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考上大学的年轻人选择放弃入学机会。根据中国教育部2023年的统计数据，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078万，实际录取人数为950万，但有超过10万名考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选择不报到，占比约为1.05%。

这一数字虽然看似不大，却反映出部分年轻人对高等教育价值的深刻质疑。

尤其是在大学生就业前景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这种质疑愈发凸显。202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78.3%，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许多毕业生发现，他们花费四年时间和数十万元学费换来的学位，并未带来理想的工作机会，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实现。

失业、就业质量低下、工资与预期不符，这些现实让年轻人开始反思：大学教育真的值得吗？

例如，2023年，某南方省份一名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放弃了985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转而选择进入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汽车维修技术。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查过数据，汽车维修行业的平均月薪在8000元以上，且需求稳定，而文科专业的就业率不到60%，我不想浪费时间。”

类似的选择并非个例，而是反映了高等教育系统深层次的问题。

一、市场如何指引方向？

市场的正常运转依赖于供需之间的自发协调，而价格信号是这一过程的核心。

例如，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会促使生产者减少供给；当需求增加时，价格上升会刺激更多供给。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够高效配置资源，无需政府过多干预。

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可以设想一个理想场景：在完全市场化的教育体系中，大学如同企业，会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动态调整课程设置和招生计划。

如果社会急需人工智能工程师，相关专业会迅速扩招，吸引更多学生；如果某些领域（如传统文科）毕业生过剩，学校会缩减招生，甚至关闭相关专业。

学生作为“消费者”，也会根据就业前景和薪资回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路径。这种体系下，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将实现自然匹配，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然而，中国的现实却与之相去甚远。高等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缺乏市场化的灵活性，导致供需严重错配。以下将从多个维度具体分析这一问题。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供需错配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大学的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主要由政府部门制定，而非根据市场信号灵活调整。

这导致一些热门专业毕业生数量远远超过市场需求，而某些急需人才的领域却面临严重短缺。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全国文科类专业（包括文学、历史、管理学等）毕业生总数达到350万，但相关岗位的招聘需求仅为200万，供需比高达1.75:1。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人才缺口却高达500万，其中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尤为突出，占比超过60%。

以管理学专业为例，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的报告，该专业毕业生数量在全国排名前三，但就业率仅为65%，起薪平均为4200元/月，远低于市场预期。

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行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激增，2023年相关岗位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长了45%，平均月薪达到9500元。然而，全国开设新能源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不足300所，毕业生总数仅为15万人，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这种供给过剩的现象不仅浪费了学生的青春和家庭的资金，也让社会资源被低效利用。大学教育本应为经济发展输送人才，如今却在某些领域制造了“过剩产能”，与市场经济的需求背道而驰。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政府主导模式体现在招生名额的分配、专业设置的审批以及资金的集中管理上。

这种模式在过去推动了教育普及，但面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却显得僵化。例如，即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学校也难以迅速调整，因为所有变化都需要经过繁琐的行政审批。

以某省属大学为例，该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于50%，2023年仅为48.6%，但由于专业调整需要上报省级教育厅审批，流程耗时近两年，学校迟迟未能减少招生名额，导致每年仍有约200名学生进入该专业。

结果是，2024年该专业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从事了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其中30%的人月薪不足3500元。

此外，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和评估往往更注重数量指标，例如招生人数、毕业生数量和论文发表量，而非教育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

根据教育部2023年的评估报告，全国高校的平均科研论文发表量同比增长了12%，但毕业生就业率却下降了3.5%。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导向，使得大学缺乏动力去优化专业结构或提升教学质量，最终让学生成为体制的“受害者”。

除了教育体制问题，文化因素也加剧了供需错配。在中国，高等教育长期被赋予过高的社会价值，大学文凭被视为通往成功的“敲门砖”。

许多家庭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上大学，即使所学专业前景黯淡。根据中国青年报2024年的一项调查，超过60%的家长表示，即使知道孩子所学专业的就业率低于50%，仍会坚持让孩子上大学，认为“有学历总比没有好”。这种观念推动了盲目追求学历的风气，却忽略了教育的实际回报。

例如，2023年，某东北省份一名考生以全省前1000名的成绩考入一所211高校的哲学专业。然而，毕业后他发现，该专业全国就业率仅为42%，平均起薪不到4000元，最终只能转行做销售，与所学毫无关联。

他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们当时只想着让他上个好大学，没考虑过就业问题，现在很后悔。”

三、对高等教育“祛魅”：回归理性

所谓“祛魅”，就是要剥去高等教育的神秘光环，将其视为一种普通的投资选择，而非人生的终极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投资都应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教育也不例外。

上大学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和机会成本。以2024年的数据为例，中国大学本科四年的平均学费为6万元，生活费约为8万元，再加上四年无法全职工作的机会成本（按最低工资计算约5万元），总成本超过19万元。

而根据智联招聘的统计，2024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仅为4500元/月，年收入约5.4万元。若以五年为回收期计算，许多毕业生的教育投资回报率（ROI）甚至为负值。

相比之下，职业教育的回报率则更为可观。以焊接技术为例，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协会2023年的报告，焊接专业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7800元，且就业率高达95%。该专业的学制通常为2-3年，总成本不到5万元，投资回报期仅为1-2年。如此鲜明的对比，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大学教育的价值。

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下，这种计算往往被忽视。许多人将大学视为“必须经历”的阶段，而非“选择性”的投资。

这种观念导致了教育的“非理性繁荣”：学生蜂拥进入大学，却发现毕业后面临失业的窘境。根据教育部2024年的数据，全国有超过200万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仍未找到工作，占总毕业生人数的22%，比2023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

新闻中那些放弃大学机会的年轻人，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例如，2023年，山东省一名高考成绩达到620分的考生放弃了某985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转而选择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数控机床专业。

他在采访中表示：“土木工程的就业率这几年一直在下降，很多学长毕业后月薪不到5000元，而数控机床的起薪普遍在7000元以上，我觉得这更划算。”他的选择得到了数据支持：2024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68%，而数控机床专业的就业率高达93%。

对高等教育“祛魅”，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定义它的价值。大学不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径，而是一种工具——一种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值得使用的工具。

对于某些人来说，职业教育、短期培训甚至直接进入职场可能比读大学更划算。

例如，2023年，广东省一名放弃大学机会的年轻人选择进入一家电商公司做直播销售，两年后月收入突破2万元，远超同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水平。这种观念的转变，能让社会资源更高效地分配，也能让年轻人拥有更多元的未来。

四、与市场经济的脱节的高等教育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高等教育体系却未能跟上这一步伐，与市场经济的脱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中，竞争是推动进步的关键。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却很少面临真正的竞争压力。

由于政府拨款和招生名额的保障，许多大学无需担心“市场淘汰”，自然也缺乏动力改进教学质量或调整专业设置。以某中部省份的二本院校为例，该校2023年的毕业生就业率仅为72%，但因政府拨款稳定，学校并未采取实质性改革措施，甚至继续扩招就业率较低的专业。

相比之下，美国的私立大学高度依赖学费和校友捐赠，必须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就业服务以保持竞争力。

例如，波士顿大学2023年通过与企业合作新增了数据科学专业，当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平均起薪为7.8万美元。而在中国，即使某些大学的教学质量饱受诟病，也鲜有被“市场”淘汰的案例。

现行体制下，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选择者。高考填报志愿时，许多人并不清楚所选专业的就业前景，甚至只是根据分数“被动匹配”。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23年的调查，超过70%的高考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未考虑专业的就业前景，仅根据学校排名和分数线选择专业。

例如，某考生以580分考入一所211高校的新闻学专业，却不知该专业全国就业率仅为55%，毕业后只能转行做文员，月薪不足4000元。

这种模式下，教育服务无法真正反映学生的需求，更不用说市场的需求了。学生在缺乏信息和选择的情况下，被迫进入回报率低下的教育路径，最终成为体制的“牺牲品”。

更严重的是，现行体制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低回报的教育领域，却忽视了对年轻人其他发展路径的支持。

例如，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地位远低于大学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根据教育部2024年的数据，全国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仅为大学招生人数的3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接近50%。在中国，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仅占教育总预算的1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5%。

以德国为例，其“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将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结合，2023年该国职业教育的就业率高达92%，远超大学教育的79%。

而在中国，许多职业院校因设备老化、师资不足，难以吸引优质生源，导致职业教育始终被视为“次等选择”。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仅限制了个体的选择，也让社会错失了培养多样化人才的机会。

五、呼吁：走向市场化与理性

要解决高等教育的供需错配问题，我们需要从体制和社会观念两方面入手，引入市场化的思维，并倡导理性的教育投资观。

政府应逐步放权，让大学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和课程。

例如，可以取消招生计划的硬性指标，允许学校根据就业率和市场需求灵活招生。以深圳大学为例，该校2023年在政府支持下试点自主招生，新增了智能制造和大数据分析两个专业，当年就业率分别达到95%和97%，成为改革的成功案例。

此外，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大学与企业合作，开发贴近市场需求的课程。例如，2024年，华为公司与多所高校合作推出了“鸿蒙系统开发”课程，首批毕业生平均起薪超过1.2万元，供不应求。这种校企合作的模式值得推广。

除了改革大学教育，还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为年轻人提供更多选择。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24年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将增长30%，尤其是在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提高职业学校教师待遇等方式，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例如，2023年，浙江省投入10亿元升级职业院校设备，当年招生人数同比增长了18%。

同时，社会应通过宣传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例如，央视2024年推出的纪录片《匠心中国》，讲述了多名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成功故事，其中一位焊接工人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年薪突破30万元。这些案例有助于扭转“唯学历论”的观念。

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选择教育路径时应更加注重回报。家长和学生需要问自己：这笔投资是否值得？以数据为依据进行决策尤为重要。

例如，教育部每年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2024年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就业率高达94%，平均起薪为8500元，而社会学专业的就业率仅为58%，起薪为3800元。这样的信息应成为填报志愿的重要参考。

社会也应摒弃“唯学历论”，认可多元化的成功标准。例如，2023年，某短视频平台上一名自学编程的年轻人，通过开发小程序年收入超过50万元，他的经历激励了许多人放弃盲目追求学历，转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对高等教育袪魅，并不是反对个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自己的高等教育服务，也并不是说教育不重要。而是提醒人们，传统的高等教育服务没有想象中那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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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终身学习，让自己随时能响应市场的需求，让自己能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比高等教育文凭更重要。

六、结语

高等教育不应是盲目的追求，而应是理性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脱节，导致了严重的供需错配，让许多年轻人对大学失去信心。

对高等教育“祛魅”，就是要打破其神秘光环，让它回归到服务市场、服务个体的本质。

未来，我们需要一个更灵活、更市场化的教育体系，让大学真正为经济发展输送所需人才。

同时，社会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教育投资，审慎对待在年轻人身上的每一分投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教育成为推动个人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而非令人失望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