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在群里问我：“老古，你总是鼓吹市场经济，鼓吹资本自由，那穷人怎么办？弱势群体怎么办？”

“穷人怎么办？资本家那么贪婪，穷人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

我回复他说：

“你这个逻辑起手式就错了。穷人要翻身，靠的不是杀富济贫，恰恰是资本家的‘贪婪’。你看，只要一个社会里企业家多，资本多，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竞争啊！他们要竞争什么？除了市场，就是竞争劳动力。

当老板们为了争夺工人而打破头的时候，你觉得工人的工资会跌还是会涨？穷人的收入自然就节节上升了。”

这哥们儿显然不服，马上抛出第二个问题：

“那总有人劳动能力不足吧？竞争不过别人吧？这些人岂不是要饿死？”

我说：

“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固然是存在竞争的，但是，由于人欲望无限，所有工作机会无限。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有人拿高薪，有人拿低薪，并不存在失败者。你不能说，你高中毕业没有当到大厂年入百万的程序员，就是一种失败。

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是惠及每一个人的，不管你的劳动力收入是高薪还是低薪“

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为大众生产。”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手工业是为富人服务的，鞋匠只为贵族制作靴子。但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切。

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日的消费品。

想想看，四十年前的“大哥大”是何等身份的象征，而今天，智能手机已是贩夫走卒的标配。

所谓“劳动能力不足”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一个资本积累丰厚、生产效率极高的社会里，即便是一个人只能从事最简单的劳动，由于消费品供给的极大丰富，其实际购买力也在飞速增长。

假设你生活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突然穿越到现代来了。

你没有任何当代知识，但是，仅仅需要简单的训练，你就可以马上月入四千，一个月吃上顿顿有肉的饭，租上房，配上手机，第二个月就能用上空调、洗衣机，电视机。

因为所有的商品，前所未有的便宜。

今天我们普通人习以为常的抗生素、电力、互联网，是过往的路易十四、乾隆皇帝倾尽国库也无法享受的。

因此，并不是穷人的劳动能力变强了，而是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让生存的门槛变低了，让生活的质量变高了。这，就是市场给予弱者最大的红利。

那哥们儿听完，还是不依不饶，他使出了杀手锏，追问道：

“好，就算普通穷人能过得好，那那些彻底失去了劳动力的人怎么办？老弱病残，无依无靠，市场能管他们吗？”

我告诉他：人总会老，这是自然规律。几千年来，人类面临衰老、面临天灾、面临各种‘黑天鹅’，咱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过来的？难道是靠政府发钱吗？不，靠的是两个字：储蓄。”

我说：“你别小看储蓄。钱是储蓄，儿女也是储蓄。中国老话讲‘养儿防老’，这听起来好像很功利，但在经济学逻辑里，这是一种极其精密的跨期交易契约——我养你小，你养我老。这是市场和社会演化出来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强手段。”

他马上反驳：“那无儿无女又失去劳动力的人怎么办？绝户头怎么办？”

我回复他：“你问到点子上了。你其实是渴望一个‘福利社会’，对吧？你想让政府来兜底。但我们得讲道理，福利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是大多数人的观念支持。如果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像你一样，充满爱心，支持搞福利，那事情就简单了——大多数人不需要通过政府这道手，直接把钱捐给这些无儿无女的人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支持政府强制福利呢？政府强制福利的本质，无非是动用强制力，将这一部分人的钱，转移支付给另一部分人。既然大家都支持，何必多此一举用强制手段？有你们这种爱心人士愿意捐钱 ，还担心这种极个别的绝户人吃不上饭吗？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曾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那些被认为需要政府拯救的贫民窟里，其实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地下的、非正式的互助网络和产权契约。

当你试图用“福利国家”去替代家庭、邻里、宗族这些自发形成的互助网络时，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你送过份子钱吗？这就是发育了几千年来的民间互助救济手段。

一旦我们承认政府有权为了所谓的“分配正义”而强制转移私人财产，我们就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当我们呼吁政府强制照顾无儿无女者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赋予政府一种无限的权力。

如果政府有权为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去牺牲那一部分人，那么最终，所有人都将成为牺牲品。

这种强制福利，破坏了包括家庭在内的中间组织，它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我不必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也不必为我的家人负责，因为有“老大哥”在。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低效，更是道德上的瓦解。

那哥们儿听我说完“自愿捐款”这个茬儿，急了。他说：“一个文明的政府，就是有责任照顾这种人！这是政府的义务！”

我说：“你看，聊到这儿，你开始回避问题了。你不敢说‘我愿意捐钱’。说到底，并不是你真的有多少爱心，你其实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是那种试图通过煽动民众情绪来获得名声及名声背后的经济利益的知识分子；要么，你就是在觊觎税款，想通过政府这只手，把别人的钱装进你自己的口袋，让你自己享受到免费的午餐。”

“你自己不愿意出真金白银，但你只要在社交媒体上喊两句‘关心穷人’，不仅没成本，还能收获一堆赞，别人都夸你有良心。这买卖太划算了。”

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去收割人们的良心赞美。

我说：“如果某个地方发生大地震，需要捐款，我告诉你，我会捐一个亿。”

你问：“真的吗？”

我说：“真的。”

你又问：“那如果现在有人急需五百块救命，你愿意捐吗？”

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帮。因为我真有五百块。”

这就是当下你们这些“社民主义者”的常态。

你们所有的慷慨，都建立在“慷他人之慨”的基础上。你们所有的言语，不过是想在舆论场里给自己博一个“圣人”的牌坊。

在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中，专门有一章论述了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艺术家、文人倾向于反资本主义，倾向于呼唤政府干预。

米塞斯说这种心态源于一种社会性的挫败感与嫉妒。

在封建等级社会，一个人的穷困可以归咎于出身；但在市场经济中，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如果你失败了，如果你不如那个卖香肠的暴发户有钱，那是因为你没有像他那样更好地服务大众。

这对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羞辱。于是，他们必须编织一套理论，把市场描述成不公正的，把资本家描述成掠夺者，而把自己打扮成穷人的代言人。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称这些人为“经营二手观念的职业人士”。他们往往并不真正懂得经济运行的复杂逻辑，却热衷于推销那些听起来充满温情、实则通往灾难的乌托邦方案。

德索托在分析拉美国家的贫困根源时发现，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鼓吹的繁琐的法律管制和所谓的“保护弱者”的政策，构成了穷人合法化资产的巨大障碍。他们口口声声为了穷人，结果却制造了一个将穷人排斥在正规法律体系之外的“钟罩”。

这是一种极其精致的伪善。

当需要付出真实的代价（比如尊重产权、比如面对竞争、比如个人捐赠）时，他们退缩了；但当需要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去“再分配”别人的财富时，他们却表现得比谁都正义凛然。真正的慈悲，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与产权，而不是利用公权力去行善。因为一旦权力被允许以“善”的名义肆意妄为，那么离“恶”的深渊也就不远了。

那个跟我辩论的朋友，最后没话说了，把我拉黑了。

其实，我不过是要告诉大众，他们不仅是经济学上的无知，而且伪善。

在社民派的嘴里，你、我、具体的穷人，都只是他实现自我道德满足的燃料。

他并不爱具体的人，他只爱抽象的“穷人概念”。

被他们骂成丛林的市场经济其实最温情，全世界穷人现在能过得越来越好，用上手机，婴儿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用上更好的产品，全部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而那些许诺给你“免费午餐”的人，往往最后连你的碗都要端走。

穷人最需要的，不是你的同情和政府的施舍，而是自由——那是企业家创造工作的自由，是物美价廉商品的自由，更是穷人通过努力和储蓄改变命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