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救灾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讲点科学

不论是救灾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讲点科学

河北省涿州市的灾情非常严重,许多市民被困,令人十分揪心。

在紧急状态下,许多人认为经济学所揭示的价格规律、供求定律等基本原理就不起作用了,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进行统一指挥和规划。

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这首先就是在否定经济学,即认为它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适用,不认为它是普遍规律。但是,经济学原理是逻辑推导的结果,在何时何地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有效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原理。

事实上,越是在极端的情况下,越能显示出经济学原理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越是在极端情况下,我们越是要按照经济学原理办事,否则必将酿成更大的灾难。

极端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价格管制。这几乎在每一次灾难事件中均会发生,古今中外均不例外。本次涿州灾情中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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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价格管制案例。

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是最基本的供求定律。地球人都知道,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洪水来了,需要到安全地带的宾馆避难的人很多;开宾馆的人也惜命,所以很多宾馆就关门了。供给下降了,需求却旺盛了,价格必然上涨。

所以是消费者的竞相出价,抬高了价格。想想看,如果宾馆都没人住,老板会怎么做?打折降价啊。

只要允许价格按照市场规律自由上涨,就会有更多开宾馆的人继续开业,接纳避难者,并提供食物和饮用水。处在安全地带的人甚至会把自己家里的客厅开辟出来成为宾馆。更多的人就能找到避难所和安全港。

如果实行价格管制,不让宾馆涨价,大不了人家关门,这时候想避难都没地儿去了。

这就是价格管制的恶果。把价格强行压低到市场价格之下,会打击供给,刺激需求,由此造成本来就紧张的供需矛盾雪上加霜。

价格管制制造的灾难在古今中外不绝于耳。

罗马皇帝戴里克先对涨价行为不可谓不严厉,谁敢涨价直接处死,结果就是粮食发生大面积短缺,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政府限制价格上涨,差点把华盛顿将军的革命军活活饿死。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在新奥尔良登陆,电力中断,美国政府对发电机实行价格管制,结果是,再也没有外地商家将发电机送往灾区,许多老人因此在高温炙烤和病菌污染之下倒毙而亡。

我国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疫情期间的口罩、布洛芬、上海的蔬菜,都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还有,淄博烧烤火了那么几天,可是当地对宾馆实行价格管制,我当时就说,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不是我有多大本事,而是经济规律必定如此。

正面的例证也有很多。

德国在二战之后为什么能迅速经济腾飞?是因为当时的德国总理和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受过经济学训练,勇敢而果断地解除英美政府在战时的经济干预和价格管制措施。很快,货架上就摆满了商品。

我国北宋时期,越州连遭旱灾蝗灾,粮价飞涨。名臣赵抃临危受命前去救灾,顶着压力决定越州粮食不限价。没过多长时间,商人就从各地将粮食调运至越州,供给迅速增长,价格很快回落,广大老百姓因此得救。

正反两方面的例证都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极端状况下,不但不应当限制价格,反而更应当让价格按照市场规律自由波动。

这则新闻中的“涿州市民李恒(化名)”,是非常无知而且很虚伪、很坏的人。

即便是按照拙劣的、错误的价格决定谬论:“成本决定价格”——它似乎符合人们的直觉——那也应当认识到,在灾难之中,宾馆的经营成本是直线上升的。水电是短缺的,员工都呆在家里不出来了,要让员工来上班,必须大幅度增加工资,才能进行风险补偿,老板和员工都在冒着巨大风险在服务于顾客。咱就不讲经济学原理了,你有点同理心,多加个30块钱怎么了!

人家救了自己的命,他却反手一个举报,还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是不是又虚伪又坏?既然觉得自己是在行正义之事,为什么还要化名,难道不应该将姓名和照片公之于众让所有人学习效仿吗?

所以这个李恒,是“缺爹综合征”患者,是权力扩张的狗腿子,是涿州人的敌人。这个爱打小报告的人,击沉了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的“救生艇”( 不要击沉救生艇 ),造成了大家更没地方避难,他将更多人置于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之中。

灾难之中,许多人被困,这时候最有效的救灾办法是什么?

我们假定:这时候有10000人被困,而政府救援力量一共有1000人。当这1万人都发出求救信号时,救援人员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你也不可能为了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将消防员队伍扩充到1万人,那样你的税收负担将高得无法生活下去。

这已经告诉我们第一个道理:在任何时候,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寄托于一个垄断机构,是很幼稚的。能够救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所以及时关注气象预报,做好充足储备和充分准备,学习一些基本的避险求生技能,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邻里之间的互助自救,也必不可少。

假定所有公共救援人员都恪尽职守,这时候就面临一个排序问题:救援力量有限,到底应该先救谁?

谁最危险就先救谁。

可是这仍然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受难者自己的判断。

水深1米还是10米更危险,对于每一个人的危险程度是不同的,带来的恐惧感也不同。一个野外生存专家或者菲尔普斯,这样的积水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一个“旱鸭子”呢?儿童和老人呢?恐水症呢?所以每个人对危险的主观判断都不同,救援人员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排序。

一个很普通的物件,对于某人来说有特殊意义千金不换;一个价值连城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眼里却毫无意义。救援人员到底应该先保护哪个?

那这时候为了救出更多的人,体现救援力量的“公共属性”,只能采取什么办法呢?

谁好救就先救谁,谁离得近就先救谁。按人数算,救出来的人已经达到最大值。

好救的人、离得近的人救出来了,那不好救的、离得远的,反而是最需要被救的。所以这种资源配置是错的。

那就谁呼救得最紧迫就救谁。

可是,那些最危险的人,恰恰已经喊不出声音。

或者,我们假设,先救贡献大的,例如科学家;再救贡献小的。

可是谁的命贵、谁的命又贱呢?你怎么计算呢?价值问题,又怎么能在人际之间进行比较呢?一个科学家,可能独身,也还没有做出什么贡献;而一个小商贩,家里上有老下有下,他若是没了,整个家庭就毁灭了。

民主社会的弊病,在这些案例中都已经被揭示出来了。拜登会宣称他的通货膨胀政策、减免大学生贷款的政策造福了多少人,然后大肆宣扬,然而受损的人他看不到;黑人结成社团大声鼓噪自己遭受了不平等待遇,所以就立法通过对他们的照顾性特权政策,谁声大谁有理。

总之公共的东西,僧多肉少,你怎么分配,都做不到合理。这是无解的。而且,任何人群的受益,都是另一群人的受损为代价。这是一种不道德的安排。还有,把分配大权赋予一个学识、能力、道德水平都值得高度怀疑,而且必然会首先维护自身利益的拜登,是非常危险和荒唐的事情。

那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什么呢?

当然是市场化。

只要放开民间救援队伍的市场准入和管制,就会涌现出训练有素、救援英勇的专业队伍。他们有利润动机,有声誉考量,有道德勇气,有业务技能,必然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援功能,让更多人得救。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各地民间救援队伍驰援涿州,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救人于危难之中,善莫大焉,致敬!

这里人们还忽略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根本性的救援力量,那就是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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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我没有核实真假,但是为什么要把它贴出来呢?

因为它符合经济学逻辑。

保险公司有最大的动力保障你的安全,原因无他,一旦你出事,它要承担巨额的赔偿,会减少它的利润。基于此——

1、保险公司会配备、或者从市场上大规模聘请专业的救援队伍,保障客户的安全,快速出击,赢得客户信赖;

2、保险公司不是在客户受困时“人找它”,而是主动出击“它找人”,因此绝对精准、毫无浪费、并照顾到每个投保人,绝不会出现投保人认为自己已经很不安全了,保险公司却认为你还很安全这种现象;

3、保险公司会加强安全培训,投资安全设施,同时会防患未然,提前将客户转移到安全地带,化风险于无形;

4、保险公司会按照风险等级划分不同的风险池,收取不同的保费,支付与服务一一对应,杜绝搭便车现象发生,绝不会出现纳税多、服务少现象,由此不断增加安全的社区,减少危险的社区;

5、保险公司会“顺便”救助并没有投保的个人——这是最好的广告——以提升自己的商誉,增加客户数量;

6、保险公司会按照价格原理不断降低保费,以增加客户,实现交换双赢。由此让每个穷人都能买得起保险。

利润是个好东西,它迫使企业服从于消费者的指令,并且不断降低服务价格;消灭利润的结果就是,消费者说了不算,并由此承担更多的代价(税金乃至生命)。

我们要相信市场。既然市场能够最好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当然就可以更好地解决救援安保问题。当前世界各国保险机构之所以无法充分发挥上述功能,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保险市场处在严重的管制当中,把保险公司的腿打折了,由此阻碍了它的功能发挥。

就像把你先缴械,让你保护不了自己,然后只能委身于垄断机构一样。

为了推动经济复苏,财政部 税务总局日前扩大并延续了一系列对小规模纳税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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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支持这个政策。

减税,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它就是将储蓄留在民间,有利于形成资本积累,是比较直接的恢复经济活力的政策手段。如果在减税的基础上,再开放市场准入限制、砍掉管制和干预,经济繁荣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而且,对市场中的任何行业、任何人减税,都是正确的。因为对一个人减税,就是对所有人减税。理解“人均占有资本量越高,经济就越进步”这个概念,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对你的邻居减税,他的生产供给能力将提升,即便不对你减税,那也对你有利。

减税与补贴的本质不同在于,减税是将本来就属于市场主体的钱留给他们,减少了征敛,没有转移支付的发生;而补贴则是将一个人的钱征上来装进另一个人的口袋,这就是再分配。

所以,我们不应当嫉妒别人被减税了,然后说为了“公平”,让大家都缴一样的税。正确的做法是呼吁对所有人减税。毕竟,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逃离了奥斯维辛,就主张把他抓回来,正确的做法当然是:所有人都逃离。

所以对减税的第一个观点是:减的幅度更大一点,最好所有税种全部砍一半,包括社保。

第二个观点是:减税的同时,不能严征管。如果减税了,征管却严了,那企业的实际税负反而增加了。所以最好就是配套这个政策,到2027年之前不查税,而且不能到了2028年的时候“秋后算账”。

第三,不光要减税,更重要的是减开支。开支(即政府购买)意味着对资源的实际占用,国家占用得多了,国有化程度就加深,留给市场的资源就变少,经济结构扭曲就更严重。如果税收减了,钱不够花了,就实行通胀政策,或者举债,那就达不到减税的效果。因为通胀也是税收,举债则直接诱惑储蓄,减少投资,并且是对未来的征税。

第四,要扩大覆盖面,不但对小企业和个体户减税,更要对大企业减税。道理很简单:

1、大部分人都是打工人,而不是企业主和个体户。安排打工人最多的就是大企业。京东有50万,阿里23万,华为20万,腾讯11万,美团10万。这些人都指望大厂给他们发钱过活,这还不算这些大企业上下游的产业从业者和各种小哥。对大企业减税了,就意味着可以安排更多的打工人,他们的处境也会好转。

2、大企业是经济进步的火车头。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不是依靠小作坊搞出来的,必须依靠大企业的资本家储蓄。只有减税,将利润留给大企业,才有技术进步的可能,由此劳动生产率才能提升,所有人的福利上升。

3、大企业成本降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价格就下降;价格下降,意味着小企业成本下降,对小企业和消费者绝对是利好消息。

所以对大企业减税,才能更好地撬动经济,恢复经济活力。

以上,都是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它一点都不复杂,只是常识性的。关于这些主题,我们也已经翻来覆去讲了无数次,但是许多人只要信奉拜国家教,形成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和偏见,就会无视科学真理,只会基于自己的信仰和成见喊口号。

科学的普及、观念的改变总是异常艰难。

在任何领域,经济学原理都是适用的。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中的“王冠”,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说,经济学揭示的就是人的行动规律,经济就是人类生活本身。人的行动规律必定如此,真实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

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科学。盖房子,要符合物理学定律;造化肥,要符合化学原理。同样地,搞经济,就要符合经济学法则。违背经济学法则,只会导致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人为制造灾难。

经济学规律与所有自然科学定律一样,是不可违逆的,不是谁权大、力量强、手段硬就可以改变的。一个人若是认为自己权大就可以违逆科学规律办事,只会留下笑柄。

我们都热爱这片土地,希望国家繁荣富强,同胞福利绵长。因此重要的是:你所主张的手段,能不能实现这些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