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写于2017年4月，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大陆汉服运动，作者通过深入调研十年之前大学校园里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观念变化，讲述为何汉民族主义将成为未来中国无法回避之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挑战。

一位汉服界的大拿（当时的华研会负责人吴化之），正身着汉服向参加者介绍汉服复兴运动和祭拜仪式，远处是雨中新郑的现代化街道

2017年4月4日，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这一天，大陆汉服界和部分校园社团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笔者有幸受邀观摩了新郑地区的黄帝陵祭祀典礼。

在笔者看来，汉服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运动，在提倡文化复兴的同时，其包含着明显的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而汉服更多的是一个思想的载体甚至掩护。作为一个群众政治研究者，笔者一直留意并观察该运动的发展。八年之前，笔者就曾在上海地区深入接触过当地的汉服社团，对当时的汉服运动的发展水准做出了评估。

在此次接触中，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深感此运动发展之迅速，其组织能力和水准，皆远超当时。2009年期间的汉服运动，就我的观感而言，实际上受众相当狭窄，而且极难组织有条理的大规模活动，但此次祭祀活动相比当时而言，不仅规模得到了扩大，而且受众包括了各个行业阶层，尤其是年轻人中更是如此。

尽管此次祭祀的负责人对于现状似乎并不满意，但我认为，汉服运动进步之速，已然令人心惊，这实际上预示着汉服运动的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昭示出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潜力。

事实上，一个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潜力，往往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这个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取得年轻人的亲睐，这决定着其是否能够主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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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识形态是否能够赢得未来，实际上决定于它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因为年轻人才是未来的主宰者，一个失去年轻人亲睐的意识形态，是注定走向没落的。

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崛起的源头，就是巴列维开创的伊朗现代化大学，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主义学生革命，预示着伊斯兰激进主义在伊斯兰现代社区里的“宏伟”政治前景——即，伊斯兰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满足自我认同需要的意识形态，源于现代化教育培养出来、自我认同意识极强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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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之所以必然是一种朝阳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其能够俘虏相当一部分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人；过去几年港独意识形态之所以会逐渐壮大，并将愈发不可遏制，同样得益于香港大学里面恶性滋长的本土氛围；而台独意识形态亦是如此，台湾学校日趋深绿且令人忧虑的政治氛围，足以碾碎蓝色政党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而笔者此次对汉服运动（包括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的接触，得到的最大感受就是，此运动近年来在学校学生中间发展极其迅速，几乎每个大学都建立了汉服社，并在学生中收获了大量的同情和认可。**而年轻人偏爱的网络历史读物中，则充盈着相当明显的汉民族主义价值观，大量读物如《晚明》、《临高启明》等等由此热卖，相比于生涩难懂的自由派和官方意识形态读物，这些宣传汉民族主义的小说不仅仅流传广泛，而且可读性、娱乐性高，很容易让人上瘾，**从这一点来看，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已经潜移默化地攫取了数量惊人的大学生，而且注定会俘获更多年轻人。

其次，这个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大量忠贞无二、自我牺牲的信徒，是否具备组织能力和纪律，这决定了该意识形态在世俗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和政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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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识形态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拥有大量超越世俗规律的忠贞信仰者。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无形力量，它的发展往往需要忠贞追随者在物质上的自我牺牲——这实际上取决于该意识形态，对其信众是否具有真正的道德吸引力——因为，只有被信众认为是正确的、正义的、必胜的意识形态，才能让追随者在付出物质牺牲时，获得足够的精神、道德和自我认同上的满足感，也才有能力让追随者做出自我牺牲。

在此次与汉服运动的接触中，汉服运动参与者的自我牺牲精神给笔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这些参与者来自五湖四海，几乎不具备实际意义上的组织关系统属，他们花费了高昂的衣服和旅途费用，并且能够在毫无物质补偿的情况下，忍受长达数小时的站立煎熬以排练祭祀典礼；在4月4日的雨天里，甚至能够不顾雨水将漫长的典礼做完，以上行为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汉服运动参与者强烈的自我牺牲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这是大多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团体很难具备的素养。

这些都表明，汉服运动的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实际上具有相当多的忠贞追随者，这预示着该意识形态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政治动能。

最重要的是，汉服运动的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实际上处在一个亟待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之中，而内外形势又极有利于这一意识形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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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仅仅大陆官方意识形态陷入了困境，在年轻人中缺乏受众，西方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样在阿拉伯之春和难民危机等重大危机前难以自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逻辑困境。两者的退潮，实际上意味着汉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拥有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机遇。

而大陆官方对传统文化日趋明显的推崇，以及国内外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更让汉民族主义能够以文化保守主义的面貌，不但堂而皇之地取得文化和道义上的优势地位，更可以在时势的加持下拥有不可限量的政治前景。

正所谓，自由主义的烽火虽已熄灭，但右翼民族主义的浪潮却逐渐成型。曾经的防危之策产生了新的危险，过去的补漏之法催生了新的漏洞。政治的演进永无止境，挑战与对手层出不穷。这不仅仅是政治家们的不幸，亦是其鲜克有终的根源。

原文摘要：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澎湖海战》引发的巨大持续的争论，实际上给了所谓的新型民族主义一个舆论出圈的机会，吃瓜蒙主实际上就是从其中诞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此类思想影响力扩圈的宣传鼓手。

《澎湖海战》上映引发的争议，连续两周都没有消散，反而在近期随着互联网博主吃瓜蒙主的“封禁”进一步升级，这代表着此类新型民族主义思潮舆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对于这些以民族历史叙事为主，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的新型民族主义政治思潮来说，其过去多年来尽管发展迅速，但其最大的困境就是局限于年轻人聚集的互联网和特定平台，社会影响力还不够广泛，对其主张了解的人还不够多，尤其是关于其思想发源的核心基础——明末历史民族叙事的社会传播面，受限于过往，相对不足。

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部分人并不清楚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历史，普通老百姓对于张煌言和李定国为何许人焉一概不知，公众对于所谓的剃发易服等可能涉及民族恩怨更是不清楚。这就使得相当多的普通人不清楚这些新型民族主义者反对《澎湖海战》的愤怒何在？说白了，就是普通人没有机会去了解这种新型民族主义思潮。

不过，随着《澎湖海战》上映必然带来的全民关注，以及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的更为激烈舆论历史叙事冲突，明末清初历史的另一种形态很可能随着争论扩大升级而更为广泛的扩散，并可能形成历史上1900-1911年《扬州十日记》等明末禁书在大陆传播的思想后果——更多的人可能受明清新型叙事的影响进而了解、同情甚至转向所谓的新型民族主义叙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思想尚未定型的普通年轻人。

即，对那些新型民族主义的鼓吹者来说，举国期待的《澎湖海战》尽管似乎让他们很不喜欢，但却客观上是其扩大社会面影响的天赐良机，就像之前的《明末渊虚》游戏一样，巨大的争论使得各界不得不了解接触这种新思想，不论其逻辑是否自洽。

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一个意义重大的电影时刻，一个原本相对边缘的意识形态竟然获得了举世瞩目核心登场辩论的机会，尽管可能遭到巨大的争议和围攻，但就像2015年参选的特朗普一样，这何尝不是浪潮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