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不是企业家成功以后可以丢掉的梯子，它就是企业家脚下的地面。

最近几年，几位中国知名企业家的公开言论，很值得放在一起看。

2017年，刘强东在全国政协专题座谈会上建议完善电商税费监管，提出对电商行业和实体行业实行“公平征税”，并推动自然人纳税识别号、电子发票和政企数据共享。他还提出，计划经济因为科技发展，某种主义在我们这代人就能实现。

2025年，钟睒睒公开表示，“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并呼吁市场监管部门规范平台收费。最近，他又提出“必须限制电商平台权力”。

2025年外卖大战重启以后，王兴一方面欢迎新玩家进入，也承认高额补贴能够催生需求；另一方面又把低价、补贴竞争称为“不理性”和“内卷”。今年3月，他再次表示，补贴驱动或价格驱动的竞争是典型的非理性竞争，美团将积极配合监管调查。

三个人的行业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他们的全部观点当然不能混为一谈。刘强东对假货的担忧、钟睒睒对平台收费的批评、王兴对长期亏损的判断，都可能有各自的商业理由。企业家有权表达这些判断，也有权让自己的公司采取相应行动。

但一旦结论变成扩大征税、限制平台、配合公权力约束低价和补贴，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那已不再是企业怎样使用自己财产的商业判断，而是在主张用强制力改变竞争者与消费者的选择。

这类话从成功企业家口中说出来，尤其危险。因为市场经济正是他们得以成为企业家的唯一制度。企业家反市场，不只是认识错误，更是在砸自己的饭碗。

最危险的反市场言论，来自成功者

一家企业还很弱小时，通常最喜欢竞争。它要求开放市场，反对旧企业垄断渠道，主张给新模式一个机会。它要降价，要补贴，要绕过中间商，要用技术改造传统行业。

等它成为行业优势企业，语言往往就变了。价格不能太低，补贴不能太多，平台不能太强，竞争必须有序，行业生态需要保护。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当年可以用新方法冲击别人，今天别人不能再用新方法冲击我。

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独有的问题。美国同样有大量企业要求关税、补贴、牌照和行业保护。也不能因为科赫的存在，就把美国企业家整体美化成自由市场的捍卫者。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两个国家的企业家谁天生更高尚，而是两种企业家观念。

一种企业家相信，利润只能来自消费者持续选择，因此愿意接受新进入者、低价和失败的检验。另一种企业家在成功以后，开始把既有利润看成一项应被保护的权利，把竞争造成的不舒服叫作“市场问题”，再请求公权力纠正。

前者是市场企业家。后者正在把自己改造成政治企业家。

管自己的公司，是市场；管别人的选择，是强制

这个边界其实很简单。

钟睒睒可以让农夫山泉减少线上渠道，可以坚持经销商体系，也可以永远不做直播。王兴可以停止补贴，可以拒绝参与价格战，也可以把资源转向他认为更有价值的订单。刘强东可以坚持自营、正品和开票，也可以关掉自己认为无法保障品质的平台业务。

只要他们用自己的财产作决定，并由股东承担结果，这些都是市场行为。哪怕判断错了，也是他们的自由。

但要求竞争者多缴税，要求监管部门规定平台怎样收费，或者把竞争对手的补贴交给行政机关判断，就越过了产权边界。

企业家可以说：“我不补贴。”却不能因此说：“别人也不许补贴。”可以说：“我不接受这个平台的收费。”却不能因此说：“请监管者替所有人规定收费。”可以说：“我认为低价策略不可持续。”却不能因此说：“低价竞争应当被叫停。”

霍普关于私有产权的伦理，给出的判断标准非常清楚：一个人可以支配自己正当取得的财产，可以拒绝交易，可以劝说别人，但不能仅仅因为不喜欢他人的和平选择，就借强制力把自己的偏好变成普遍规则。

市场不是让所有人接受企业家的判断。市场恰恰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财产反对企业家。消费者可以不买，员工可以离职，投资者可以撤资，竞争者可以降价。企业家必须在这种持续否决中证明自己。

所谓公平，经常只是要求别人多交钱

刘强东提出电商与实体行业“公平征税”，听起来最容易获得支持。既然线下商家缴税，网上商家为什么不缴？

但这套公平观有一个根本错误：它把更重的负担当成统一标准。

假如实体企业税费过高，正确方向是降低实体企业的税负，而不是把电商也拉进同样的高成本。一个人戴着十公斤脚镣，不是给所有人都戴上脚镣才叫公平。真正有利于消费者的公平，是任何人都能低成本进入市场，而不是任何人都被同样多地征税和监管。

税收也不会只落在网店老板身上。它会进入成本，改变商品价格，减少利润和储蓄，压缩再投资，淘汰原本还能生存的小商家。最后承担成本的，是消费者、员工和未来没有出现的创业者。

京东采取自营、开票和严格质量控制，是它的商业模式。消费者愿意为此付费，京东就会获利。消费者更愿意在小网店购买便宜商品，也应当承担自己的判断后果。不能因为京东的模式承担了更多制度成本，就要求所有竞争者复制同一种模式。

否则，所谓公平竞争，实际上是让成本更高的企业借助公权力抬高成本更低者的门槛。

“反内卷”是优势企业最顺手的保护伞

王兴说，低价和补贴竞争不可持续。作为企业家判断，这完全可能是对的。补贴如果无法形成稳定需求，最终会变成股东损失。美团有权不跟。

可竞争是否可持续，不需要行政机关替投资者判断。愿意补贴的平台拿自己的钱试错，失败以后资本会惩罚它；补贴成功，它可能建立新的履约网络、改变用户习惯，或者发现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没有发生以前，谁也不知道答案。

更重要的是，企业眼中的“低价内卷”，往往是消费者眼中的便宜。平台眼中的利润受损，可能是骑手获得更多订单、商家获得更多流量、消费者少付一笔钱。不同参与者怎样评价，取决于各自的主观价值判断。王兴不能替他们计算一个统一的“行业价值”。

如果没有欺诈、暴力、侵占财产和违反合同，补贴本身只是股东自愿把资金用于争夺消费者。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了维护美团的利润率，拒绝京东、淘宝或者其他平台发出的优惠券。

当优势企业把竞争叫作“内卷”，再把“健康有序”交给监管者定义，行政力量就获得了判断价格是否合理、补贴是否过度、竞争是否有益的空间。最后被保护的通常不是消费者，而是既有市场格局。

企业家当然讨厌竞争。竞争会压低利润，会逼迫组织暴露浪费，会让昨天的优势迅速贬值。但消费者恰恰需要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过程。没有竞争，企业为什么要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和创造新产品？

科赫做了另一件事

再看美国企业家查尔斯·科赫。

1976年，他同意出资50万美元支持建立一家自由主义智库。1977年，卡托研究所成立。卡托公开把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与和平写入使命。

此后数十年，科赫又支持了Mercatus Center、人文研究所、正义研究所等一批研究、教育和法律机构。Mercatus的官方资料还显示，他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名直译就是《基于市场的管理：人的行动科学在组织中的应用》。

这不意味着科赫的每个观点都正确，也不意味着他的商业活动不应受到批评。真正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的，是他知道企业成功不能只靠一家公司守住利润，还需要有人维护自由交换、私有产权、有限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

科赫用私人财富支持学者、学生、出版、公共讨论和法律机构。他不是要求竞争者接受科氏工业的商业偏好，而是在帮助更多人理解一套对所有企业都适用、也可能让科氏工业面对更多竞争的原则。

企业家更高层次的责任，不是请权力保护自己的企业，而是捍卫一种允许所有企业家不断出现的制度。

这才是两种企业家观念之间真正的差距。一个人在市场里赚到钱以后，想的是怎样让规则保护既有地位；另一个人拿出资源，支持对权力保持警惕、对市场保持信心的研究与传播。

科赫不是一个孤例

如果只讲科赫，容易让人以为这只是一个美国富豪的个人爱好。事实上，美国市场经济思想能够延续，特别是奥地利学派能够在战后美国扎根，背后一直站着一批企业家、企业基金和私人捐助者。

1940年，米塞斯流亡到美国。这样一位已经写出《社会主义》和《货币与信用理论》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得到美国主流大学热情接纳。纽约大学后来允许他以访问教授身份开设研讨班，却不愿意承担正常的教授薪酬。

真正让这个研讨班得以存在的，是私人资本。

威廉·沃尔克是一位靠画框、窗帘和家居用品生意积累财富的企业家。他留下的沃尔克基金愿意支付米塞斯的全部薪酬。广告业企业家、财经评论者劳伦斯·费蒂格则利用自己作为纽约大学校友和后来校董的影响力，推动学校接受米塞斯。1949年开始，米塞斯每周四晚在纽约大学讲授经济理论，这个研讨班持续了二十年。

后来沃尔克基金停止资助，莱昂纳德·里德和一批企业界捐助者又接过了米塞斯教职的费用。换句话说，米塞斯在美国最重要的教学平台，并不是由纳税人供养，也不是由大学官僚主动识别出来的，而是由一批理解市场价值的人自愿出钱维持。

罗斯巴德同样如此。沃尔克基金原本只是希望他写一本面向普通读者、解释《人的行动》的经济学教材，并为这个项目提供经费。罗斯巴德最后写出的，却是系统发展奥派理论的《人、经济与国家》。如果没有这笔私人资助，他当然仍可能写作，但很难断言这部巨著会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规模出现。

罗斯巴德在沃尔克基金担任研究分析员期间，还能够持续阅读、评论大量经济学、政治哲学和历史著作。石油企业家哈里·厄哈特以私人财富建立的厄哈特基金，则资助过罗斯巴德写作《美国大萧条》。这些钱没有被投入一条立即产生现金流的生产线，却形成了影响几代人的思想资本。

自由经济教育基金会，也就是FEE，更能说明这不是一两个富豪的偶然行为。FEE由有创业和商会管理经历的莱昂纳德·里德于1946年创办。创办人和首批理事中，有B.F. Goodrich董事长大卫·古德里奇、通用汽车副董事长唐纳德·布朗等企业界人士。

FEE从成立初期就把米塞斯列入薪资名册，请他授课、写作和参加研讨。它出版书籍、杂志和通俗读物，举办面向年轻人的经济学课程。到1965年，相关资料记载，FEE已经有超过一万二千名自愿捐助者。

这不是一个企业家控制一个学者，而是一张由大量私人资源共同支撑的思想网络。企业家提供资金，学者保持判断，读者自愿接受或拒绝。研究机构如果不能持续创造思想价值，捐助者可以停止付款；理论如果不能说服人，也不会因为拿到捐款就自动成为真理。

FEE的历史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担任FEE理事的太阳石油公司负责人霍华德·皮尤，曾因FEE坚持反对关税而提出辞任。FEE没有为了留住一位重要企业界支持者，就把自由贸易改成保护主义。这恰恰说明，真正支持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不是花钱购买一套替本行业说话的理论，而是允许研究机构坚持可能不利于自己眼前利益的原则。

科赫后来资助卡托、Mercatus和人文研究所，不是凭空出现的。此前几十年，美国企业家已经建立了支持市场经济研究、写作、翻译、出版、教学和人才培养的传统。科赫只是把这条传统做得更大、更系统。

奥派经济学在美国的复兴，不是依靠某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也不是因为大学体系突然变得欢迎异端思想。它靠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愿意拿出自己的钱，让暂时不受欢迎、不能立即变现，却可能非常重要的理论继续存在。

资本不仅要投入机器和厂房，也要投入捍卫机器、厂房和私人财产何以正当的思想。

企业家如果只积累物质资本，却任由反市场观念不断扩张，最终连物质资本的产权都保不住。美国这批企业家真正有远见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市场经济研究视为一种生产周期极长、回报无法直接计量，却关系所有企业生存的资本投资。

离开市场经济，企业家什么也不是

米塞斯为什么如此重视企业家？不是因为企业家天然高尚，而是因为市场经济把稀缺资源交给那些更能预见消费者需求的人。

私有产权让企业家能够支配资本。市场价格让他比较不同方案的成本。利润告诉他资源被用在了消费者更愿意付费的地方，亏损则说明判断错了，必须收缩、出售资产或者退出。

没有私有产权，企业家没有可以承担风险的资本；没有自由价格，企业家无法进行经济核算；没有利润与亏损，错误投资不会及时暴露；没有消费者自由选择，企业家也不需要讨好客户。

到了那时，最有能力的人不再研究消费者要什么，而是研究许可证怎样取得、补贴怎样申请、监管口径怎样解释、哪个部门有权决定项目生死。企业家不会完全消失，但企业家才能会被迫从创造价值，转向争夺权力。

罗斯巴德反复强调，市场中的收入来自和平交换，政治手段取得的利益则依赖强制转移。一个企业如果必须依靠关税、牌照、补贴、价格限制和监管门槛维持利润，它得到的就不再是消费者授予的市场地位，而是公权力制造的特权。

这种特权今天可以保护你，明天也可以对付你。你呼吁监管竞争者时，扩大的是一个不由消费者约束的力量。它既然能规定对手怎样定价，也能规定你怎样定价；既然能削减对手补贴，也能限制你投资；既然能用“行业健康”保护你，也能用另一个公共目标牺牲你。

所以，支持市场经济不是企业家的公益爱好，而是企业家的生存伦理。

企业家真正应该支持什么

企业家公开发言时，尤其要克制一种诱惑：把自己的困难说成社会问题，把自己的利润说成公共利益，把竞争者的优势说成必须治理的风险。

真正坚定支持市场经济，至少意味着几件事。

支持减税，而不是要求低税负的竞争者补缴到与自己一样高；支持自由定价，而不是让监管者判断什么价格太低、什么利润才算合理；支持自由进入，而不是用许可、资质和合规成本挡住后来者；支持取消所有行业补贴，而不是只反对竞争者拿到补贴；支持明确的产权与契约责任，而不是用“平台权力”“行业生态”“反内卷”这些模糊词扩大行政裁量。

企业家还可以做得更多。资助经济学研究，支持经典著作翻译，帮助年轻人理解价格、利润、资本和产权，建立真正独立的市场经济研究机构，为受到不当管制的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支持。

这些事情不会立刻增加一家公司的季度利润，却会决定十年以后，还有没有人能够不靠关系和许可，仅凭发现消费者需求就创办一家企业。

企业家之所以值得尊重，不是因为财富多，也不是因为媒体给了他麦克风，而是因为他曾经用自己的资本承担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自愿购买。

财富不能把企业家的商业判断变成普遍真理，成功更不能赋予他限制别人交易的权利。消费者把他送上去，也可以把他换下来。这种不稳定，不是市场经济的缺陷，而是企业家精神得以持续存在的条件。

中国企业家需要科赫式的制度自觉：不仅在市场里赚钱，还要公开捍卫市场；不仅要求自己的产权得到保护，也要反对用权力侵犯竞争者的产权；不仅接受对自己有利的自由，还要接受可能让自己亏损的自由。

企业家最不该反市场。

因为离开市场经济，刘强东、钟睒睒、王兴和科赫都不再是企业家。他们最多只是等待审批的人、执行计划的人，或者依附权力分配资源的人。

市场经济不是企业家成功以后可以丢掉的梯子。

它就是企业家脚下的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