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就该灭了！”

“拐一个孩子，毁掉的是一个家庭，必须死刑！”

“我支持所有被拐儿童的家庭，人贩子是人性的耻辱，天理难容！”

“伏尔泰都说，拐卖妇女儿童的，就应该重判！”

这些声音，来自无数普通网友，也来自每一个被拐卖悲剧撕裂的家庭。他们痛恨人贩子，痛恨那些把孩子当作商品买卖的罪恶之手。他们呼吁严打、呼吁死刑、呼吁全社会关注儿童安全。这些情绪，真实而强烈，承载着无数家庭破碎后的绝望与愤怒。

我们当然应该痛恨人贩子。他们偷走的不只是孩子，更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孩子被拐，父母可能倾家荡产寻子十年；一个母亲因孩子失踪而精神崩溃；一个父亲在寻子路上客死他乡……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每一次曝光，都让人心碎。因此，加强打拐力度，完善儿童保护机制，是全社会的共识。

但问题是：为什么打了这么多年，拐卖依然屡禁不止？为什么越是严打，有些地方的地下“婴儿买卖”反而更加猖獗？

更令人深思的是，当我们高喊“严惩人贩子”的同时，另一些声音也在悄然浮现：

“现在想合法领养一个孩子，比考公务员还难！”

“我表姐生了二胎，因为政策问题不敢上户口，最后只能偷偷送人……”

“我朋友等了五年都没领到孩子，最后听说有人在群里‘转让’，差点就信了……”

这些声音，揭示了一个被主流舆论忽视的现实：在“严打拐卖”的背后，送养与领养的合法渠道，正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近乎窒息。**

一、被堵死的出路：当送养=犯罪，人贩子成了“中介”

我们痛恨拐卖，所以对一切涉及“送孩子换钱”的行为零容忍。这本无可厚非。但在现实中，很多送养行为，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绝望。

一个未婚妈妈，生下孩子后无力抚养，又不敢让家人知道；

一个贫困家庭，孩子早产体弱，医疗费高昂，实在养不起；

一个服刑人员的孩子，父亲入狱，母亲失踪，亲戚不愿接手；

一个超生家庭，害怕罚款和处分，只能偷偷把孩子送走……

这些孩子，本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被送养，进入有爱的家庭。但现实是，我国收养制度极为严格：收养人必须年满30岁、无子女或只有一名子女、有稳定收入和住房，且审批流程漫长复杂。更关键的是，民间送养几乎不被承认，一旦涉及金钱，哪怕只是“营养费”“感谢费”，就可能被认定为“拐卖”。

于是，本该阳光下的送养，被迫转入地下。人贩子趁机而入，成了唯一的“中介”。他们用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的价格，把孩子从绝望的亲生父母手中买走，再转卖给那些等不到正规收养的家庭。制度越严，黑市越旺；通道越堵，人贩子越猖獗。

二、被压抑的需求：想领养的人，等不到孩子

与此同时，另一端的需求也在积压。

不孕不育率逐年上升，丁克家庭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收养孩子。但根据民政部数据，我国每年通过正规渠道被收养的儿童不足两万，而等待收养的家庭却以十万计。许多家庭等了五年、十年，依然无果。

有人无奈地说：“我愿意花一辈子去爱一个孩子，可国家不给我机会。”

也有人说：“我宁愿走黑市，也不想看着孩子在福利院长大，失去家庭的温暖。”

这不是他们想违法，而是制度没有给他们合法的选择。当正规渠道无法满足需求，黑市就成了“次优解”。而人贩子，正是利用这种供需错配，构建起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

三、计划生育：被忽视的深层推手

然而，以上还不是全部真相。要真正理解拐卖为何猖獗，我们必须回望过去——回到那个计划生育最严的年代。

在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前后，中国实行严格的“一孩政策”。城市家庭只能生一个，农村家庭在特定条件下可生第二个，但超生将面临巨额罚款、丢工作、孩子无法上户口等严厉惩罚。在这样的高压下，生育自由被极大压缩。

但人性不会因为政策而改变。尤其是在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地区，“必须有个儿子”的执念，远比“罚款”更强烈。于是，为了生男孩，一些家庭选择性别鉴定、选择性流产女胎；生下女孩后，有的被迫送养，有的甚至遗弃。

而这些被送养或遗弃的女孩，很多并未进入正规福利体系。她们被亲戚带走、被邻居收留，甚至被转手卖出——而这一切，往往打着“送人抚养”的名义，在熟人社会中悄然完成。在那个年代，拐卖和送养的界限，本就模糊不清。

更严重的是，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家庭即使想收养孩子，也无法合法化。一个已有孩子的家庭，再收养一个“超生”或“被拐”儿童，可能面临政策风险。于是，收养行为只能在地下进行，人贩子成了“合法化”的唯一途径。

可以说，计划生育不仅压抑了生育需求，更直接催生了“男孩市场”和“婴儿黑市”。在“只能生一个”的前提下，性别选择被放大到极致；在“超生违法”的背景下，送养行为被迫非法化。人贩子，正是在这片制度缝隙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

四、拐卖减少的真相：不是打拐赢了，而是政策松了

近年来，拐卖儿童案件确实大幅减少。很多人归功于“天网系统”、DNA数据库、打拐专项行动。这些技术手段确实功不可没。但更根本的原因，却被很多人忽略了：生育政策的放开。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家庭的生育选择权正在回归。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合法生育两个、三个孩子，对“必须有个儿子”的焦虑，正在被“多生一个”的现实所稀释。

更重要的是，随着政策放开，超生不再是“重罪”，送养也不再是“走投无路”的选择。一个家庭如果生了女孩，不再需要冒着违法风险偷偷送走；一个想当父母的人，也不再需要通过黑市“买”一个孩子来圆梦。

当生育不再是稀缺资源，当“男孩”不再是唯一选择，拐卖的市场需求，自然萎缩。

2021年“三孩政策”实施后，河南一对农村夫妇原本因无子而考虑“买个男孩”，但政策允许后，他们顺利生育了第三个孩子，圆了“有儿有女”的梦。这样的故事，正在全国各地上演。不是打拐消灭了拐卖，而是政策松绑，让拐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五、结语：别让制度的僵化，成为罪恶的温床

我们痛恨人贩子，是因为我们爱孩子。

但真正的爱，不是只停留在愤怒和谴责，而是要为每一个孩子找到回家的路，为每一个家庭找到希望的光。

当我们把“打拐”当作唯一答案时，我们可能正在忽略一个更深层的真相：很多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人性太坏，而是因为制度太僵。

计划生育压抑了生育需求，催生了性别歧视和地下市场；

收养制度过于严苛，把送养和领养逼入地下；

而我们在愤怒中，却把所有“送孩子换钱”的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上“拐卖”标签，却忘了问一句：他们为什么非得这么做？

今天，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拐卖确实在减少。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未来，我们更需要建立一个包容、灵活、人性化的儿童保护体系：

- 允许进行合法送养，避免孩子流落黑市；

- 简化收养程序，让更多孩子能进入有爱的家庭；

- 加强对弱势母亲的支持，减少因贫困或羞耻而弃养；

- 同时，继续严厉打击以暴力和强制为手段的拐卖犯罪。

正义，不该只是惩罚恶人，更该是为弱者打开生路。

别让我们的“严管”，反而成了人贩子的“保护伞”。

别让本可以阳光下的送养，被迫沦为地下的交易。

别让一个本可被爱的孩子，因为制度的僵化，最终落入人贩子之手。

孩子不是商品，但他们更不该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正义”变枷锁：被举报的民间婴儿领养

近日，打拐专家上官正义再次引发舆论风暴——他举报湖南怀化存在“婴儿贩卖”行为。

据其披露的信息，这些案例多为双方自愿，生父母因经济困难、未婚生育、重男轻女等原因，主动将新生儿交予他人抚养，接收方则多为多年不孕、失独或渴望子女的家庭。双方通过袁某介绍达成协议，给予生父母“营养费”或“补偿金”，但并无胁迫或欺骗。

这是一场基于自愿、互惠、甚至充满温情的“非正式领养”。然而，上官正义的正义感又爆棚了，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举报这是贩卖婴儿，要召唤神龙要对这种事情管一管。

一旦这种行为被定性为“买卖婴儿”，不仅孩子可能被强制送回原生家庭，参与各方还可能面临刑事追责。而推动这一切的，正是以“保护儿童”为名的举报与舆论压力。

我们必须追问：这种民间自发的婴儿转让，真的等同于人口贩卖吗？公权力是否应当无差别介入？而所谓“正义”的举报，是否反而在制造更大的悲剧？

我国现行《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及配套的《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对收养设置了极为严苛的准入门槛：

• 收养人必须年满30周岁；
• 无子女（部分地区允许收养一名子女）；
• 有稳定收入、住房、良好品行；
• 必须通过民政部门登记，且只能从社会福利机构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问题在于：合法可被收养的儿童数量极少。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孤儿和弃婴数量逐年下降，2023年已不足1万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收养意愿的家庭超过百万，其中不乏因不孕、丧子、同性伴侣等特殊群体，他们根本无法满足“无子女”等硬性条件。

与此同时，大量非婚生育、农村贫困家庭、流动人口中的新生儿，因无力抚养或受传统观念影响（如只想要男孩），选择将孩子“送人”。他们并非恶意遗弃，而是希望孩子能被有能力的家庭善待。而接收方也往往倾尽所有，视如己出。

这种基于生存理性与情感需求的民间互助，在中国城乡长期存在，甚至成为底层社会维系育儿安全网的重要机制。

法律上，《刑法》第240条明确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构成拐卖儿童罪。”关键在于“以出卖为目的”。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涉及金钱往来——哪怕只是几千元的“营养费”“月子补贴”“交通补助”——就极易被推定为“买卖”。公安机关往往采取“有偿即违法”的简单逻辑，忽视了送养动机、后续抚养质量等核心因素。

更严重的是，现行法律几乎未对“民间自愿送养”设置合法出口。《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只有“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三类儿童可被收养。理论上第三类是突破口，但现实中，生父母若主动送养，几乎无法完成合法登记程序——因为民政部门要求提供“无力抚养”的官方证明（如低保证明、残疾证明等），且需经过漫长审核，期间孩子可能已被视为“黑户”。

于是，无数家庭被迫转入地下，形成灰色地带。而一旦被举报，无论初衷如何，一律按“涉嫌买卖儿童”处理。

上官正义的举报行动，出发点无疑是好的——打击人口犯罪，保护儿童权益。但现实后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1. 孩子被强制送回原生家庭 许多送养家庭本就贫困、教育程度低，甚至存在酗酒、暴力等问题。孩子被送回后，可能面临 neglect（忽视）、虐待，甚至二次遗弃。已有多个案例显示，被“解救”的孩子因无法适应原生环境而出现心理创伤。
2. 收养家庭陷入法律与道德双重困境 一些家庭抚养孩子多年，感情深厚，却因当年的一纸“私下协议”被立案调查。孩子身份无法落户、无法上学，家庭承受巨大精神与经济压力。而且举报行为将使很多无法生育家庭丧失领养机会，他们将会在孤独中老去，无儿无女。
3. 催生更隐蔽、更危险的弃婴行为 当“送养”被视为高风险行为，部分生父母可能选择直接遗弃婴儿于医院门口、垃圾桶旁，甚至导致婴儿死亡。相比有监护人接手的“送养”，这才是对生命最直接的伤害。

讽刺的是，在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年代，无数女婴因超生被强制流产，或出生后被遗弃、溺毙，无人问责制度之恶；如今，当民间试图以温和方式弥补制度漏洞时，却被斥为“违法”，举报者反成舆论英雄。

许多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并非简单禁止，而是建立分级监管机制：

• 美国

  ：允许“独立收养”（Independent Adoption），生父母可直接选择收养家庭，只需通过法院审批和社工评估。

• 英国

  ：设立“私人安排收养”（Private Arrangement Adoption），允许亲友间或经中介的非机构收养，但需政府备案并进行家庭评估。

• 日本

  ：虽以机构收养为主，但也承认“特别养子缘组”，允许生父母在特定条件下将孩子交予他人抚养，并切断原有亲子关系。

这些制度的核心理念是：儿童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高于形式合规。只要能证明孩子获得稳定、安全、有爱的成长环境，法律应予以认可，而非机械地以“是否经过官方程序”作为唯一标准。

我们并非主张放任婴儿交易，而是呼吁：

1. 明确区分“买卖”与“自愿送养” 立法应界定自愿与强迫、欺诈，而不是以是否发生金钱交易为判断依据。双方自愿的“合理补偿”不应判为牟利，避免将自愿送养、领养误判为拐卖行为。
2. 开通民间送养合法备案通道 允许生父母在家族、村委、社区、妇联或其他第三方见证下签署送养协议，由专业社工评进行定期回访。
3. 简化收养程序，扩大收养主体范围 取消“无子女”限制，允许单身人士、同性伴侣（至少在事实层面）参与收养评估；对事实抚养多年的关系，可通过“事实收养确认之诉”予以合法化。
4. 加强普法与支持，而非仅靠举报与惩罚 很多送养家庭并不知法，或明知违法却别无选择。与其事后追责，不如事前提供咨询、临时托育、经济援助等支持服务。

每一个被送养的孩子，背后都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和一个望眼欲穿的家庭。他们不是犯罪链条上的商品，而是制度缝隙中的求生者。

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为“打拐英雄”点赞时，请别忘了那些因此被迫回到贫困、冷漠甚至危险环境中的孩子。他们的沉默，不该被正义的喧嚣所淹没。

儿童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消灭所有非官方路径，而是让每一条通往爱的路，都走得光明正大、安全合法。

否则，我们以正义之名筑起的高墙，终将成为困住无辜孩子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