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宗教、生物与环境-3** ***

文/汉斯 - 赫尔曼・霍普 译/李三

简介

截至目前，本人已成功翻译了霍普的四部著作，包括《自由意志主义“右”对了》（6万字）、《资社理论》（16万字）、《伟大的虚构》（44万字）和《经济、社会与历史》（12万字），以及金塞拉博士的《自由社会的法律根基》（55万字）、费特的《资本、利息与租金——分配理论文集》（24万字），和森霍尔茨的《通胀时代》（14万字）与《欧洲该如何存续》（20万字）。此外，我目前正着手翻译《致敬萨勒诺文集》。我将在此连载这些卓越的著作，若有意先睹为快的朋友，可通过添加本人微信号（ls13957681810）获取电子版本，打赏全凭心意（红包大小与诚意成正比）。

我个人深信，霍普是古今最伟大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极有可能也是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门格尔、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思想传承的奥派当代领军人物，他在超越休谟“is”与“ought”难题的基础上，为自由意志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使自由主义成为一门科学，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尤其是他对民主的祛魅，发人深省。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本文选自霍普的讲座集《经济、社会与历史》第五章，探讨宗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角色。意识形态是统治的基石，而宗教无疑是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鉴于本章篇幅较长，我将分三部分逐一发布。

现在我来讲基督教。尽管西方文明最终超越了所有其他文明，但必须承认，从一开始这并非显而易见。早期基督教并不强调个人主义，而是注重集体社群，个人严格从属于集体。

同样，这与伊斯兰教有相似之处，尘世生活被视为仅仅是对来世的准备。在基督教产生影响的第一个千年里，必须承认，基督教造成了科学知识和劳动分工的倒退。

回想一下，我们在之前的一次讲座中，查看公元200或300年到大约公元1000年的人口数据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出现了倒退——人口根本没有增长，而且在这一时期，科学、学术或技术方面毫无建树。

所以，我们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观是逐渐形成的，尤其是通过融入吸收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达到顶峰。

**在阿奎那的推动下，现代基督教观点得以逐渐成形。**现在我来阐述一下这种现代基督教观点，显然，从其对科学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来看，它相当成功。

在这种现代基督教世界观中，世界本质上被视为善的，而至善则存在于未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被视为一个统一体。

回想一下，例如在佛教中，某种程度上暗示精神生活应与肉体分离。而在基督教里，精神与肉体构成一个整体，救赎涉及肉体与灵魂两者。

没有肉体就不存在灵魂，而且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灵魂才能得到救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基督教世界观里，人被视为造物的巅峰。

人被赋予统治世界的权力；人与动物王国明显区分开来，且地位高于动物。对基督徒而言，不存在所谓过去的黄金时代。

恰恰相反，进步是可能的，未来对基督徒而言充满希望。世界和真理是可知的，因为上帝已隐退，我们能够发现永恒的法则。智慧源于努力，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人类付出成就和努力，并且需要时间来培养。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是有等级之分的。有上帝、教皇，然后是红衣主教、主教和神父，在世俗领域，则有国王、领主、父亲、母亲和孩子。

**不存在荒谬的 “平等”。**基督教会是反民主的，至少天主教会是反民主的，但它也强调个人主义，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每个人都有获得救赎的可能。

当然，正是这种态度或观念，使得只有在基督教中，人们才逐渐摒弃了奴隶制。当然，最初在古老的基督教中也存在奴隶制，且没有明确的禁令。

但基于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且都能获得救赎这一观点，以及基督教作为传教宗教试图使人皈依的态度，奴隶制与基督教教义相悖这一观点逐渐占据主导。

在南美洲被占领和征服后，正是几位西班牙神父，虽并未立即成功，但随着时间推移取得了一定成效，促使人们认识到印第安人同样也是人，并非可被随意奴役的野蛮生物，这一切皆非偶然。

此外，基督教具有社会性和合作性，认为进步是合作努力的结果。因此，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让我们更接近真理。关于天主教我只说一点，然后再来比较新教和天主教。

当然，当谈及基督教的某一分支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积累的适宜程度时，人们会对此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这就是极端的保罗派观点，即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所有人，而不是秉持爱邻如爱己的观点。

爱你的邻居是有可能的，但可以说，如果你的邻居涵盖整个世界，而你又要对全世界慷慨解囊，那么这显然会成为资本积累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不过，据我所知，这并非主流观点。

现在谈谈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点，想必诸位都很熟悉。当然，马克斯·韦伯用清教主义宗教的发展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个论点存在基本的合理性，但也需有所保留。众所周知，资本主义诞生于意大利，而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这清楚地表明天主教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容。

事实上，**罗马教会本身就曾是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它呈现出资本主义机构的特征。**资本主义最早的大型中心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它们同样属于天主教地区。

此外可以说，从神学角度看，天主教对人类存在、人类自主性、人类理性及智识的推崇程度，显然远胜于路德宗和加尔文宗。

在某种程度上，路德宗与加尔文宗属于反智主义学说。对托马斯主义者而言，信仰与智识能以某种方式调和统一。

而对路德宗和加尔文宗而言，信仰与智识之间存在严格区分，他们强调信仰（尤其是盲目信仰）的重要性远甚于理性。

**天主教与新教的差别还是较为复杂的。**从生活享受来看，天主教显然更强调对生活的享受，更肯定生活本身；而对于新教徒而言，生活好像是不值得享受的事情。

再从时间偏好来看，天主教徒有更高的时间偏好，我们可以以观察现实生活来验证这个观点。当今世界那些南方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他们比较喜欢及时行乐，享受"la dolce vita"（美好或甜蜜的生活）。

至于德国，如今的德国也好像开始大量追求及时行乐了，但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19世纪，他们却不是及时行乐的。

但若聚焦于数百年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如默里·罗斯巴德所言，天主教徒显然比新教徒更持有"肯定生活"的态度——委婉地说，对新教徒而言，生活远非值得享受之事。

在20世纪，我不确定这种情况是否依然适用，但似乎如今每个人总是能享受生活乐趣。但在过去，我认为天主教徒确实能获得更多乐趣，因为他们的罪孽很容易得到赦免，而新教徒的罪孽，当然会永远伴随他们，无法摆脱。

事实上，直到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译者注：Pope Leo XIII，任职时间为‌1878年2月20日至1903年7月20。）宣布私有财产为善之前，天主教一直将私有财产视为对人性弱点做出的一种无奈却又不可避免的让步，虽然并不反对之，但认为这与人性的弱点有关，很遗憾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一制度。直到相对的晚近，在利奥十三世积极肯定的态度下，私有财产才被视为一桩善事。

尽管如此，与新教徒盲目信仰的态度相比，天主教徒有着更为理性主义的态度，但从以下方面来看，韦伯的核心观点似乎依然成立。在法国或德国这样的混合宗教人口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天主教徒，另一大部分是新教徒，在德国，二者的比例几乎各占一半。

我们确实发现，在资本家群体中，新教徒的占比明显偏高。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与南欧相比，资本主义在北欧以及美国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同时也更为成功。

当然，北欧主要是新教地区。这无法用利息问题来解释。也就是说，新教徒在收取利息方面遇到的阻碍比天主教徒少，但在当时，天主教教义中对利息的禁令基本上已名存实亡。所以，有关利息的伦理态度差异，尚不能解释新教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更好的原因。

当然，预定论与新教取得更大成功并无关联。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要是人们真把预定论当回事，那他们就会陷入某种东方的消极宿命论。

毕竟，如果一切都早已注定，那又有何所为呢？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预定论虽然写在教义里，但实际上从未有人真正将其当做实践准则。对于新教在资本积累、取得成功等方面表现更为突出，最有可能的解释仅仅是他们清教徒似的观念，其中包含工作时不应享乐的思想。

工作是通往财富的唯一途径。你积累的财富是蒙恩的标志。对新教徒来说，工作几乎类似祈祷。新教徒接受一定程度的苦行主义（asceticism）。他们不享受生活，只是自我磨砺、自我鞭策，越是努力工作，越是积累财富就越符合清教伦理。

（译者注：预定论教义源于加尔文主义神学体系，主张上帝在创世前已“自由不变地预定一切未来事件”，包括对人类的救赎与永恒命运‌。具体表现为“无条件的拣选”（上帝选定特定个体得救）与“遗弃”（其余人因原罪受永恒诅咒）的双重预旨。预定论与救赎论结合，强调救恩完全依赖神的主权恩典，而非人类行为‌。）

在新教徒群体中，对炫耀性消费和炫富的抵制更为强烈、明显。这种文化差异至今仍清晰可辨：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富人往往居住在彰显身份的豪宅中，而在德国，许多富人的居所外观与普通中产家庭无异。

我认识很多德国富人，他们的住所看起来与我的并无不同。当然，清教徒传统中对赌博、酗酒等享乐行为的排斥，以及路德宗与加尔文主义所倡导的禁欲伦理，常被视为宗教改革的重要成就。然而，这些我们或许视为清教主义宗教成就的特质，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西方世界真正的独特之处，相较于基督教本身，或许对西方文明最终超越其他文明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特质，是欧洲独有的政教分离制度，教会权力和世俗统治者权力在制度上相互分离。

罗马有教皇，天主教会是一个国际性教会，它制衡着各地领主的权力——由于教会独立于地方统治体系，客观上削弱了领主的集权能力。

但是，**这种政教分离的格局是欧洲所独有的，**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而这种独特的政教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即便不是完全地）却被新教改革所打破，甚至遭到废除。

也就是说，通过瓦解国际天主教会，各种国家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苏格兰的诺克斯先生（Mr. Knox）等等，突然间，君主们意识到，这让他们有可能将世俗等级中的最高地位——国王或君主——与教会中的最高地位相结合，实现政教合一。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就是所谓的喜忧参半之处），新教系统地强化了国家权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民主价值观的发展。

还记得吗，我之前解释过，天主教会存在等级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教会是反民主的。

**而新教教会则民主得多。**一些圣公会（高派教会）的新教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类似天主教会的方向，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任由每个人自行解读《圣经》会带来危险。

如果允许如此行事，外加《圣经》本身内容并非完全连贯一致，那么就会衍生出各种奇怪的教派。当然，这恰恰是新教改革的副作用之一，突然间冒出了许多“奇人异事”。

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只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解读，而没有经过更有智慧之人的筛选把关，出现这种情况毫不意外。

当然，最初相当民主的路德教会（ the Lutheran Church）已经摒弃了这种做法，且已重新建立起等级制度，尽管森严程度不如天主教会，英国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亦是如此。环顾眼前现状，到目前为止，最疯狂的教会恰恰是那些最民主的教会。

我想简要谈及一个即便称不上危险，也是极具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我得再次说明，我在自己所在的大学曾大胆提出这个话题，目前还未收到任何投诉。这是一张取自《智商与国家财富》的表格，这本书最近由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和塔图·凡哈宁（Tatu Vanhanen）出版。

他们做了一些非常简单基础的调查，试图探究智商与诸如国民生产总值（GNP）等经济产出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我首先要说的是，他们衡量各国情况时，并非仅采用一种智商测评方式。通常，对于大多数国家，他们能获取几种不同类型的智商测评数据。他们首先表明，这些测评数据相互之间高度关联，这让我们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们所使用的数据。

而且，他们也并非仅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种经济产出指标，只要有其他可用指标，他们会采用两到三个，同样对这些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试图证明这些数据之间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

现在，他们所确立的相关性——关于这张表格的解读，我稍后会讲——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极其高。相关性接近0.7 ，如果你曾在社会学或心理学等领域做过实证研究，就会知道这个数值高得惊人。

我的意思是，一般来说，相关性达到0.2或0.3左右就已经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样的相关性就已被认为值得公布。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相关性非常高。

表1的解读逻辑可直接从表头推演：首列数值指的是智商；第二列为1998年度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列（译者注：应为第四列）标注为拟合国内生产总值（Fitted GDP,），即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该数值综合考虑了该国智商水平，以及智商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稳定关系，反映出特定智商条件下该国预期的国内生产总值。表格中国家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列，从首字母A开始直至津巴布韦。

关于那些欠发达国家，我得说明一点。在欠发达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被低估，因为在农业高度发达的社会，自给自足程度相对较高，GDP数据会少算生产产出，原因在于GDP只统计实际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和服务。

所以，如果你种植西红柿和土豆自用，这些不会被计入GDP；但如果你种植土豆和西红柿然后在市场上售卖，就会被计入。

显然，就生活水平而言，这两种情况并无差别，但就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这类数据而言，前者被完全忽略，而后者则被计入。

从这份列表中你得到的总体印象是，智商高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也高。而智商很低的国家，平均而言，国内生产总值也很低。

不过，显然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以中国为例，这里列出中国的智商为100，人均GDP为3000美元，计算得出的人均GDP为16000美元。

这里的解释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当然会导致实际GDP极低，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得出结论：如果这种体制被废除，中国的潜力将十分巨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期人均GDP能达到16000美元左右。也有一些国家似乎表现超常。例如，德国的GDP产出高于其智商所预示的水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的智商为98，其实际GDP明显高于根据人口智力测算的GDP，对此我们的解释是，美国的市场体系比其他一些地方相对更自由。有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张表格，说：“智商难道与选择正确的经济体制无关吗？”

所以，也许中国人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尽管他们潜力巨大；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落后那么多。

我们也可以——我再次强调，我不想对这张表格过度解读——但比如说，你也能看出，期望非洲出现经济奇迹是多么不切实际。

如果你看看非洲国家及其智商数据，就这些国家的增长潜力而言，你会有一个相当悲观的印象。

在结束本次讨论之前——我认为这张表格本身极具研究价值。当然，智商也并非我们所说的一成不变的生物常数。它们也会发生变化，尽管不像其他许多事物那样容易改变。

显然，考虑到如今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相对低表现以及他们过去的辉煌成就，我们可以推测古代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在智商方面肯定比现在的巴比伦人和埃及人表现要好。

要理解这些数据如何受到影响，最直观的理解方式就是，不妨说，人们当然可以践行优生优育。

例如，在一些社会中，上层阶级、智商较高的人群习惯生育更多子女，而智商较低的下层阶级生育子女较少，那么很显然，经过几代人之后，平均智商就会有所提高。

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如果智商较低的下层阶级占据生育主体，而上层阶级生育率断崖式下跌，那么经过若干世代，平均智商预计会整体滑坡。

例如，关于犹太人为何往往智商很高，已经有一些假说被提出。尽管以色列人的智商在列表中并不特别突出，仅为94，但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智商却远高于此。部分原因可以简单地用移民来解释。

也就是说，越成功的人流动性越强，会前往对他们而言机会更多的群英荟萃之地。例如，有研究对比了生活在伦敦的苏格兰人与留在苏格兰本土的苏格兰人的智商，发现前者的智商明显更高。

这一现象的解释同样一目了然：更聪明的人已迁走。东德与西德的情况也很有趣。这里没有分开列出，德国整体智商只列了102，但我看过东西德的智商对比，结果是西德智商为104，东德为98。

同样，对于这样的现象有一个非常浅显直观的解释。东德处于社会主义统治下，剥夺了大多数成功人士的财产，于是这些最成功的人选择离开了这个国家。其结果就是，这种人口流动自然导致西德的智商水平上升，而东德的智商水平下降。

回到犹太人的例子，还有另一种解释——虽然我个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它具有一定启发性，不妨稍提一下——即东正教犹太家庭，特别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家庭，往往生育较多的子女。

如果假设拉比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那么仅通过这种不同的生育行为，就可以预期智商会有上升趋势。显然，这种解释在说明国家财富问题上并不充分，但我认为，如果轻易忽视这类情况，也是一叶障目。

林恩和凡哈宁提供的证据令人耳目一新，且极具说服力。你会惊讶地发现，有时对一种现象的解释竟可以如此简单，而他人为此苦苦思索几十年却依然未找到合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