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研究人类的常态:贫穷,富裕这个意外,一个极其罕见的系统漏洞
人类这个物种,从几十万年前走到今天,大多数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
不少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虽然古代没有手机没有空调,但起码空气好,吃得健康,没有内卷,田园牧歌。很多电影和小说是不是都这么拍的,青山绿水,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残酷的真相。
人类历史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绝大多数人过的根本不是田园牧歌,而是在生存线上死死挣扎。贫困才是人类的出厂设置。富裕这个东西,是最近两百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意外,一个极其罕见的系统漏洞。
如果你现在穿越到1750年,不管你去欧洲,去亚洲,去非洲,你看到的景象会让你怀疑人生。
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是西方文明的巅峰。那个时候的房子,没有烟囱。冬天冷了怎么办,在屋子中间生个火盆。整个屋子浓烟滚滚,墙上、天花板上、家具上全是黑黢黢的烟灰。灯是油灯,也没有烟囱,点起来又是一屋子烟。当时的人,眼睛出毛病是常态,因为天天被烟熏。
在中世纪欧洲,当时的普通劳动者住的是什么?墙壁是几块木板糊上泥巴和树叶。房顶是芦苇杂草。屋子里没有地板,就是泥地。没有床,没有烟囱,没有下水道。人和牲口住在一起。
吃饭这件事,能吃饱就是天大的幸福。
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英国每隔十四年就来一次大饥荒。什么叫饥荒。不是菜市场涨价了买不起,是地里不长东西,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人开始吃人。1235年伦敦闹饥荒,死了两万人,人们吃马肉,啃树皮,挖草根。
1769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一千万人饿死。占当时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1783年,印度又闹饥荒,叫“骷髅饥荒”。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死的人太多,来不及埋,漫山遍野都是骷髅。
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什么远古蛮荒时代。
1769年,在中国是乾隆三十四年,所谓的康乾盛世。
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
贫困的历史,几乎就是人类的历史。
我们现在聊贫困问题,总是带着一种义愤填膺,觉得这是社会不公平,这是谁剥削了谁,这是体制出了问题。这个思路的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默认人类本来就该是富裕的,因为某些人搞破坏,才导致了贫困。
但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
人类这个物种的默认状态,就是极度的物质匮乏。你今天随手可得的一根火柴,一口干净的自来水,一片阿司匹林,在古代都是要拿命去换的东西。你现在觉得最难吃的那种全麦面包,在几百年前是国王都未必能天天吃上的好东西。
那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从这个全员赤贫的泥潭里往外爬的呢。
大概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当时的人,包括当时最聪明的经济学家,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马尔萨斯,这是经济学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他在1798年写了一本《人口论》。核心观点就一句话,人类注定要永远穷下去。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人口如果没有控制,每二十五年翻一番,这叫几何级数增长,一,二,四,八,十六。但是粮食产量,受制于土地面积,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一,二,三,四,五。那结果是什么。
人口永远跑在粮食前面,多余的人口会被战争、瘟疫、饥荒消灭掉。所以马尔萨斯特别悲观,说别折腾了,贫困是人类的宿命,改不了的。
这套理论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道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但有一个小问题。
马尔萨斯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身边的英国,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就在他眼皮底下,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悄悄跑了几十年了。但是他没看见。或者说,他被自己的理论框架框住了,看见了也理解不了。
为什么理解不了。因为工业革命做了一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它让生产增长的速度,第一次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17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大概五百五十万人。1750年,六百五十万。1801年,九百万。1831年,一千四百万。一百年出头,人口翻了快三倍。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这时候英国应该遍地饿殍,树皮都啃光了。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人口翻了三倍,但英国人吃得比一百年前更好了,穿得更暖了,住得更结实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以前是什么情况。以前是地里多打了点粮食,大家能多吃几顿饱饭,多生几个孩子,然后人口一上来,又把多余的粮食吃光了,回到原来的赤贫线。几千年就这么循环。
人类就像跑滚轮的仓鼠,拼了老命跑,位置一动不动。
那工业革命到底施了什么魔法,让人类从这个仓轮里跳出来了。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因为有机器了。蒸汽机,纺织机,火车。
机器的背后,是资本的积累。什么叫资本积累。说白了就是有人开始存钱了,开始投资了,开始不去把每年打下来的粮食全部吃光,而是留出一部分,去修水渠,去造机器,去铺铁路。
这件事听起来很简单,但在古代,存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你辛辛苦苦存了点粮食,可能明天就被强盗抢了,被官府征了,被地主收了。所以在古代,人的行为模式一定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一顿吃一顿。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种环境培养出来的是一种极度短视的生存策略。我不是不想为未来打算,是我为未来打算的那些东西,根本留不到未来。
那英国发生了什么。英国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你存下来的钱,你投资建的厂,法律保护你,政府不能随便没收。
这就给了人们一个可以“延迟满足”的稳定预期。有人开始愿意把今天的享受推迟到明天,把消费变成投资。一旦有人开始投资,机器就转起来了,效率就提上来了,每个人单位时间能生产的东西就变多了。
生产的东西变多了,但人口没有马上跟着暴涨。这就出现了一个红利窗口。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没有全部被新增人口吃掉,而是留下了一部分,变成了每个人手里实实在在的财富。这个财富又变成了新的资本,投入下一轮生产。雪球就这么滚起来了。
所以你看,富裕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不是你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一块蛋糕。它是一套正反馈系统启动了之后的副产品。
这套系统一旦启动,它自己就会加速。
从1910年到1969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一。你听三点一好像没多少。但复利的魔力在于,它意味着每二十四年,这个国家的总财富翻一倍。
你想想美国人的爷爷辈,他们年轻的时候,美国一年的总产值是两千亿美元。到美国人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四千亿。到那一代美国人出生的时候,是八千亿。
这种指数级的增长,让马尔萨斯的那套算术彻底失效了。粮食产量确实不可能无限增长,但技术的增长是指数级的。它跑赢了人口的指数级。
这套系统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让富人更富了,它让穷人也变富了。而且很多时候,穷人变富的幅度,比富人还大。
按照1960年代的算法,年收入三千美元以下算贫困。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1929年的美国,那一年被认为是柯立芝繁荣的顶峰。
结果是什么。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按这个标准都是贫困人口。
也就是说,六十年代美国人的爷爷那一辈人,大多数在六十年代的美国人的标准看来,都是需要被扶贫的对象。
我们今天谈论贫困,用的是一种“相对剥夺感”的框架。
我们会觉得,只要有人比我富得多,我就处在某种被压迫的状态。但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掩盖了一个最核心的事实。那就是,绝对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普惠的。
抽水马桶。你觉得抽水马桶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东西。
但在1940年的美国,百分之十的城市家庭,没有室内抽水马桶。农村呢,百分之九十没有。1940年,二战都打起来了。你去问问当时的美国人,他们小时候是怎么上厕所的。那不是非洲,不是印度,那是1940年的美国。
再比如电。1930年,美国十个农场里有九个不通电。你想象一下那个生活。天一黑,全家围着一盏煤油灯。没有冰箱,肉腌起来。
没有洗衣机,衣服全靠手搓。那才是真正的贫困。不是买不起最新款的手机,是家里连个插座都没有。
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普及的。不是靠工会罢工涨工资买来的,不是靠政府发福利补贴来的,是靠资本主义那套系统,通过竞争,把成本一点一点打下来的。
亨利·福特当年为什么要把工人的工资翻倍。不是因为他是个大善人。是因为流水线工作太枯燥太累,工人流失率太高,招工培训成本受不了。
他必须用高工资把人留住。所以你看,工人工资上涨,不是因为资本家良心发现,是因为市场竞争逼着他必须这么做。
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贫困的愤怒,其实是一种认知错位。
我们把“他过得比我好”等同于“我过得很惨”。
我们把“社会存在差距”等同于“社会在倒退”。
但数据不会撒谎。
从1949年到1969年这二十年,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中位数,扣除了通胀之后,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七。翻了一倍。其中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占比从百分之五涨到了百分之五点七。
最富的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占比从百分之四十三降到了百分之四十点六。也就是说,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比富人还快一点。
当然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很大。但趋势是什么。趋势是水涨船高,所有人都比自己的父辈过得好,而且最底层的人改善的幅度最大。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套系统最被低估的成就。它不是消灭了差距,它是抬高了所有人的地板。
这一段美国人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历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二者其实共享一个逻辑,都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都是由资本积累带来的,始于二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带来和资本积累,其实惠及的不仅是欧美国家,而是全世界民众。
任何后发展国家的新增资本,都可以向前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以来的代代积累的资本。
你可能会问,既然这套系统这么厉害,为什么我们平时感觉不到。为什么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各种焦虑、各种不满、各种撕裂。
人们从匮乏中走出来,这个速度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快到儿子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活的。
你想想看,仅仅隔了一代人,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祖父他们年轻时在为吃饱饭发愁,00后的父亲可能还在为买一辆自行车攒钱,到在00后的思维中,你在纠结周末出去吃饭是点日料还是点火锅。
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种真正的赤贫,那种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全是烟灰、一场旱灾全家逃荒的赤贫。
因为没有经历过,你就不会把它当作参照系。你会把现在拥有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当作你天生就该有的。然后你的眼睛只会盯着那些你还没有的东西,那些别人有而你没有的东西。
这种心态本身不是坏事。欲望是进步的动力。但如果这种欲望变成了一种对系统本身的仇恨,那就危险了。
因为你恨的那个系统,恰恰是让你拥有现在这一切的那个系统。
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我们今天站在人类物质文明的顶峰,往下看,特别容易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觉得面包本来就该摆在货架上,觉得水龙头本来就该流出热水,觉得手机本来就该有信号。
我们忘了,这一切,是无数代人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制度框架下,一点一滴攒出来的。
贫困从来不是需要被解释的异常现象。贫困是常态。需要被解释的,是富裕。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在此地,我们居然能吃饱穿暖,还有闲工夫操心精神内耗。
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常的一幕。
而解释这个反常现象的钥匙,不在那些慷慨激昂的平等口号里,不在那些催人泪下的扶贫故事里。它在市场经济的制度里。
市场不是万能的,但却是最好的。
它充满了差距,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让你焦虑的竞争。但它做了一件所有好心肠的乌托邦都没做到的事。它让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第一次不用在饥饿和寒冷中度过一生。
今天,中国舆论上充斥着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抱怨,以及各种嘲讽。公知派和建制派正在不停地辩论,一派说,当下的中国,依旧有那么多的苦难,他们说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小哥,太苦了,另一派说,今天的中国,已经遥遥领先。
这两派从未有人认真解释过,中国人今天远超四十年前的富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或是解释也是错误解释,因此,他们的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辩论只是政治上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相互攻击,而没有带来任何正确的知识。
抱怨贫困,没有任何价值,解释富裕,才能带来真正的知识。
因为只有正确地解释了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从何而来,才能让全民认知到,什么路才是中国民众应该坚持的。
奥派经济学,解释了繁荣,这是产权保护、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带来的必然结果,哪怕还有计划经济的残留,哪怕自由放任很不彻底,哪怕产权保护还很不够,但是,繁荣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只要你相对于过往更保护产权,更多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更多地对减少对企业、劳动力、土地的管制,那么,更多的繁荣就是必然的结果。
不要抱怨贫困了,研究如何变富吧!
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舆论话题,应该只有一个,就是讨论一下,为什么中国四十年能取得如何重大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