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中国全产业链的优势是因为“压制劳工维权运动，制止劳工组织起来随便要高薪。这就使企业和各种行业可以压低人力成本”。简而言之，就是老生常谈的“低人权优势”。

关于低人权优势，我以前也分析过多次，但这种思维惯性实在太强大了：一提到中国制造业，万年不变的都是“工资低，没工会”。今天我们就抛开道德评价，好好地来算一算账。

一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概念，制造业的成本不能简化为工资一项，而是整体的“单位交付成本”。也就是说，同样花一块钱，谁能更稳定地产出合格产品、更准时交货、出问题能更快补产能、全链条摩擦更小。

企业最关心的不是“你这里工资是不是全球最低”，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世界上工资低的地方多的是，但能形成完整产业体系、并且长期稳定交付的地方很少。

印度、孟加拉的工资远比中国低，但到现在不说全产业链，连有竞争力的产业都没几个。

就中国内部而言也是同样。内地的工资长期远远低于沿海，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沿海的工资普遍是内地的数倍。如果工资低真的最重要，制造业应该先在内地发展起来，但恰恰相反，直到最近十年左右，内地才开始系统性、规模性地承接沿海转移的产能。而这时候，内地的工资水平也已明显上涨了。

可见，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企业算的就是综合账：土地、能源、交通、信息流通、法治环境、公共服务、政策稳定性、政府协调能力，等等。工资低不是充分条件，很多时候甚至不是主要条件。

何况，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不低了。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二十年前，但今天中国工人的工资早就不是“全球洼地”了。从公开可引用的口径看，Trading Economics汇总的“中国制造业工资（年）”在2023年是103,932元/年（差不多就是月均八千多元的量级）。即便你纠结“制造业口径”，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24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9,476元。

所以，“中国靠低工资赢”这句话，至少在工资绝对值层面已经很难成立。中国制造业强，说明优势不在拼命压低工资，而在别处。

二

制造业企业最怕的不是工资高，而是不确定性高。确定性本身就是效率的一部分。

在美国，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只是企业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6月，美国制造业雇主的总补偿成本平均是46.30美元/小时，其中工资（wages and salaries）是30.94美元/小时，占66.8%；福利成本（benefits）是15.36美元/小时，占33.2%。换句话说，企业每发1美元工资，大致还要再承担约0.50美元的福利成本。

这些“看不见的钱”主要花在医疗保险、养老金、失业和工伤保险、带薪休假以及各种合规支出上。尤其是医疗保险，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最难控制、也最难预测的一项成本：员工年龄、家庭结构、地区差异，都会直接推高企业支出，而且几乎年年上涨。

中国法律也要求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再加上一部分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决定性差异：结构不同，确定性完全不同。

中国的社保成本更像一种制度化的“固定费率”。企业面对的是一个明确比例，要交多少钱心中有数，而不是面对随时可能失控的个体风险。即使员工年龄增长、健康状况下降，也不会直接把企业成本拖入不可控区间。

而美国的福利成本尤其是医疗，实质上更接近“企业代购服务”，高度个体化、波动大、不确定强。对企业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成本高，而是根本算不清未来三年的用工成本曲线。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难以统计的“隐形摩擦”：劳资诉讼风险、工会谈判成本、裁员和解雇的法律约束、监管解释的不确定性。这些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我前段时间就看到一个例子，在美国投资的一位中国老板，被自行离职的员工碰瓷式诉讼。这种情况，雇主如果没买相关雇主责任保险，风险简直不可控。而买保险又要多出一大笔钱，直接推高用工成本。

所以，美国制造业并不是被“高工资”吓跑的，而是被高且不可定价的系统性用工成本逼走的。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也不在于“不给工人保障”，而在于把用工成本制度化、平均化、可预期化，把摩擦降到最低。

工会问题是特别显著的。很多人把工会问题道德化：有工会就是正义，没工会就是压榨。

但如果你是制造业老板，今天上游供应商罢工停一个月，明天下游港口罢工停一个月，过两天卡车司机罢工、邮局罢工，就算自家公司的员工积极肯干从不撂挑子，这种大环境你恐怕也很难做下去。

工会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组织，而劳资关系首先是一种法律关系。中国的劳工纠纷，主要是通过劳动仲裁与劳动诉讼来处理，让法律的归法律，不在政治层面纠缠。

这把冲突拉回了证据与程序框架里，压降供应链不确定性。人社部发布的《202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办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425.7万件，办结争议案件415.6万件；调解成功率79.6%，仲裁结案率98.2%，仲裁终结率73.7%。有研究表明，劳动者获得支持的比例接近七成。

这至少说明，所谓“中国就是靠压榨、靠不让维权”，并不能解释现实中大量纠纷通过法律渠道被处理、劳动者得到救济的事实。

因此，中国的优势之一是“确定性溢价”。确定性意味着企业敢投设备、敢做本地配套、敢加订单。制造业提高员工待遇，不是靠“一次谈判涨薪”，而是企业长期存在、订单长期存在、从而员工能积累技能和经验。

三

中国工人的工资绝对值，到现在也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但工人的支出结构完全不一样。

首先是税收。从宏观税负口径看，OECD的统计显示，中国的税收占GDP比重明显低于OECD平均水平。你看到美国的“高工资”，往往是税前工资；而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扣税后到手会明显缩水。相对而言，中国个税起征点高、抵扣多，一线工人普遍不交或只交很少个税，税后收入比例明显更高。

然后是刚性支出，房租和汽车是美国工人的两座大山。比如，AAA对2024年“拥有并使用一辆新车”的平均年成本测算大约是12,297美元/年（在北美，没车等于没腿，几乎没法上班）。同时，房租也会把工资迅速吃掉。在许多地区，租房及水电气网等相关费用占到收入40%及以上也不稀奇。此外，还有医疗自付部分、孩子教育与托育等难以压缩的支出。多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到近七成的美国劳动者自认是paycheck to paycheck的“月光族”。

反过来，中国制造业企业一般包吃住，“厂区—宿舍—食堂”的组织方式虽然不浪漫，但它确实把最大几项刚性支出（房租、通勤、部分生活成本）降到极低，加上中国整体物价低，于是很多工人能存得下钱，能给家里寄钱，生活可能谈不上体面，但更稳定、更可预期。

所以，“中国制造业发达是不是靠强权压低工资？”更接近事实的答案是：今天中国工人工资绝对值早就不算低，至少不再是“全球最低价”；中国的核心优势之一是确定性——减少政治化劳资冲突带来的断供风险，这对投资、订单、技能积累长期更友好；真正决定生活水平的，是可支配收入结构。美国的“高工资”常被房租、汽车、医保等刚性支出吃掉，看起来富裕却过得紧巴巴。

任何人，即使不喜欢中国，或者要与中国制造业竞争，都必须认清事实。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优势就是低人权、低工资，那就像用老地图导航新路线，必然会产生严重误判。中国制造业强，主要是强在系统性成本低，特别是我昨天分析的全产业链优势。

为什么全产业链绝不是反分工，而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分工？

在近期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系列文章中，我提到中国的全产业链，不少读者留言，认为这是“反分工”，“违背比较优势”，“与自由与繁荣相悖”。其实，以前我也以为，全产业链就意味着“自给自足”，是追求大而全的倒退。但经过认真思考，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全产业链不是反分工，恰恰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分工。

一

提到“全产业链”，很多人脑子里浮现的是一个巨无霸企业：从挖矿到炼钢，从零件到整机，从研发到销售，全部自己包圆。这样的企业当然是反分工、低效率的，也早就被现代企业制度淘汰了。

但现实中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企业做全产业链”，而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成千上万家高度专业化企业，共同构成一条完整产业链。

同样是生产一辆新能源汽车，上游做锂矿、钴镍、正负极材料，中游做电芯和电池包，有企业专门做电机、电控，有企业专门做车载芯片，有企业负责车身和内饰，还有一整套供应链管理公司、测试认证公司、软件公司、物流公司在外圈旋转。每一个环节都有独立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专业化优势，只是恰好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境内。

如果把这叫“反分工”，那德国、日本、韩国也都在反分工，因为它们同样拥有相对完整的汽车、化工、装备制造产业链。显然，问题不在于“全不全”，而在于这一整条产业链内部有没有真正形成专业化和竞争。

换句话说，全产业链不等于“大包大揽”，而是意味着：分工发生在国家内部的产业生态之中，而不是必须向外部让渡关键环节。

二

传统教科书里的国际分工，强调“比较优势”：谁更擅长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再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但在现实世界里，比较优势不是靠纸上推演出来的，是被一个个硬指标所决定的——成本、交付效率、供应链稳定性、技术密度、基础设施水平、人才储备。

昨天我在油管看了一段视频，标题是 Why China’s Manufacturing Dominance Is Unbreakable（为何中国制造业的主导地位牢不可破？）。视频中举了个例子：如果你是一家加州的创业公司，你设计一种天才的电子产品并取得了专利，拉到了投资，现在你要做一万件这种单品。

如果你在美国生产，你要花好几周去找供应商：做塑料壳的在俄亥俄州，做线路板的在德州，电池从韩国进口，组装在墨西哥。看上去，这就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国际分工，但是每个环节都涉及大量的时间成本和协调成本，而且花钱也不少。更要命的是，一旦某家供应商不能供货，整个生产就停摆了。

如果这同一家公司来到了深圳华强北，一公里以内，就找得到想要的所有元件。几十家作坊可以打样，几百家工厂可以生产，还有工程师可以现场解决故障。定制线路板？4 小时搞定。改设计？明天就好。生产一万件？下周开始。这是无数专业化企业在空间高度集中下形成的产业生态。

这到底是反分工，还是分工的高级形式？

我们不要忘了，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强调分工，是因为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不是不管好坏都要把若干环节外包到国外。

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环节上有优势，全球资本就会自发地把订单向那里集中。它只在一两个环节上有优势，就会形成“单点分工”；在多个环节上都比别人强，订单就会在一条链上接连向它聚拢，最后形成“链式集中”。

中国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产业上变成全产业链国家？并不是因为崇尚“自给自足”，而是因为在原材料、设备制造、工艺水平、工程师数量、基础设施效率、供应链协同这些指标上，中国在全球都排在前列。市场选择了中国，越来越多的环节自动向中国集中，这才有了今天从纺织、家电，到光伏、新能源车、消费电子的一条条完整链条。

在国际竞争下，很多国家想“做全产业链”也做不了，而中国是被竞争筛选出来的全产业链。只有分工足够深入、效率足够高，才有这种结果。能力差的国家只能做一个环节，能力强的国家才有资格做多个环节。

而真正反分工的，往往是那些产业链残缺的国家。

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的只做原材料出口，有的只做农产品，有的只做简单组装，因为劳动力“比较便宜”。然而，当你只能做一两个环节时，任何上游或下游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殃及整个产业。铁矿石价格一跌，资源型国家的财政跟着大出血；某个大品牌把订单转走，中等收入国家的加工区瞬间变成烂尾工业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分工”，其实是陷入了被动锁死的状态：只能做最低端的环节，既不能往上游材料和装备爬，也难以向下游品牌和服务延伸。资源、副产品、人才技能和经验积累，大量被白白浪费。

这才是对分工精神的背离——资源没得到充分利用，人才没充分发挥能力，也没有产业把创新变成产品。

三

全产业链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环节齐全”，更在于物尽其用。

首先是“吃干榨尽一份资源”。前段时间，全网流传一篇爆火的文章《一只十几元的烤鸭，是美国越不过的高山》，讲的就是这个事。一只街头十几元的烤鸭利用的是鸭子产业链的最后部分，高附加值的鸭绒、鸭脖、鸭脚、内脏等等早就已经被分拆售卖了，剩下的鸭肉已经是添头，随便卖点钱就行。这可以称为“产业链残值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极细的分工结构，让鸭子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专门的市场和加工企业；需要极低的交易成本，上游、中游、下游之间的流通非常顺畅；还需要规模庞大的多层级消费，来接住所有价位产品。

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全产业链体系中，比比皆是。分工极为深入，市场规模极为庞大，使得任何被认为是“废料”或“剩余价值很低的部分”都能找到市场出口。

比如，同样一吨钢，在产业链不完整的国家，可能就是建筑用钢或简单构件，用完就没有了；在中国，钢铁可以流入建筑、机械、汽车、船舶、家电、精密部件等几十个细分行业。不同质量的钢材被分配到不同用途，就连切割下来的边角料，都能重新回炉，变成新的产品。

石油也是如此。炼油之后的重油、轻油、副产品，在很多国家只能烧掉或低价处理，而在中国，它们会继续进入化工、塑料、橡胶、纤维、涂料等行业，最后变成衣服、轮胎、电子产品壳体、日常用品。在一个全产业链体系中，几乎没有“废物”，只有“别的行业的原料”。

其次，是一台设备本身的利用率。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设备折旧到一定年限，就直接报废或者出口处理，整个社会的资本利用率并不高。而在中国，一线企业淘汰下来的设备，二线企业接手，二线用了一段时间后，三线企业又会接过去继续用。再加上本地成熟的维修、改造和零部件体系，一台机器可以被改造、挖潜很多年。一台数控机床，在某些国家可能五六年就静静躺在废铁堆里，在中国则可能连续二十年在不同层次企业之间转手，持续创造价值。这背后，靠的就是全国范围内完整的制造体系和密集的产业集群，让任何设备都能找到下家。

中国餐饮业创业十分活跃，与发达的餐饮设备回收产业分不开。原有的餐饮企业倒闭或更新设备后，旧冰柜、灶具、烤箱等并不会被简单废弃，而是通过回收商回收、清理、检修后出售给新开业的餐饮店或小型创业者使用，不仅明显降低了新店的启动成本，还让设备整个生命周期被最大限度延长和重复利用。

人才和知识也是如此。中国的工程师可以在材料企业干几年，再跳到设备企业，再跳到整机厂，再去做工业软件或自动化方案，经验一直联网累加；一个车间里总结出来的小改良、小发明，很快就能在整个行业传播开来，几个月内变成“通用工艺”。这是全产业链环境才能提供的土壤：任何经验都能被别的环节吸收，而不会在“缺了下游”“没有上游”的结构中被浪费掉。

简单来说，同样一份投入，在全产业链体系中，可以被利用更多次，停留更久，在更多层级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才是为什么中国在光伏、新能源车、消费电子等领域，能把成本打到全球最低，同时产品性能还在快速提升。因为中国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压低成本，而是在整个链条上，把资源、设备、人才、创新的价值推到了极致。

可见，指责全产业链反分工，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全产业链是在最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最复杂、最密集、最高效的分工形态。

四

还有人可能会说，中国之所以能形成全产业链，是靠政府补贴“砸钱砸出来的”。看似有道理，但稍加推敲就站不住脚。

补贴可以扶持一家企业、一个项目，或者某个产业的早期试验，但它绝不可能维持一条跨越上百环节、涉及数万家企业、需要高度协同、持续优化、快速迭代的完整产业链。如果没有真实需求、真实订单和真实效率，补贴越多，亏损越大，产业链只会死得更快。

以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为例，它们早期的确经历过补贴期，但真正决定生死的是补贴退坡之后的表现。补贴退坡后，本该失去保护的中国光伏企业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把全球成本一路打低，在从硅料、硅片到电池片、组件的全链条上形成了压倒性的效率优势；新能源车同样如此，补贴大幅减少后，中国品牌的销量和全球份额不降反升，价格和性能反而更有竞争力。

相反，美国和欧洲这几年在新能源车、电池、清洁能源上给出的补贴，单笔力度往往远高于当年中国的政策，但本土供应链依然碎片化，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很多项目要么严重延期，要么只能依赖中国设备和中国产能来“挽救”。如果补贴真是决定性因素，那今天新能源制造的中心应该在美欧，而非中国。事实表明，钱可以砸出几家“样板工厂”，砸不出一整套高效运转的产业生态。

全球订单不看哪个国家补贴多，而是用脚投票，流向综合效率最高的地方。把中国的全产业链简单归因于补贴，恰恰是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补贴可以帮一个行业起步，但只有长期竞争，才能决定谁有资格把一整条链留在自己境内。全产业链不是财政砸出来的幻觉，而是几十年分工不断深化、效率不断提升后，市场用订单投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