格的配给手段就必然出现。苏联时代人们排长队买面包，今天的英国人排长队做手术，逻辑完全一致：脱离了价格，就无法正确生产和分配。

再看住房。如果把住房也纳入免费分配的计划体系，那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人类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城市住房计划分配实验：一次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次是苏联和东欧。结果有目共睹，住房极度短缺，几代人挤在狭小的筒子楼里，人均居住面积极低，且房屋质量低劣，毫无设计和舒适度可言。

因为没有价格，建房子的单位不知道应该建什么户型、什么标准，反正建好了由领导分。因为没有利润，没有市场竞争，建筑行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千楼一面，质量堪忧。

更可怕的是，分配的权力滋生了巨大的腐败和不公。你想分到房，就得求领导；你想换大一点的房，还得求领导。这哪里是福利，分明是套在普通人身上的新枷锁。

那些鼓吹免费住房的公知，难道是想让我们回到那个一家三代挤在12平米、为了分房给领导送礼的年代吗？

他们把这种权力支配下的生存状态美化为温情脉脉的“国企式生活方式”，却对当时人们为了一个床位、一间婚房而熬尽青春、耗尽尊严的现实视而不见。

放眼全球，凡是试图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分配来彻底解决医疗、住房问题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陷入了低效率、高浪费和供给短缺的泥潭。

瑞典等北欧国家曾以“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闻名，但其医疗系统的排队问题和住房市场的僵化同样饱受诟病，不得不一次次进行市场化改革。

这是因为我前面强调过的，计划经济的致命硬伤，不在于管理者的能力，也不在于人性的自私，而在于 “经济计算”的不可行。

那些公知，他们真正恐惧的，正是市场经济中这种人人自我负责”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你的收入、你的住房、你的医疗水平，很大程度上与你自身的努力、选择和价值创造挂钩。

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的公平，而不是由某个权力中心划定的、僵死的平均。他们害怕这种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不能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

于是，他们将这种只存在于企业家之间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污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用温情脉脉的免费二字，掩盖其回归大锅饭、回归权力分配的本质。

他们怀念的，是那个一切由单位包办、但也一切由单位控制的时代。

那个时代里，没有跳槽的自由，没有创业的风险，但也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选择的可能。你的房子由单位分，你的工作由单位定，你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管。

你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被关在一个名为单位的牢笼里，享受着低水平的安稳，代价是交出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和自由。

说白一点，每一个福利型公知，都心里有一个当国企职工的梦。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辉煌成就，恰恰是从打破这种计划经济的迷思开始的。

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了亿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有了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完善的住房、医疗体系。

医疗被公知们骂为赚黑心钱，却因为部分市场化机制，让中国成为了全球医疗供给没有短缺、不用排队的国家。

虽然医疗、住房等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但解决的方向绝不是退回到那个由政府指令生产、指令分配的计划经济老路上去。

如果真的走向西方计划经济那一套，那短缺就在眼前。

那些公知，他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老遗少。

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的逻辑，也不愿接受市场的挑战，便企图用“免费”的诱饵，把整个社会拖回那个早已被证明是死胡同的过去。

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搞医疗的计划生产，结果就是排队和短缺；搞住房的计划分配，结果就是蜗居和不公。

这是披着理想外衣的贫穷与倒退。

中国绝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因为市场经济释放的创造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

任何试图用免费的迷魂汤来麻痹我们、让我们放弃自我负责、重返计划经济的企图，都成功不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用选择的自由，去换取一个排队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