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到底为什么发达? - 价值
在全球制造业的版图中,中国制造业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里,有将近一半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长久以来,秦晖等人对中国制造业的成功存在误解,认为其依赖于所谓的 “血汗工厂” 模式或低成本人力资源优势。
这一观念影响巨大,然而这种解释,完全无法解释以下现象:
为什么印度有无数的年轻人,工资比中国还要低,但制造业却与中国有巨大的差距呢?
自“印度制造”倡议提出以来,印度在全球工业产出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至3%之间,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尽管印度人口众多,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其工业总产值远低于中国,2023年印度的工业总产值为8877亿美元,而中国为68124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7.6倍。
还有庞大的非洲,人口也非常多,出生率超高,工资比印度还要低一半,为什么那里没有什么制造业呢?
即使是现在的当红炸子鸡越南,很多中国制造业工厂搬过去后会发现,在越南生产比在中国生产成本还要高!
那原因到底是什么?
很可惜,这么一个样本,没有成为全球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也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分析的对象,导致全球出现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认为中国制造业对全球是一种破坏,甚至秦晖等人说成是低人权对高福利社会的“优势”。
搞清这个原因,这对于全球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无比重要的。
因为制造业是最能吸纳就业人口的产业,吸引制造业的投资对一个穷地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制造业的发达,没有成为全球经济学家的显学,是一个全球经济学家巨大的失误,这背后有对中国的歧视,有经济学家们的忽视,更有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失职。
因为国际媒体上对中国制造业的污蔑,也成为了中国无数普通人认同的观点。
明明建起了一座金山,外国人认为这是垃圾,本国人也逐步开始嫌弃,这真是无比荒唐啊。
只要研究清楚这座金山的由来,就可以找到发展的秘密武器,无数人弃而不用,转而开始折腾起各种方式,太让人无语了。
今天,我就从经济学最为简单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制造业发达之迷。
分工是效率之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了分工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性,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分工带来效率的原因。
这一理论在中国制造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分工细化意味着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简单、专业化的环节,每个环节由专门的工人或企业负责。
在中国制造业中,这种分工模式已深入到各个行业和生产环节。
以电子产品制造为例,一部智能手机的生产涉及众多零部件和复杂工序,从芯片设计与制造、屏幕生产、电池组装到外壳加工等,每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企业专注于特定的生产任务。
分工细化使得工人能够专注于特定的操作,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变得更加熟练,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服装制造行业,裁剪、缝制、熨烫等环节分别由不同的工人完成,他们通过重复操作,动作更加熟练、精准,单位时间内的产量得以显著提升。
这种高效的生产模式使得中国制造业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迅速响应市场变化。
当企业专注于某一特定环节的生产时,会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改进该环节的技术与工艺。
在汽车制造领域,发动机制造企业专注于提高发动机的性能和燃油效率,零部件供应商致力于研发更轻量化、高强度的零部件。
这种专注推动了技术创新在各个细分领域的蓬勃发展,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
例如,中国的电池制造企业在专注于电池研发与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技术突破,使得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分工细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生产成本。
企业在特定环节进行大规模生产,能够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采购成本、设备折旧成本和人力成本。
同时,专业化生产还提高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减少了次品率,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
例如,中国的家电制造企业通过分工细化,实现了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和大规模采购,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其产品在全球市场具有强大的价格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的分工细化往往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一些地区,大量相关企业集聚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体系。
例如,广东东莞的电子产业集群,涵盖了从电子元器件生产、电子产品组装到包装、物流等各个环节。企业之间地理距离近,信息交流便捷,能够实现快速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产业链进一步发展成为配套完整的服务,在制造业中,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到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都有众多企业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并且这些企业之间能够实现高效的协同运作。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制造业如钢铁、机械制造,还是新兴制造业如高端装备制造、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减少了企业寻找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时间与成本。
企业可以在本地或周边地区便捷地获取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性服务,无需长途采购或面临供应中断的风险。
在服装产业集群中,面料供应商、辅料供应商、服装加工厂、印染厂等企业紧密合作,服装企业能够快速获取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和服务,降低了采购成本和库存成本,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
产业链配套完整使得企业能够快速调整生产计划和产品结构。
当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企业可以迅速从产业链中获取所需的资源,调整生产流程,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产业链配套完整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个完备的产业链环境中,企业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有助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中国的电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从原材料、到生产装备、到研发系统等环节不断创新,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技术领先、出口全球的产业升级。
产业链配套完整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吸引更多相关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带动就业增长和经济繁荣。
同时,完善的产业链还能够促进区域内的技术创新和知识传播,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正因为如此,哪怕中国人的工资早已超过了越南、印度,但是,若没有关税战,大部分企业是不愿意去这些国家生产的,因为转移的过程很痛苦。
企业的成本,绝不仅仅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支出,最大的成本来源于错误生产。分工细化,则是减少错误生产的机会,因为每一个环节都由不同的企业试错,企业要调整生产,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当下的中国制造业以及产业群,正如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环节相互咬合,形成合力,才有了强大的成本优势和高效生产的结果。
企业转移到东盟,并不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很大的伤害,但需要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打通交通,商务人员往来,零关税交易、服务产品通行等一系列交易障碍,只要达成,那么,东亚和东盟这一制造业规模集群,依然是全球无敌的,无他,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有分工这么细的产业集群。
可以说,当下全球制造业分工发达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亚,一个就是德国,其他地主都找不到这么庞大的制造业分工协作体系。
其他地方能不能替代呢?当然是可以的。东盟就在快速崛起。
那就要看这种分工协作的基础是什么?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东亚国家才建成了产业群,其他地方却建不起来?
高效分工的基础是什么?
什么样的环境才能有带来高效分工的产业链?
在上一篇中,留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制造业为什么发达,我举出了很多中国制造业分工的发达程度,这的确只是现象。
评论区很多朋友是高水平的,指出了关键之所在。
综合起来,有几种回答:
1、保护私产,低税,政府不干预不管制。只维护市场秩序
2、高素质的人口和各地方之间的招商竞争带来了较低的成本
3、门格尔总结的很好,分工只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之一,或者说分工只是表象,它是资本积累、生产结构延长、高级财货生产增多的结果。
4、自由的市场,相对宽松的征税, 没有工会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工会罢工了,那整个产业链都崩溃), 足够数量的人口, 相对世俗的社会
5、一是工业门类最为齐全;二是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发达高效;三是工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自给能力强;四是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规模庞大。
还好,秦晖粉没有跑过来说是血汗工厂。
其中第三条回答,水平很高,分工的确是资本积累、生产结构延长及高级财货生产增多的结果。
简单来说,就是小岛上某人开始织渔网了,这就是生产结构延长了,有了资本积累才能织渔网,去生产资本品(渔网),而不是直接用手去抓鱼,生产渔网的人越多,分工就越发达。
接下来就会出现生产轮船,而一个轮船需要几十万个部件,这几十万个部件来源于可能数千家工厂,分工就更细致了。
当然,这依然还是现象。
因为资本为什么会出现?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相当一部分问题的答案都在朋友们的回答中,比如低税,保护私产,招商竞争等。
但我们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那就是中国到底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一个结果。
我们需要回到生产力的几个核心要素,第一是土地,第二是劳动力,第三是资本。
这三个要素的结合,正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没有土地,任何产业都无法开展;人力是最为重要的资本,也不存在不需要人的经济发展,哪怕是AI也需要人来操纵;同时,积累的资本与人力与土地的结合,才能开启经济繁荣,若是依赖内部资本积累,小地方往往需要几百年,才可能发育出现代全球化十年的分工成果。
农村人口原来禁锢在农村,连出门都要通行证,更不存在去城市打工,九亿农民困在农村从事低效的农业生产。
这就是人力资本被禁锢,这一生产要素没有发挥其价值。
但是当时的中国体制下,要建立工厂并不容易,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不是现在名义上的,是实质上的,即土地的所有控制权归政府,农村更难,集体土地所有制,受限于多级政府及一众村民。
这就是土地这一要素无法流动。
最后就是资本,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依旧是一穷二白。想靠自己的发展积累来发展生产力,速度会非常慢。
外来资本进入也是有着法律上的障碍的,年广九雇佣几个人都差点出事,何况大规模地雇佣工人开展机器大生产呢?
这三个生产要素都被死死地管制住了,我们看着韩国从最为贫困的农业社会几十年内就接近发达国家了,日本二战中被炸成废墟,很快就快速繁荣起来,但中国人当时还是穷得叮当响。
日本汽车普及率已经到了400辆/千人,但中国呢?可以说是个零。因为除了政府机关有车,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一个人有汽车。
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是逐步解除对这三大要素的管制。
先是引进外来资本,本国没有资本积累,那就吸引外资。外资过来,需要劳动力和土地,那就允许农民工外出打工,允许外国企业租用国有土地。
有一种说法是,之前积累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所以才吸引了外资。这种说法完全不了解改开史,在八十年代引进外资时,中国国有企业都滋润着呢,那时的国企也在改革,在下放权力,允许企业发奖金,搞厂长负责制,一众国企工人生活迅速改善,
那里在农村刨地的农民,是外资企业的第一批工人。
直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的国企改革才进入了高峰期,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开始下岗,在此之前,哪有什么国企工人放弃编制进入外资企业打工?
截止一九九九年六月,中国已经有了三十三万二千七百多家外资企业。这些工人哪来的?九成九都是农民工。
还有人说是义务教育让当时的农民工素质高,这也是扯淡。
当时不要说农村,就是城里上学都要交学费,农村孩子辍学是常见的事。
是无数只认识几个大字,甚至是文盲,涌入沿海,与外国投资结合,开启了中国制造业的繁荣。
而正是在打开国门外,外国商品涌入,外资企业部分产品也内销,中国也有少量的私营企业开始生产,中国的国企才面临了生存危机。
因为,国企的竞争力在这些市场化的企业面前,不堪一击。八十年代还在放松国企管制下有点起色的国企,这时来到了大面积亏损发不出工资的时代,国企改革才正式开始启动。
工业门类齐全,这时成为了负担,每一个县城,都有纺织厂,印刷厂,酒厂,橡胶厂等一系列工厂,结果,没有规模,没有效率,人浮于事,大部分企业,都只能破产了事。
当时八九千万国企工人,除了少数明星企业混得不错外,其余的大多是闲置状态,生产一件亏损一件,难以持续发展。
这些人哪里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呢?不仅如此,光是国企在九十年代制造的亏损,就是一笔惊人的数字。三次不良资产剥离了2.2万亿,这其中,国企欠的债就是大头。
那个时代的2.2万亿,可是一笔惊天的数据。
当时的国企工人们下岗了还不服气,说自己贡献了多少价值。国企在八十年代后,几乎成为了世袭模式,所有子弟随时可以进厂,别人可进不去,这些亏损,不止是国企干部造成的,世袭制带来的人员扩张是亏损的重要原因。
在土地开放上,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思想碰撞。
1981年2月,深圳特区政府与港商签订合同,深圳市提供6000平方米“地皮使用权”,由妙丽集团“独资兴建和经营商住大厦”,土地使用年期30年,使用费每平方米5000港元。
至1981年12月的两年间,深圳房地产公司单在罗湖小区就“引进外商独资经营房地产项目10个,订租(出租)土地4.54万平方米,土地使用费21360万港元;另有8.1万平方米土地作为4亿多港元的物化资本,在10个项目中与外商6亿多港元的投资合作建造商品楼宇”,“使昔日杂草丛生的罗湖小区,很快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商业、金融中心”。
这是中国第一次的土地走向私有化的进程,虽然只有三十年时间,但这一创新式的举措,打破了土地管制的困境。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自1982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了不同用途土地各自使用最长年期和不同用途不同地区每年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标准。
让今天的人想不到的是,深圳是开了天下之先河,紧跟其后的第一个城市在东北。
辽宁省抚顺市自1984年1月起开征土地使用费。开征的缘起是,当时的抚顺市主管副市长刘文甲,于1983年听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易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地租仍然存在、城市土地理应有偿使用的专题讲课后,开始琢磨并组织调研,提出开征方案。后经市政府讨论通过和财政部批准,全面开征城市土地使用费。
制造业需要的土地有了,人力资源有了,外来资本有了,三大要素集齐了,当然就开始了制造业的突飞猛进。
有人说是WTO才让中国腾飞,这话也不准确。
在签订WTO的前一年,2000年,中国共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2,532家,比去年同期增长31.76%;合同外资金额达到626.57亿美元,同比增长50.8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407.72亿美元,同比增长0.93%1。截至2000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6.4万个。
二十年后,2022年当年吸引的外资总金额是1900亿美元,考虑到美元的通膨率,在2000年吸引的外资其实超过了二十年后的2022年。
而在2000年时,中国就已经有了1.2亿的农民工,他们才是中国制造业的主力人群。当时中国城乡私营企业已经达到了176万家,初具规模。
外资不是因为WTO才来投资中国的,而是因为中国放松了管制,可以在中国进行高效生产而来到中国的。
在这个时候,很多产业链就已经开始萌芽并初具规模了,比如深圳东莞的电子业,就源于台资企业的大量投资。苏州则印来了大量的新加坡企业,服装产业链主要源于香港企业在于广东的投资。
这三大要素的开放,是中国制造业起步的因。
但依然有无数谜题没有解开,那就是,中国虽然土地搞了批租制,但依然受制了政府的土地供给,数量有限,还有就是中国有高额的税制,从税制上来看,远高于很多其他地区。
中国制造业今天的繁荣,不止是外资,民营企业的规模早已超过了外资企业,成为了中国制造业的最强力量,他们是怎么在这种高税、各种土地管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呢?
第一篇,讲了中国制造业高度分工的现状,第二篇,讲到了三大要素放松管制后带来了制造业的发展,并批驳了一些所谓产业工人、义务教育这些是中国制造发展原因的谬论。
今天接着上一篇讲,这四十年来,中国的土地一直是高度管制的,中国的税收也一直是全世界较高的税制,那么
中国的制造业是怎么样从这块土地中长出来的。
很多人说,你看这个世界上土地公有制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比如,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土地制度就是私有制的,但有什么制造业吗?没有。
税制也是如此,中国一直有较高的企业所得税,和在世界上相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率。
1981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为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设定了基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当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约为33%。
之后还实行了累进制,大型企业所得税率55%,中小型企业10%-50%。这些税制主要针对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
另外地方还有附加税10%。
并在1994年,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包括民营企业,均为33%。
但长期对外资企业采取较低的优惠税率:15%。
2008年之后,修改了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这一点是改革的最大亮点之一,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率统一为25%。此前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优惠(如15%的税率)被取消。
所得税是按企业利润按比例征收的税收,还有另一个税叫营业税,是按销售额征收的税收,3-15%的税率,不同行业不一样。
现在统一改成了增值税。
而企业家要想分红,营业收入去除增值税,去除各种管理费用,利润要征收所得税外,还得交20%的股息税。
这样的税制,在全球可以说是税负很高,是排在前列的。
即使是人口,中国改开过程中也有无数的限制。记得春晚小品上黄宏将进城的农民工叫作盲流么?还记得孙志刚事件吗?我个人都经历过被多次查暂住证,都有认识的人被遣返回老家。
高税率影响资本投入产业,并阻碍资本积累,土地由政府控制要使用很不自由,劳动力进城,也有各种各样的阻碍。
上一篇讲到的三大要素的开放是中国制造业的起点,但开放程度有限啊,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太不自由了。
比如印度,是实施土地私有化的,印度大量的贫民窟就说明人口流动相对自由,为什么印度就没有什么制造业呢?
留言区给了答案,那就是事实上的低税率。
在很长时间,虽然中国有着较高的名义税率,但这四十年来,大量的中小企业实际上在处于一个税制宽松的状态的。
个体户采取的是定额征收方式,也即不管你做多大生意,一般定额交一笔税就行了,而民间中小企业大量采取现金交易,不入账,也就不存在什么营业税和所得税了。
虽然农民工进城有很多的约束,但是整体上来说,中国这四十年出现了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员迁徙,每年的春运就是明证。
也就是说,这些限制,并未能阻挡住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决心。
而土地,虽然国有化,集体化,但是大量的企业进入中国各个城市里,想要买到土地,不仅不是难事,反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三通一平,手续审批简单,一个工厂很快就能建起来。
在沿海地区,很多农村的地根本不管什么各种政策约束,直接在村集体的土地上盖工厂、写字楼、甚至是接近商品房的小区住宅。
现在珠三角都有大量的几十层高的写字楼,几百家企业入驻的产业园,就是集体用地。
各种土地管制在现实层面,其实是无效的。
但这依然只是现象,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在这么多管制之下,在这些法律条款之下,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家敢做生意?不怕盖在集体产权土地上的厂房被拆除没收吗?不怕少交了税,被抓去坐牢吗?
张五常曾经对此有分析和解释。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秘密在于县际竞争。
县际竞争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出的一个学术观点,他认为县际竞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济困境中出现奇迹的主要原因,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县际竞争是指以县政府为主体、以一个县的地域为边界的县与县之间在经济建设上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县际竞争也可扩展到认为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如省际竞争、地级市间的竞争、乡镇之间的竞争。
我很尊敬张五常先生,但我依然要说,张五常还是在说现象,低税率也是现象。
真正的问题在于,县际竞争为什么会出现?
答案是:分权。
分权对应的是集权。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说过,东北抚顺是第一个跟随深圳开始出租国有土地的城市。要知道,这位市长,仅仅是听了中央党校的一堂课,就到所在城市决定开干了。
这说明他有充分的自主权,权力是分散的。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鼓励的就是各地干部要敢想敢干敢闯,这个鼓励的前提就是地方官员有很大的自主决策权,并鼓励他们不要怕犯错。
不管怎么样干,结果是有标准的,那就是经济发展了,有企业来投资了,民众收入增加了,这就是评判的结果。
至于你怎么干,那是你的事。
那么在分权体系下,各种源自法律的条条框框自然就被打破了。
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总量是有限的,去哪里呢?各地政府是需要抢的,怎么抢呢?低税,开放土地,开放劳动力迁徙。
不能做到这一点,怎么可能吸引到企业呢?同时,对于本土各种民营企业,也网开一面,没有去执行那些严苛的税收条款,因为地方官员不笨,我要是对企业天天查,那么,怎么会有企业来我这个地方投资呢?
在分权体制下,才产生了县域竞争。
这一道理,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样的,若是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进入税率竞争的模式,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欢迎企业和投资。
在分权体系下,在中国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的环境下,竞争就必然产生。
官员们可能并不知道经济学理论,但是他们完全能明白,地方经济的发展,完全是由外部的投资及本地的营商环境带来的。
这不仅对自己的政绩有帮助,客观上,整个官员体系也有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企业家也们乐于用钱来破除各种管制,以增加生产效率。
这也产生了大量的各种腐败现象。但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并不在于地方官员想要发展经济的目标,而是来源于各种各样的管制。
如若没有这些管制,企业家不必要行贿于地方官员。而这些管制,并不是由地方官员们主导制定的,比如,容积率的相关规定,往往来自于远在京城的各部委的官员。
在分权制度下,各种被打破的管制很多。
我前面所说的珠三角对土地制度的突破,就是源于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没有人将这些当作违建大量拆除,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很多人说这是乱,这是没有规矩。当然有乱的地方,那就是法治还不彰,不少人的权利没有被保护,但更多的乱是打破管制后的一种蓬勃发展。
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一些重要的产业聚集区,如果看卫星图,杂乱无章,一片混乱,远不如有些城市规划得好,但这些地方一个镇的产值,远远超过内地的几个县。
比如东莞虎门镇的GDP高达七百多亿,是江西省最大的县鄱阳县的两倍,是江西省乐安县的七倍。
虎门你看下卫星图就能看到大量的厂房、农民房、写字楼、新建住宅商品房混在一起,谈不上任何市容市貌,从繁华的街道一转眼就能进入农村风。
但这就是中国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所在。
地方分权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
但中国制造业的秘密还不止这些,因为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印度也在改革开放,但却就是没有多少制造业。
第一篇,我讲了一个现象,中国制造业是分工程度高,集中化程度高,第二篇,我讲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三个生产要素的解放,第三篇,我讲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原因之二是地方分权;
今天来讲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中国人得感谢欧美社民主义。
什么叫社民主义?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白左。
不过,很多人对白左有错误的理解,他们以为白左仅仅是圣母心,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欧美社民主义本质,是一套限制生产扩张的制度。
他收取企业的高税收,减少企业的积累,强制要求企业给予员工各种福利,对企业与劳工之间的交易进行各种强制干预。
这种制度,显然会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企业会逃离该地。
因此,在欧洲社民主义扩张时,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产业转移浪潮。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转移到东亚,为什么会转移到中国?
有人说是劳动力便宜,但是,印度劳动力不便宜吗?非洲劳动力不便宜吗?前东欧国家劳动力也便宜啊,还有南美呢,中亚呢,这个世界上穷人多的是。
同时,南美和非洲都有着更好的产业转移基础。
第一就是语言基础,南美基本上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英语也非常普及,可以说没有语言障碍,南欧的产业转移到南美,可以说,语言文化都是相通的,南美大部分人本来就是欧洲人的后代。
非洲的语言基础也很好,很多非洲国家曾经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语法语往往是当地的主要语言。
第二,当地的文化也是相通的,比如宗教是相通的,天主教,基督教在非洲有庞大的市场。而南美,是天主教的天下。
非洲的精英们,去留学也基本上去他们前殖民地的母国留学,甚至非洲当地的执政者,大多是欧美的留学生。
第三,就是交通距离很近,转移起来也是无比方便的。
南美就在美洲,如果制造业转移到南美,从美洲东部海岸运到美国,仅仅四五千公里,而从东亚运到美国的距离,要将近两万公里,基本上半个地球的距离,是离美洲最远的地方了。
而非洲运到欧洲就距离更近了,距离最近的地方,仅需要穿过地中海就可以到达了,最远的南非,也只要几千公里,就能运到欧洲,而东亚运到欧洲的海运,也需要一万多公里。
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欧洲的制造业不转移到这些地方呢?
原因就在于,欧洲的社民主义思想,早就随着文化相同、语言相通,成为了当地的主流观念了。
也即,你别看这些地方穷,但是欧美的社民主义思想,也在当地形成了政策。无数的非洲穷国搞起了免费医疗,设立了劳工保护制度,制定了各种劳工福利制度,也奉行高福利高税收的阻碍生产的制度。
欧美流行的工会,也普遍流行于这些地区。
我曾经写过一篇非洲各国观念现状的文章。
那么,欧美的企业,本来就想逃脱这种环境,又怎么会再次入坑呢?
而东亚国家,在接受就业转移时,其主要制度是一个有利于生产的制度,现在社民主义者当福利榜样的台湾,也是在八十年代末,才开启了福利制度的建设,而台湾工会势力极小,除了韩国偶尔爆发小型罢工,整个东亚都听不到什么大罢工的声音。
而香港在接受欧美制造业转移时,连义务教育都没有,就更不要提什么其他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工管制制度了。
有人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这完全只是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关系问题,在加入WTO前一年,中国接受的外资,如果去除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甚至高于今天的中国。
同样,全球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了WTO,但他们的外来投资都极少。
WTO的本质,是一套白左化、坑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体制,他给予发展中国家各种保护本国企业的特权,实际上是害了这些发展中国家。
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除了东亚以外的第三世界,都太烂了。太烂的原因是,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文化与欧美相通,把欧洲的社民主义那一套全部搬到本国去了。
而东亚国家,基本上语言与欧美不通,宗教文化也完全不通,也就是因为这样,欧美那套社民主义对当地的影响更小一点。
资本是稀缺的,全世界可以用于外部投资的资本总量就这么多。
我们假设,南美和非洲、印度、以及当年的印尼、菲律宾,这些地方都与东亚是一样的环境,那么,东亚这个地区,还能得到这么多外来投资吗?
那肯定是优先南美和非洲啊,因为从生产上,从管理上,这些地方都是更有利于产业转移的。
就算是中国改革开放了,你在边际上并不会比其他地方更具备有更多的优势,甚至你改革开放程度更高一点,也吸引不到足够的外资。
在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很多国家可以很快的崛起,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投资自由化,使得一个贫困的地区,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大量吸收外来的资本,迅速繁荣起来。
如果失去了全球化,失去了过往欧美两百年资本主义积累的资本,一个穷地方,哪怕无比开放,要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积累资本,速度要比现在要慢得多。
所以,很多全球经济学家都很难理解一个现象。
那就是,为什么过去这几十年来,全球接二连三的经济上的当红炸子鸡国家,全部在东亚。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现在的越南。
你说这些国家都是产权保护好吗?当然还有大量的问题,国企、土地管制、法律不健全等等一大堆影响市场的因素,都存在。
但是,资本投资于哪里,是比较而言的,他要看的是他在哪一个地方更能实现利润,更能提升效率,相比较而言,从整体环境来看,东亚远远强于非洲和南美洲。
因此,他们找了一个离本国产业最远的地方来投资,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东亚,而是非洲和南美的社民主义环境,让他们投不下去。
欧美无数百年企业积累的资本来到了东亚,从而驱动了一个又一个东亚国家告别贫困,迅速达成繁荣。
当然,如果非洲和南美,也自由开放一些,也减少社民主义的影响,从长远来说,对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更好,包括对于中国人。
但就仅从这四十年来说,可以说东亚抢走了本应该投入这些地方的资本,率先繁荣起来。
当然,作为全球第一大意识形态,社民主义持续在横扫全球。
东亚国家也避免不了被影响,只不过因为语言文化不通,影响得慢一点。
今天的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社民主义。整个东亚,也正在快速社民主义化,但还没有到南美和非洲这种程度。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走向了福利主义的道路,经济发展的速度早就在降下来了,甚至号称自由港的香港,都走上了免费医疗的邪路,导致大量排队。
但是社民主义的另一个观念,劳资问题,对当地的影响还不如非洲和南美,制造业虽然在福利主义下逐步面临着高税,但还是有比较优势。
有人说,欧美文化影响大的地方,才是文明之地。错了,一百多年前,欧美流行的是自由市场观念,若是在那时接触到欧美文化 ,的确可以帮助一国经济的发展。
但近代欧美的主流文化 ,就是社民主义,越是与之相近文化相同的地方,民众观念越落后。
比如东盟的菲律宾,及以南亚的印度,英语水平都很高,国内的精英主要接受的就是欧美的教育,但印尼、越南这两个非英语国家都在突飞猛进,而印度和菲律宾的制造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东亚的这些优势能继续保持吗?一切取决于观念。
若是全盘接受了欧洲社民主义那一套,也搞起了房租管制,劳工工会、福利主义,工时限制,企业强监管,高税收,那会发生什么?
那全球企业一看,你东亚和欧美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何必来你这里投资呢?不仅欧美的企业要跑,本国的企业也要纷纷逃离。
最后就会变成了非洲、印度这种情况,虽然有免费医疗、虽然有严格的劳动法“保护”劳工,虽然有强大的工会,但就是一个字,穷。
当下中国民众的观念,你认为会走到这一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