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关心，也常常感到困惑的话题：不平等。

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不同族裔之间的财富鸿沟，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认为这些不平等的背后，一定藏着“歧视”或“剥削”的黑手。这似乎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但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他的新书《社会正义的谬误》（Social Justice Fallacies）中，却向这个主流观点发起了犀利的挑战。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很简单：我们看到的种种“结果不平等”，其成因远比“歧视”这两个字要复杂得多。 索维尔用海量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试图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他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剖析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那些我们无法选择的“起跑线”

首先，索维尔请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便我们假设所有人都天资聪颖、品味相同，他们的人生结果会一样吗？答案是：不会。因为有太多我们无法选择的“背景因素”在起作用。

举个例子，为什么美国的啤酒大王大多是德国后裔？难道德国人有什么“酿酒基因”吗？当然不是。索维尔指出，这是因为酿酒技术在德国传承了数百年，相关的知识、经验和文化代代相传，自然而然地，德国后裔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数就格外多，成功的概率也更高。这和歧视无关，而是历史和文化的沉淀。

家庭环境也是如此。很多人以为，同一个父母养大的孩子，应该差不多。但数据显示，长子女的平均智商更高，完成大学学业的比例也更高，在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中，长子女的比例也出奇地高。 如果我们将这个逻辑放大到一个群体，那么，一个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更多的族裔，其子女的平均收入水平，可能就会低于那些平均生育子女更少的族裔。

年龄结构同样重要。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平均年龄是28岁，而日裔美国人的平均年龄是52岁。一个正处在事业爬坡期的年轻群体，和一个已经积累了半生经验与财富的群体，收入水平存在差距，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索维尔还提到了一个更具争议的例子：黑人群体的贫困问题。主流观点常归咎于“系统性种族歧视”。但索维尔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据：自1994年以来，黑人已婚家庭的贫困率从未超过10%，而自1959年以来，美国全国的整体贫困率从未低过10%。

他犀利地反问：“如果黑人的贫困是系统性歧视造成的，难道种族主义者会唯独对结了婚的黑人网开一面吗？”

有人会反驳说，单亲家庭是奴隶制的遗毒。索维尔又用两个事实回应：第一，在奴隶制被废除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绝大多数黑人孩子都成长于双亲家庭。单亲家庭比例的激增，始于上世纪60年代福利国家的大扩张时期。第二，很多没有奴隶制历史的欧洲国家，如今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也非常高，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建立了庞大的福利体系。

你看，这些我们无法选择的地理、文化、家庭、年龄等因素，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而它们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歧视”。

二、人生的十字路口：个人选择的力量

除了客观背景，索维尔还强调了“个人偏好”或“口味”的巨大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自己做出的不同选择。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男女收入差距。很多人立刻会想到“性别歧视”。但索维尔让我们看看数据：在薪酬丰厚的硅谷，女性比例偏低。这是因为歧视吗？我们先看看另一个事实：在美国，获得工程学学位的女性比例不到30%。当一个群体选择某个领域的人数本身就少时，最终在这个领域成功的比例自然也低。

放眼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数据显示，全职常年工作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500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女性选择暂时离开职场照顾家庭，或在重返职场后选择做兼职。这是个人和家庭的权衡与选择，而非外力强加的歧视。

更有意思的是，索维尔引用数据指出：自1971年以来，那些30多岁、离开学校后就一直连续工作的单身女性，她们的收入其实比同等条件的男性“还要略高一些”。 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性别歧视”恐怕不是解释男女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

三、好心办坏事？“公平”政策的意外后果

聊完了背景和选择，索维尔把矛头指向了那些旨在“创造公平”的政策。他认为，这些善意的干预，常常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甚至伤害了它们本想帮助的人。

“最低工资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保护底层劳动者，防止他们被“剥削”。但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会减少低技能岗位的需求，让最需要工作的穷人反而找不到工作。

索-维尔进一步分析了它对黑人群体的特殊影响。在上世纪4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最低工资法名存实亡。到了1948年，黑人青少年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几乎一模一样，都在10%左右。然而，从50年代开始，最低工资标准被大幅提高，结果发生了什么？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再也没有低过20%，并且常年是白人青少年的两倍以上。

这是为什么？索维尔的解释一针见血：在没有最低工资限制的自由市场，老板如果因为歧视而不雇佣一个合格的黑人，他就得花更高的价钱去寻找替代者，歧视是有成本的。但当最低工资法导致大量求职者过剩时，老板可以毫无成本地拒绝一个黑人，因为门外还有一堆白人等着这个岗位。一个本意为了“公平”的政策，反而为“歧视”创造了温床。 如果说种族主义是今天黑人高失业率的主因，那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在种族隔离更严重的50年代，他们的失业率反而更低呢？

结语：超越“非黑即白”的思考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索维尔的观点有些“刺耳”，但它恰恰提醒了我们，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满足于简单、脸谱化的答案。

索维尔还做了一个有趣的历史对比：20世纪初的“进步派”看到不平等，就断言是“基因”决定论；而今天的“进步派”看到不平等，则立刻归咎于“歧视”。虽然结论不同，但他们犯了同一个错误：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解释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并对相反的证据视而不见。

当然，索维尔的观点也并非完美无瑕。但《社会正义的谬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分析框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结论。

下一次，当我们再看到任何关于“不平等”的讨论时，不妨多问自己一句：除了歧视，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更复杂的原因？或许，这种审慎的思考，才是我们走向一个更真实、更公正的社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