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打开电视或者浏览新闻，会看到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有贸易的冲突，比如关税战；有地缘政治的冲突，比如领土争端；有意识形态的冲突，比如制度之争。我们每天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无数的专家、学者和政治家为此殚精竭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用经济学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我们津津乐道的冲突，很可能都只是“症状”，而非“病根”。

我们这个星球上，国家之间最核心、最持久、也最被主流舆论所刻意回避的根本性经济利益冲突，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人”的流动的限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民壁垒”。

这个观点，听起来可能有些颠覆我们的常识。

但伟大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在他的著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以惊人的远见和智力上的诚实，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他写道：“经济利益的国际冲突正是源于这一事实。”哪个事实？那就是“一些国家成功地使得本国公民的工资更高，但这却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公民为代价。”

二）工资差异的真相

一位在美国纽约的水管工，和一位在墨西哥墨西哥城的水管工。

他们两个人的技术水平、工作效率、勤奋程度都完全一样。但是，纽约水管工的年收入，可能是墨西哥水管工的五倍甚至十倍。

我们通常会如何解释这种巨大的收入差异呢？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的技术更先进，资本更密集，所以劳动生产率更高。

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它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因为如果仅仅是资本和技术的差异，那么资本和技术是会流动的。企业家会很乐意带着先进的设备和管理经验，去墨西哥开设管道公司，利用当地更便宜的劳动力来获取利润。

这个过程，会逐渐拉近两国水管工的工资水平。

也有人会说，这是文化的差异，是制度的差异。

这个解释更加宏大，也更加模糊。

它似乎在暗示，纽约水管工之所以能拿高薪，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更“优越”的文明之中。

这种解释，除了能满足一部分人的优越感之外，对于我们理解问题的真相，并无太大帮助。

经济学的解释则要简单和直接得多。

纽约水管工之所以能维持如此高的工资，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个：存在一道法律和物理上的壁垒，阻止了那个同样能干、但愿意接受更低薪水的墨西哥水管工，进入纽约的劳动力市场，与他进行自由竞争。

这道壁垒，就是美国的移民和签证制度。

正是这道墙，人为地制造了纽约劳动力市场的“稀缺性”。

由于供给被人为限制，需求又相对旺盛，根据最基本的供求定律，价格——也就是工资——自然就高。

反过来，在墨西哥，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被“困”在了国境之内，供给相对于资本和就业机会来说是过剩的，所以工资就被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所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可能让很多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的真相：发达国家普遍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在个人层面上更优秀，而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成功地建立并维持了一套高效的贸易保护主义体系。

只不过，他们保护的不是本国的某种商品，而是本国的“劳动力”这种最核心的生产要素。

这是一种最高形式的、也最隐蔽的“卡特尔”。

发达国家，就像一个个由工会组织建立起来的、戒备森严的“高工资堡垒”。堡垒内部的成员，享受着因外部竞争被排除而带来的特权和溢价。

而堡垒之外的数十亿人，则被迫在资源更稀缺、资本更匮乏的环境里，进行着无比残酷的“内卷式”竞争。

只需要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国家，如果在一个国家内实施这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会发生什么？

一样会导致一个国家内，民众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年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不就是城市里的国企工人的收入远远高于农村人吗？

三）全球资源错配的巨大成本

这种对劳动力流动的严格限制，不仅仅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效率”问题。它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巨大错配，造成了惊人的浪费。

米塞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结果，他们的领土上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一直荒置，而其他国家更为贫瘠的土地却不得不被耕种。”

这个场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

我们看到，一边是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本和健全的基础设施，但却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

劳动力严重短缺，导致很多行业无人可用，整个社会活力下降，养老金体系也因为缴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岌岌可危。

他们的土地和资本，在焦急地“等待”着人的到来。

而在另一边，是印度、尼日利亚、孟加拉、菲律宾这些发展中国家，拥有数以十亿计的、年轻的、充满活力的、渴望通过辛勤劳动改变自身命运的劳动力。

但是，他们被国界线“困”在了资本相对稀缺、土地相对拥挤、就业机会相对匮乏的地方。他们的人力资本，在绝望地“等待”着与土地和资本的结合。

一边是“地广人稀资本足”，另一边是“人多地狭资本少”。

而横亘在这两者之间的，就是那道由各国移民法、签证政策、边境巡逻队所构筑起来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厚的壁垒。

这道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平等。

它造成的，不是简单的收入差异，而是机会的、命运的、起点的不平等。一个出生在墙这边的人，和一个出生在墙那边的人，哪怕他们的天赋、努力程度完全一样，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可能天差地别。

从全球经济学的视角看，这就是最大规模的资源浪费。

就好像我们把全世界最有经验的农民，都圈禁在撒哈拉沙漠里，却把大片的乌克兰黑土地空置出来，不许他们去耕种一样。

其结果，必然是全球粮食总产量的急剧下降。

同样的道理，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也极大地压低了全球经济的总产出，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比本可以达到的富裕水平，要穷得多。

四）被“保护主义”遮蔽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道墙，哪怕只是部分地降低它的高度，让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地流动，很多我们今天面临的、看似无解的国际难题，都可能会迎刃而解。

我们经常听到关于贸易顺差和逆差的争吵。

比如，美国抱怨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会发生什么？当中国的制造业极具竞争力，出口旺盛时，它不仅会吸引资本，也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动力。

大量工人的涌入，会推高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从而自动地增加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贸易会自然地趋于平衡。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无法与资本和商品同步自由流动的必然结果。

发达国家的工会和部分民众，最担心的就是外国廉价劳工会抢走他们的饭碗。这是一个流传了上百年的、看似很有道理的经济学谬误。

这个谬误的根源，在于它只把人看作是“生产者”，而忘记了人同时也是“消费者”。

一个墨西哥水管工来到纽约，他确实增加了水管工的供给，可能会对现有水管工的工资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但是，他不是一个只干活不花钱的机器人。他需要在纽约租房子住，需要吃饭，需要买衣服，需要理发，需要看电影。

他的消费，为纽约的房地产市场、餐饮业、零售业、服务业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就业岗位。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移民的净经济效应，是积极的。

他们不仅填补了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岗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新的需求、新的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把整个经济的蛋糕做大了。

所谓“工作岗位数量是固定的”这种想法，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的“劳动总量谬误”。

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人口危机和养老金困境，其本质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养老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任何国内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延迟退休还是提高缴费率，都只是在存量上做文章，治标不治本。

而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引入年轻的、高素质的移民，扩大缴费基数这个“分母”。

这本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却因为政治上的重重阻力而难以实行。

五）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

既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好处如此之多，问题如此之清晰，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它却成了一个几乎无人敢于彻底主张的“禁忌话题”呢？

米塞斯以他超凡的洞察力，剖析了这种“集体沉默”背后的复杂原因。他发现，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都心照不宣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左派的工会和社会主义者不愿谈。

他们口头上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但在实际行动中，发达国家的工会恰恰是限制移民、排斥外国竞争者的最强大、最顽固的政治力量。

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高工资和优厚福利，正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排斥之上的。

他们是现行全球不平等体系中最直接的受益者和最坚定的捍卫者。

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移民壁垒这面“照妖镜”面前，显得无比虚伪。

右派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也不愿谈。

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要维护所谓的“民族纯洁性”和“国家利益至上”。

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外来者是潜在的威胁。他们非但不认为应该让本国人民自由移民出去，反而认为人越多越好，兵源越多越好。

当他们抱怨“生存空间”不足时，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案，不是和平的迁徙，而是暴力的征服和扩张，去抢占别人的“生存空间”。

中间派的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也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

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理念上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合作，但在情感和政治倾向上，又常常同情本国的工会和劳工阶层。

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他们在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时，往往点到为止，不敢深入。

于是，一个极其吊诡的局面就出现了：我们这个世界，可以为了降低1%的商品关税而进行长达数年的艰苦谈判；我们可以为了一只海龟的迁徙权而制定复杂的国际公约；我们可以为了气候变化中零点几度的温差而争论不休。

但是，对于这个造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经济隔离、机会不平等和效率损失的、对数十亿人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劳动力流动壁垒问题，整个世界却保持着一种惊人的、几乎是共谋式的沉默。

我们宁愿去处理那些由这个根本矛盾所派生出来的、无数个细枝末节的“果”，也绝不愿意去触碰那个深埋在地下的、最根本的“因”。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和虚伪。

六）政府的“垄断”与公民的“退出选项”

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不受约束的垄断者，都有涨价和降低服务质量的强烈动机。

而在所有的垄断者中，政府无疑是是拥有最强垄断地位的那一个。它垄断了暴力、法律、货币发行，以及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生产要素的征税权。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约束着这个最强大的垄断者，使其不至于过度地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财产呢？

我们通常想到的答案是“民主”，是通过选票来更换代理人。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约束机制。

但是，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古老、也更根本的视角，那就是“用脚投票”的权利，也就是公民自由迁徙、退出该管辖区的权利。

一个社区的物业公司，如果它随意涨价，服务又差，居民们会怎么办？他们可以召开业主大会，投票换掉这家物业公司。

这是“用选票投票”。但如果更换程序很复杂，或者短期内无法实现，居民们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选择：卖掉房子，搬到另一个服务更好、收费更合理的小区去。这就是“用脚投票”。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退出选项”的潜在威胁，物业公司才不敢过于肆无忌惮。小区之间的竞争，就像市场竞争一样，为业主提供了保护。

同样的道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遵循这个逻辑。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税负过高、管制过多、法律不彰、社会动荡，而它的公民可以相对自由地带着他们的财产和人力资本，迁移到另一个治理得更好的国家去，那么这个政府的行为就会受到极大的约束。

“用脚投票”，是比“用手投票”更基本、更有效的一种约束。

因为选举的结果，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而“用脚投票”，则是每个个体都可以做出的、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独立决定。

它赋予了少数派、精英和任何对现状不满的人，一个最终的、也是最强大的“退出权”。

七）劳动力壁垒如何“锁定”了被统治者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劳动力流动壁垒”这个东西，它的另一个险恶功能就浮现出来了。

这道墙，不仅仅是挡住了想进来的人，它同时也“锁住”了想出去的人。

当一个国家的政府，知道它的公民，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技能和知识的劳动力，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移民到其他更好的国家去时，它会做什么？

经济学的逻辑推演是清晰的：它会倾向于实施更严苛的统治和更沉重的剥削。

它敢于征收更高的税收。 因为它知道，作为税基的人力资本跑不掉。你就算对高达40%甚至50%的个人所得税不满，但你能去哪里呢？别的国家根本不让你进。你被“锁定”在了这个税收管辖区内，只能无奈接受。

它敢于实施更愚蠢的经济政策。 比如，它可以随意地进行产业管制，或者发动一场代价高昂的运动式治理。因为这些政策的恶果，最终都会由无法离开的民众来承担。如果民众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当一个地方的经济环境恶化时，最优秀、最敏锐的那批人会最先离开，这会对政策制定者形成一个强烈的负反馈信号。但有了这道墙，这个反馈机制就失灵了。

它敢于更少地回应民众的诉求。 一个需要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来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开放型”政府，和一个可以把民众当作圈养的牲畜一样进行管理的“封闭型”政府，其治理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必须像一个服务提供商一样去竞争，而后者则更像一个收租的地主。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各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达成那些损害民众利益的恶政，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这道最高的墙，成为了帮助各国政府“牧羊”的、最有效的工具。

它极大地降低了政府作恶的成本。一个被高墙围起来的“牧场”，里面的羊再怎么不满，也无法逃到隔壁的草场去。牧羊人当然可以更随意地剪羊毛，甚至宰羊。

反过来说，如果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那么国家之间的竞争，将不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竞争，更会是一场“治理能力”的竞争，一场“制度”的竞争。

哪个国家的税率更合理、法治更健全、产权保护更到位、社会更自由，它就能吸引到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而那些治理不善的国家，则会面临持续的人才流失，最终要么被迫进行改革，要么在竞争中衰落。

在这种环境下，“用脚投票”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最深刻、最有效的，更接近于市场消费者主权的消费者“民主”形式。

它不需要复杂的议会辩论，也不需要成本高昂的选举动员。它只是无数个个体，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的集合。

这个集合所产生的力量，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都不得不掂量再三。

八）被囚禁的人力资本与“主权”的滥用

我们必须澄清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劳动力流动”的自由，而不是“移民”的自由。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劳动力流动，指的是个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地跨越国界，去寻找工作和生活机会的权利。这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权利。

移民，则通常包含了获得永久居留权，乃至最终获得该国公民身份、享受该国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社会福利的权利。这包含了政治权利的成分。

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允许外国劳动力前来工作、纳税、消费，而不必立即给予他们完整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

许多国家今天实行的“工作签证”制度，实际上就是在做这种区分，只不过门槛被设得极高而已。

我们主张的，是大幅度地、甚至是彻底地放开前者——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权。这与现代主权国家保留其定义“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并不矛盾。

但现实情况是，各国政府常常以“维护国家主安全和主权”为名，行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之实。他们真正想保护的，往往不是国家的安全，而是国内特定利益集团（比如工会）的特权，以及维持自身高强度管治能力的便利。

当一个人的身体和他的谋生技能——也就是他最核心的“人力资本”——无法自由地离开一个管辖区时，他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人。他的财产，是不安全的；他的权利，是脆弱的。他的人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国有化”了，成为了那个他无法离开的国家的“人质”。

这种对人力资本的囚禁，是对个人自由最根本的侵犯。

而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着这种侵犯。这道无形的、却又坚硬无比的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忽视、也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

九）灾难的成因：福利与排外

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敢于真正地放开劳动力流动限制？

反对者最常提出的一个理由是：如果我们放开边境，那么来自穷国的、数以亿计的移民会涌入，他们会耗尽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体系，比如公共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等。

这个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它恰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这也正是米塞斯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早就预见到的深刻矛盾。

这个矛盾就是：一个慷慨的、由政府主导的“福利国家”，与一个开放的、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世界，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

让我们来仔细分析这个逻辑。

现代福利制度，其本质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安排。它的运作模式是，政府通过强制性税收，将一部分人（通常是高收入者和在职劳动力）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转移给另一部分人（比如失业者、病人、老人）。它就像一个由社区成员共同出资的、强制所有人加入的“大保险池”。

任何一个“集体”或“俱乐部”，如果要维持其内部成员的权益，就必然要设立一个“边界”，要区分“谁是成员”和“谁不是成员”。

如果一个俱乐部提供的服务很好（比如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和免费的午餐），但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享用，那么这个俱乐部很快就会因为成本过高而破产。

因此，集体所有制，在逻辑上必然是排外的。

福利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以国家为边界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其成员（本国公民）提供了一系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这些福利的资金来源，是俱乐部成员过去和现在所缴纳的“会费”（税收）。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俱乐部突然宣布，任何非成员都可以自由地走进来，享受和老成员完全一样的福利待遇，会发生什么？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大量来自外部的、更需要这些福利的人会涌入，而他们并没有为这个“保险池”做出过相应的贡献。

这将导致福利体系的迅速超载和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俱乐部管理者（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在门口设立一个严格的“保安”，也就是移民官，对每一个试图进入的人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只有少数符合特定条件的人才能成为新成员。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结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被普遍认为是“进步”标志的福利制度，成为了构筑和加固那堵分隔人类、制造不平等的移民壁垒的、最坚固的“水泥”与“钢筋”。

十）被福利“绑架”的自由

这个困境，让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心，在本国建立了庞大的福利体系，试图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个福利体系，迫使我们必须冷酷地关上大门，将世界上更多、更不幸的人拒之门外。

我们为了实现国内小范围的“结果平等”，却以牺牲全球大范围的“机会平等”为代价。这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福利制度不仅仅是对外的“排斥墙”，它同时也是对内的“捆绑链”。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其生老病死都深度地依赖于政府提供的福利体系时，他就与这个体系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他年轻时缴纳的养老金，需要未来的年轻人来支付；他现在享受的公共医疗，依赖于整个税收体系的正常运转。他被“绑架”在了这个集体主义的安排之中。

这种“绑架”，使得劳动力自由流动变得更加困难，不仅仅是政府不愿放人，连民众自己也不愿、不敢轻易离开。因为离开，就意味着放弃你在这个庞大福利体系中的“沉没投资”和未来权益。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政府为了“照顾”民众，建立了庞大的福利体系。

2. 为了维持这个福利体系，政府必须严格限制外来者的进入，于是建立了高墙。

3. 同时，这个福利体系也把本国公民与国家进行了深度捆绑，使得他们难以离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政府的管治。

4.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以“福利”和“关爱”为名建立起来的制度，却成为了通往一个更封闭、更排外、个人自由更受限的世界的强大推手。

十一）改善的方向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是不是为了实现全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必须彻底摧毁所有的社会安全网呢？

这并非唯一的选择。关键在于，我们要重新思考“帮助”的方式，以及“安全网”的构建方式。

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思路。

第一，区分劳工与公民，工作权与福利权。 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我们可以将进入一个国家工作的权利，与享受该国公民福利的权利，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分离开来。

比如，可以设计一种制度，允许外国劳工自由地进入工作，他们同样需要按照当地法律纳税，但他们缴纳的税款，一部分用于支付他们所使用的公共服务（如道路、警察），另一部分则可以存入一个可携带的、个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账户。当他们离开这个国家时，可以带走自己账户里的积累。

这种安排，既尊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原则，又避免了对现有福利体系的直接冲击。它将福利从一种“集体大锅饭”的模式，向一种更基于“个人账户”的、产权更清晰的模式转变。

第二，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提供”。 我们必须认识到，由政府垄断性地提供福利，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排外和捆绑的问题。

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社会，应该鼓励由市场来提供更多样化、更具竞争性的保险和保障产品。商业养老保险、私人医疗保险、教育储蓄计划等等，都可以成为政府福利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替代。

当人们的安全保障更多地来自于自己可以掌控的、可以跨越国界的个人账户和商业合同时，他们对特定国家福利体系的依赖就会降低，他们的流动性就会大大增强。

第三，回归自由贸易的初心。 我们必须再次重申那个最古老的经济学智慧：自由交换对双方都有利。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商品，更适用于人。

让一个孟加拉的纺织工人，来到加拿大的服装厂工作，这与让这件衣服在孟加拉生产，然后出口到加拿大，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创造更大的总价值。人为地阻碍前者，而部分地允许后者，是一种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虚伪的“半吊子”自由主义。

十二）结语：一堵必须被推倒的墙

从全球经济的视角看， 它是一堵制造不平等、浪费资源、并成为国际冲突根源的“隔离墙”。

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 它是一堵囚禁民众、纵容恶政、并削弱个人自由的“牧场围栏”。

从社会制度的视角看， 它是一堵由慷慨的福利制度所滋养和加固的、逻辑上必然排外的“俱乐部之墙”。

这堵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巨大、也最被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它以“主权”、“安全”、“福利”等各种高尚的名义被建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让整个世界变得更贫穷、更不公、也更不自由。

推倒这堵墙，或者至少持续地降低它的高度，是通往一个更繁荣、更和平、也更符合人道精神的世界的必由之路。

这需要我们拥有巨大的智力上的诚实，去破除那些流传已久的经济学谬误；更需要我们拥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去挑战那些根深蒂固的、以邻为壑的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