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国王能随心所欲地收税吗?
一聊到中世纪的欧洲,我们脑海里可能立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国王们头戴皇冠,手握权杖,宣称自己“君权神授”。他们似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老百姓征税。毕竟,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谁敢违抗呢?在教会的教导下,平民百姓们战战兢兢,觉得反抗国王就是冒着永世不得超生的风险。
然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人权”和“法治”的光芒,人们开始懂得限制王权,最终迎来了“人民意志”的胜利。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它几乎是我们历史教科书里的标准叙事。但今天,我想告诉你,这幅图景,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迷思。
真实的中世纪,远比这个故事复杂,也更有趣。
国王的“腰包”不等于国家的“钱袋”
首先,我们得颠覆一个基本观念:在中世纪,国王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税收”。
那时的国王,更像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地主。他的日常开销,主要依靠自己家族名下的领地、庄园租金、过路费、领主贡金等等。这些收入,被看作是国王的“私产”,是上帝赐予他履行统治职责的本钱。换句话说,国王被期望“自食其力”,用自己的钱来养活王室和政府。
著名历史学家马丁·沃尔夫就指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国王的财政就像一个大家庭的管家,主要任务是打理好王室的家产,并留出一些盈余以备不时之需,比如应对战争等紧急情况。
而“税收”(Taxation)这个词,在中世纪带有强烈的贬义。它不被看作是常规操作,而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是万不得已才会动用的最后选项。
多方合力:谁在给国王的税收“踩刹车”?
你可能会问,如果国王偏要强行加税呢?事实上,当时有多股强大的力量在限制着国王的征税权。
1. 教会的神学家们:加税是“罪恶”
你可能以为教会总是和国王站在一起,但实际上,在税收问题上,教会常常是国王的“反对派”。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就公开谴责随意增税是一种“罪恶”(sinful)。他认为,上帝设立君主,不是为了让他们中饱私囊,而是为了公众的福祉。国王应该靠自己的领地收入生活,而不是去掠夺他的人民。
从1363年到1770年,罗马教廷反复颁布一道名为“In Coena Domini”的教宗诏书,其中明确规定:任何领主,若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新增税种,或提高现有税率,除非是法律特许的紧急情况,否则必须获得罗马教廷的明确许可。
你看,连加个税都可能需要教皇点头,国王的权力哪有那么“绝对”?
2. 社会大众的普遍看法:税收是“寄生虫”
中世纪的老百姓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普遍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王的财产是国王的,我的财产是我的。国王征税,本质上就是在抢我的钱。
当时流行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国家的财政(the fisc)就像一只寄生虫(le rat au corps),它长得越肥硕,它的宿主——也就是人民——就会变得越瘦弱、越没有生气。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加税的举动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反弹。英国历史上著名的“1381年农民起义”,其直接导火索就是国王试图征收一种被称为“人头税”的新税种,因为它违背了“只向富人征税”和“按财产征税”的传统原则。
3. 法律专家的坚守:捍卫“习惯法”
除了神学家和普通民众,当时的法律专家们,尤其是为大贵族服务的法学家,也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力量。他们反复强调“习惯法”(customary law)的重要性。
所谓习惯法,就是那些代代相传、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些规矩里,税率和税种在很大程度上是固定的,国王不能轻易更改。这些法学家认为,习惯法保护了每个人的劳动果实、财产和权利,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因此,当国王以战争等名义要求增加财政收入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由神学、民意和法律传统共同构成的强大阻力网。
历史的吊诡转向:从“限税”到“崇税”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中世纪如此抵制税收、崇尚私产,那后来那个权力集中、税负繁重的现代国家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吊诡之处就在于,推动这一转变的,恰恰是我们通常认为带来“解放”的文艺复兴晚期和之后的时代。
像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家,开始将政治与道德剥离,不再讨论征税是否“罪恶”,而是讨论它是否对国家“有用”。到了博丹等绝对主义理论家那里,税收被描绘成一件好事,是建立一个强大、繁荣国家的必要手段。
而真正完成致命一击的,或许是卢梭。他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理论认为,国家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如此一来,国家征税就不再是“国王抢我的钱”,而变成了“我们自己把钱交给我们自己”。国家与人民、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结语
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中世纪的国王能随心所欲地收税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真实的历史叙事,可能与我们的常识恰恰相反:那个被我们贴上“专制”、“黑暗”标签的中世纪,反而有着限制国家权力、尊重私有财产、警惕税收的强大传统。而那些被誉为“进步”、“启蒙”的时代,却在理论上为现代强力国家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让税收从一种“必要的恶”,逐渐变成了天经地义的“善”。
下次再有人跟你聊起中-世纪的“专制”和“重税”,你或许可以和他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