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是之

罗永浩和西贝贾国龙的激烈交锋，预制菜被再度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公众的焦虑、行业的争议，在老罗的引导下，终于汇成一个共同的期盼——尽快出台《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很多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国标落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历史很容易被遗忘，很多人只知道“三聚氰胺”悲剧这个事，但很可能并不知道它的全貌。

很多人以为有了“国标”就好了，其实远远不是那么简单。

*1、“三聚氰胺”背后的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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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三聚氰胺事件的本质，并非简单的“标准缺失”，而是一场由“标准缺陷”引发的系统性崩塌。

“三聚氰胺事件”前，生乳的收购标准主要依据的是1986年颁布的《生鲜乳收购标准》（GB/T 6914-1986）以及相关卫生标准。这些标准由原国家标准局、卫生部等机构组织制定。

当时，乳制品企业收购鲜奶时，最重要的两个质量指标是“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

收购价格与蛋白质含量直接挂钩，含量越高，价格越高。

按照这个国标的规定，每100克生乳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

但问题在于，当时很多散户奶农的牛奶因为饲料、奶牛品种、养殖条件等原因，天然蛋白质含量达不到收购标准。

如果牛奶被检测为不合格，要么被拒收，血本无归；要么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这对于本小利薄的奶农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需要特别强调，本文不是在替他们开脱，而是解释这背后的原因。

于是，他们需要一种方法，既能低成本地提高牛奶的“表观蛋白质含量”，又不会显著增加菌落总数的办法。

而当时的检测蛋白质含量的办法，叫作“凯氏定氮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测量样品中的“氮”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含量。

这个方法的巨大漏洞在于，它只能测出总氮含量，而无法区分氮是来自真正的蛋白质，还是来自其他非法添加的含氮化学物质。

“三聚氰胺”这个时候出场了，它有三个巨大的“优势”：

第一，含氮量极高，分子式C₃H₆N₆，66%的含氮量远高于真正的蛋白质含氮量（大约15%-18%）这意味着添加少量三聚氰胺，就能大幅提高氮测量值，从而在公式中算出虚假的“高蛋白含量”。

第二，它是一种白色无味的晶体，粉末状易溶于水，添加到牛奶中不易被肉眼和嗅觉发现。

第三，便宜，相比于通过改善饲料、优化养殖等合法手段来提高蛋白质含量，购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成本要低得多，堪称“性价比”极高的造假手段。

因此，在造假者眼里，三聚氰胺成了完美的“蛋白精”。

虽然问题最初可能起源于个别奶农或“技术员”的“小聪明”，但很快它就演变成一个系统性的、自上而下都知道的“潜规则”。

当时的收购环节中，“奶站”是关键一环。它从散户奶农那里收奶，集中起来再卖给大企业。

为了从企业那里拿到更高的价格，一些不法奶站会主动向奶农收购劣质奶，然后统一添加三聚氰胺，以提高整批牛奶的蛋白指标。

奶农有时甚至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只知道加了“东西”后牛奶就能合格卖出。

**而企业这边也在默许充当帮凶，**在奶源紧张的时期，一些乳企为了争夺原料，可能会对奶站的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检测流于形式。

他们最关心的是收上来的奶“指标”合格，至于这指标是怎么来的，他们没有动力去追溯。

**监管层这边，事件爆发前，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发现问题，**家标准和检测方法中都没有针对三聚氰胺的检测项目。

更要命的是，如果你去完整了解事件全貌，你肯定会知道，监管层面在最初发现问题时，是拼尽全力掩盖真相的。

这块就不细说了，不是本文重点。

本文的重点是，提醒大家，不要迷信国标。

*2、不要迷信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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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对乳品安全标准进行了重大修订，规定生乳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每100克生乳）。

在事件后，2010年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 19301-2010）中，蛋白质含量标准调整为不低于2.8%

这里也顺带说一句菌落总数的情况，事件前的要求是，生乳菌落总数应≤50万个/毫升。

而事件后2010年新国标中，菌落总数的限量值调整为≤200万个/毫升。

请注意，这两个标准从数值来说，都显著降低了标准要求，这在当时还被很多业内专家批评是“一夜倒退25年”。

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降低标准”才是进步，因为更符合市场真实情况。

当时许多散户因饲料成本高，难以生产出高标准原奶，如果标准过高，相当一部分原奶无法收购。

你制定一个过高的标准，导致很多牛奶无法收购，那这样的标准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聚氰胺添加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蛋白质含量 ≥2.95% 这个具体的、僵化的蛋白质含量国家标准。

而当年如果没有这么“高标准、严要求”的蛋白质含量强制国标，“三聚氰胺事件”很可能不会以那种规模、那种方式爆发。

那些受害者顶多是喝到一些蛋白质含量略低的牛奶，而不会喝到“毒奶”。

在没有统一国标的情况下，为了争夺消费者，信誉良好的大品牌会有更强的动力去建立超越简单氮含量检测的质量验证体系。

如果某家乳企因为收购了劣质奶或造假奶而爆发安全问题，它会受到市场的惩罚，而不会像在国标“保护”下那样，大家都能声称“我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从而将系统性风险模糊化。

很明显，有漏洞的强制性标准扭曲了市场信号，引导资源从“提升真实质量”流向“优化表面数据”，它本身就是系统风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而且系统性风险爆发之后，“有形之手”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一定会掩盖，一定会“官官相护”。

*3、市场自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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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也没有必要抬杠，我并不否认国标的积极作用，我想说的是，市场同样可以形成很多行业标准。无需强制，同样可以运行的很好。

这样运行良好的行业协议，随手就可以列举很多，比如我们最常用的USB、蓝牙协议，再比如HTTP、TCP/IP协议，还有Linux操作系统，QWERTY键盘布局，IEEE等组织，很多很多。

这类标准通常通过市场竞争、技术优胜劣汰和消费者选择自然产生，最终被行业广泛采纳，成为“事实上标准”。

这一切都无需政府的强制命令，它们是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建立信任、促进合作而自发形成的网络。

这个网络充满了活力，它在不断试错、迭代和演进，其蕴含的知识和智慧，是任何“有编制”的机构都无法比拟的。

为什么？“有编制”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靠讨好消费者才能吃饭，他们只需要讨好上级就可以。这就是没有改进动力，以及“官官相护”的原因所在。

相反，你如果稍加留意就知道，很多强制的国标或者其他国家的标准，有些都是为了给你找不痛快的，有的就是在制造寻租空间。

比如大众汽车当年“排放门”作弊事件，再比如让很多人不爽的汽车“自动启停”功能，都是拜严苛的国标所赐。

环保领域这样“一刀切”的骚操作有很多，寻租的事就更多了。

很多严苛的、一刀切的政府标准，迫使企业将资源投入到“如何通过考试”而非“如何创造真实价值”上。

无论是用软件欺骗，还是以牺牲用户体验为代价，都是市场主体在扭曲的规则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其结果是消费者权利的损失。

公众对预制菜安全的焦虑，可以理解，但这是一个科普问题。

但解决之道，绝不是寄望于一个无所不能的“青天大老爷”式的国家标准。

真正让企业家不敢造次的，还是激烈竞争的市场。

罗永浩如果不是召唤铁拳，他用自身影响力去监督任何饭店都没有问题。呈现信息，让消费者自己判断和选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召唤铁拳，让铁拳成为“包青天”。

2025年09月15日

学习奥派思维，掌握预判危机的指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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