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刊发文章《“解决‘不愿生’难题，需加大补贴力度”》，文章作者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二科主任林周胜。

文章说：“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和有力的经济支持，可以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直接负担。”林周胜建议，在国家和现有政策基础上，广东可给予一次性现金补贴或按孩次递进的阶梯式育儿补贴，直至孩子年满3周岁，同时通过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并考虑将范围扩大至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

而对于儿童“无人照看”的难题，林周胜则建议，将千人口托位数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指标，通过新建、改扩建，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鼓励社区、用人单位、产业园区举办福利性托育点。

一句话，就是国家可劲发钱，接管孩子的照料任务，年轻人就会像母猪下崽一样一下一窝了。

一个人口与生育问题，搞得一众专家皇上不急太监急，也算是天下奇观。

南都和林主任如此忧国忧民，为人口问题操碎了心，令人动容。建议他们：

1、不要总盯着别人家的孩子，先动员自己的子女可劲为国生娃。不管做什么事，总要言行一致，先从自身做起。

2、强烈建议他们拿自己的钱，给隔壁老王家的孩子发补贴，鼓励其生娃，越多越好，而不是想着让纳税人掏钱，去补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生娃。

3、也建议给自己家的孩子发钱，看看能不能起到发得越多生的越多的效果。

最后，看看他的孩子对他的说法和做法是个什么反应。如果他的孩子并不认为自己少生是个问题，那么一个家庭不认为是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个国家就是问题了呢？如果认为发钱就能鼓励他家孩子生娃，他家孩子会不会给自己的父亲说：你到底是把我当人，还是当一个受到操控的机器，或者，输入A，必然出来B的计算机程序？

经验主义者最不尊重经验。明明已经由纳税人买单，发了很多补贴了，也由企业买单，给了超长假期了，但是就是不见生育率上涨。一个诚实的人面对这种状况，会说：这条路走不通。但是经验主义者完全无视这些经验，固执己见地就是认为：发补贴能提高生育率。他们只喜欢看到符合自己想法的经验。

干预主义者最可怕。他们认为之所以发补贴没能促进生育率上升，是因为补贴发的还还不够多。就像那些干预主义狂魔一样，之所以干预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是因为干预得还不够，所以必须叠加进一步的干预，直到把一切都管起来。

知识分子最可憎。他们始终都有一个国师梦，将自己与王冠捆绑在一起，收获稳定的荣宠与收益。他们认为自己是牧羊人，其他人都是羊群，因此必须保持羊群的适当规模，才最有利于牧羊人的利益；自己是画家，社会就是他的画布。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蓝图，所有人都不过是他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就像他手中的颜料一样。

不过，按照这些知识分子的观点，不断地发补贴，直至将所有孩子的抚养、教育、住房等问题全部由国家接管，也即，消灭私有财产和家庭制度，将所有孩子公有化，的确极有可能提高生育率。

在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中，他借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为希腊城邦统治者设计了一套有关人口、生育的法律。这个章节的名字就叫《论城邦的妇女儿童公有制》。

首先就是必须取消家庭制度。因为所有公民都是城邦的财产，都必须为城邦的利益而存在，私有制和家庭这种“自私的制度”，显然是不符合城邦统治者的利益的。

柏拉图说：

“女人是男人的公共产品，应该归男人共有，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与异性结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应该是公有的。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是谁，子女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如果两性行为或是他们任何的其他行为都毫无秩序，杂乱无章，那么这对一个有序的国家来说是一种亵渎。我们的治理者决不容许发生这样的问题。”

其次怎么优化人口结构，以有利于“公共利益”呢？

格劳孔顺着苏格拉底的话说：让最优秀者繁殖。就像家里的猎狗和纯种公鸡一样。

婚姻中最好的结合是，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尽可能多地结合在一起，而最坏的男人和最坏的女人要尽可能少地结合在一起。就像保持商品的最高质量一样，对最好者的下一代要严格培养，对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

最优秀的孩子交给保姆养育。其他人生下的有缺陷的孩子，将会秘密处理……除统治者外，其他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发展过程。否则，容易……出现不团结现象。

第三是怎样保持适当的人口规模呢？

男女应当在壮年时生育儿女……女人应当在20-40岁之间，而男人应当从过了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一直到55周岁。对优秀人口，除了给荣誉和奖金，还要给他们更多机会与妇女结合，以便能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后裔。

而控制人口的办法，也想好了。那些求偶失败的人，采取抽签的办法。这样他们就不会责怪统治者，只怨自己运气不好。

如果超过最佳年龄段生育，会阻碍民族优化。因此，超过最佳年龄段的人生育，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同时也亵渎了正义。

的确，按照柏拉图的“理想国”蓝图，孩子不识父母，父母不识孩子，确实能实现人口规模的壮大，并且，按照他的设计，也能实现人口结构和种族的优化。

其前提是：丝毫不考虑自由这个恼人的问题。每个人之于城邦，都只具有工具意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正确地认识到私有财产和家庭制度是同时出现的。如今的家庭关系和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晚近的。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人类的男女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或者不受管制的性交和群婚制，每个女人都被认为是每个男人的潜在性伴侣，反之亦然。男人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中，他们的妻子也同时处于一妻多夫制中。因此，共同的孩子被认为也属于他们所有人……

这的确是“婚姻自由”和“恋爱自由”的，生育率蹭蹭涨。

因为既然孩子是公有的、社会的，那么生育孩子的好处是个人的，而生了以后完全不用管，养育孩子的成本被“外部化”了，属于“社会”共同的责任，那么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可以大大地提升生育率。

然而任何行动都有代价。我们人类难道就像南都和林主任那样，只能数到三，再也无法往前再思考一步了吗？难道我们为了增加人口，就可以不顾这种行为带来的任何后果和代价了吗？

米塞斯警告说：即使一个socialism社会可能带来“自由爱情”，但是绝不能带来“自由生育”。

这句话的意思是，马尔萨斯陷阱。

在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生育孩子的成本外部化后，那么避免生育的动机就会消失或大大减弱，由此人口就会出现大规模增长。

原始人类从事狩猎采集，不论是围猎野生动物还是采摘野果生存，他们都不为大自然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是纯粹的消费性存在。因此，要养活一个人，必须占有巨大的土地面积。人口必须稀少，资源才足以承载。

在这种情况下，当原始群婚制发展，卸下个人责任后，人口大量繁殖，立即面临严重后果，即人们为了活命，发生剧烈的争夺资源的冲突。

他们采取的办法是：1、杀婴；2、转场；3、战争。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两个原始部落之间因争夺资源和牧场而相遇的概率越来越高，在没有交换合作，而生死存亡的关头，人类不会有任何同情心——同情心并非人类本能和固有，而是市场分工合作的结果——见到对手的唯一做法就是：统统杀掉，然后吃掉他们。

在这种残酷的生存斗争下，人类发生了智力上的巨大进步，有两件事情被“发明”了出来：

一是私有财产制度。

原始的土地、牧场、野生动物和植物，并不能被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部落财产，更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如前所述，人类只是从中索取和消费，而并没有对其实施任何占有、改造、生产。因此，这些土地和自然资源，只能被视为“人类生存的一般条件”——就像一般意义上的空气一样——而不是财产。

在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人类智力进步带来的一个良性结果是，将土地占有后予以初步的私有化——部落内公有制，由此定居下来，变成自己的庇护场所，以及农业和畜牧业的中心。

我们的祖先建立的原始部落，开始在土地之上确立产权，种植农作物，并且不像原来将一切吃干喝净竭泽而渔，而是从长远着想，不断改造这些土地、改造农作物、留下那些良好作物的种子，以便来年有更好的收成，实现稳定的收入流。

为了增加蛋白质的稳定供应，他们又“发明”了家畜——从野生动物驯化而来。为了看护自己的财产和收成，他们还驯化了各种动物，为自己提升生产力服务。他们甚至天才般地“发明”了狗，为自己看家护院，为私有财产建立了清晰的界限，对侵犯者予以暴力回击，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

狗，是私有财产的化身。因为它代表主人，对外来侵犯者进行排他性地守卫和攻击。

很显然，他们通过理性清楚地认识到，通过确立私有产权，能够激发每个人的劳动热情和生产动能，提升生产力，增加产出，进而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

但这还是不够，因为部落内部依然是公有化的，那么就会继续存在生育成本外部化的问题，导致部落内人口生存压力的持续存在。于是，另一个天才的发明出现：

家庭制度。

即两性之间的交往也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深刻的革命。

不能谁跟谁都可以成立家庭，群婚生活，随便生娃，让生娃的成本由全部落承担。必须让父母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并且由此，父母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孩子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这样，生育的成本就内部化了，不能转嫁给他人了，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形成了一种反向激励：节制性生活和生育的欲望。

唯有这样，才能逃离马尔萨斯陷阱，为维持并提高生活水准奠定基础。否则，随着生育的不加节制，现有的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人们又开始陷入争夺资源的残酷生存斗争之中，整个部落都可能面临毁灭。

由此，私有财产制度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部落公有制，被家庭私有制、但家庭内部公有制替代，每个家庭的财产独立了。

你要提高生活水平，你必须辛勤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你要生娃，你自己评估可能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并且谁的娃谁管，部落不会帮你。

它还带来了劳动分工与交换。当每个家庭都独立，就可以为专业化创造条件。劳动工具的进步，正是分工的产物，而不是原因。由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天赋和能力都不同，每个家庭占有的土地的资源禀赋也不同，因此分工合作，互通有无，相互交换产出，就水到渠成了。

这个时候就有了同理心和同情心生长的空间，从而遏制战争，为和平提供条件。因为我们之间分工合作比起自给自足有更高产出，有利于我们双方；因为把你杀死并不有利于我，我反而少了一个交换合作的对象；因为我们利益攸关，战争对谁都不利。

在原始时代，人们为了节制生育，采取了各种残酷而痛苦的办法，以维持生活水准，同时防止一个族群因过度生育而面临的集体毁灭。那时候人类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如果真的一个地方物产被耗尽、生产能力又不足，还可以迁移。但是后来，地球上到底都生存着智人，多数土地和财产都已经被私有化了，马尔萨斯陷阱问题又时刻威胁着人类，那些“多余的人口”要被淘汰，要么生活在极端悲惨的境地之中。

直到工业革命，几何式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让给定的土地养活了数倍于过去的人口，而且生活水平不降反升。那时的“血汗工厂”，不是剥削劳动者的场所，而是吸纳那些过剩人口、让他们活下来的圣殿。如果不是这些工厂，那些人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

再然后，人类发明了避孕药，让节制生育不再那么困难和残忍。人们基于自身处境，自由地选择生与不生、生多生少，实现性满足与生育的分离。

以上，就是有关人口的、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

现在，一大帮知识分子跟柏拉图基于城邦统治者的视角一样，天天在鼓吹发补贴、国家照料孩子，以实现生育率的提高。种种呼吁的核心要义无非是，让国家出钱，实际上是让别人出钱，来承担照料孩子的任务，将生育的成本外部化、社会化，以解除夫妇们的生育之忧和养育责任，这不就是原始时代的孩子公有化吗？

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无知的，他们对公有化的呼吁，是对我们祖先的智力进步的全盘否定。

这种呼吁的结果，的确可能有利于人口增长。但是就像我们的远古祖先曾经经历的那样，这将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让人类重新回到严酷的生存斗争中相互杀戮，并将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集体毁灭。

因为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进步，给定的资源就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而他们呼吁的各类再分配政策，恰恰是在侵犯产权、毁灭资本，导致劳动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可供人们享用的物质越来越少，而人口却越来越多，这就是在启动人类的自毁程序。

非洲落后国家有极高的生育率，如果他们没有发生观念的转变，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那么他们面临的就是持久的贫困，以及争夺资源的残酷厮杀。这一幕，已经在非洲大陆上演了几个世纪。

什么时候，知识分子不再以社会工程师自居，不再在自己完全不懂的领域胡言乱语，就是人类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