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错误劳动价值论，带来的全球悲剧！
观念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虚，但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很多人看不起经济学，说你们辩论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在现实中有一毛钱用吗？
英国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他说：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是错，其力量之大，都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当权者的狂乱，究其实，不外是若干年前学术界涂鸦者的思想的结晶。’
换句大白话说就是：今天政客们在台上喊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很可能只是某个思想家，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前，书房里一个不经意的念头。
而我们今天要解剖的这个‘念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强、流毒最广、带来最大灾难的经济学观念，没有之一。
它就是——劳动价值论。
它的核心思想，简单到小学生都能听懂：一个东西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
你可能会说，老古，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挺符合我们的直觉嘛！一个工匠，辛辛苦苦花了一个月时间，精雕细琢出一把椅子，它当然比隔壁工厂用机器一分钟压出来的一把塑料凳子，要更有‘价值’啊！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个‘直觉’上。
这个看似无害的、充满对‘劳动者’同情的观念，一旦被推向极致，就会得出一个石破天惊、足以让整个世界血流成河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
那么，利润就是盗窃！
今天，我们就要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个‘利润即盗窃’的观念，是如何从一个学术界的‘思想胚胎’，一步步发育成熟，最终成为全球‘反资本’运动最坚硬的、最‘科学’的理论武器的。
谁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咱们先坐上思想的时光机，回到18世纪的苏格兰。
那儿有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当·斯密。他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写了一本开天辟地的巨著，《国富论》。
斯密想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市场上那么多商品，它们的价格，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他观察、他思考，然后发现了一个让他特别困惑的悖论，后人称之为‘水与钻石的悖论’。
他说，你看，水这个东西，对人的生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使用价值’可以说是无限大。但它的价格（交换价值）呢？几乎等于零。
而钻石呢？除了亮闪闪，能讨姑娘欢心，它有什么用？在当时看来，它的‘使用价值’几乎为零。但它的价格，却高得吓人。
这是为什么呢？
伟大的斯密，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
由于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他在解释商品价值来源的时候，就更多地倒向了另一个方向——生产成本。
他觉得，一个东西的价值，主要还是看生产它付出了多少辛苦和麻烦，特别是耗费了多少劳动。
你看，‘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萌芽，就在这里诞生了。
一个思想家，仅仅因为他解决不了水钻悖论，于是就自我妥协，搞了一个劳动价值论出来，他没有想到，仅仅这一个妥协，就让世界无数人头落地，灾难四起。
斯密之后，又来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叫大卫·李嘉图。
他是个更彻底的逻辑推演家。他把斯密的想法给系统化了，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但真正把这个理论推向极致，并把它变成一把锋利无比的政治武器的，是那位我们都如雷贯耳的人物——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那可真是个“天才”。
他看到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里的漏洞，并试图用更严谨的方式去完善它。
比如，他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
他说，决定价值的，不是你张三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全社会在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这个东西需要花多少时间。
这就避免了‘越懒的人生产的东西越值钱’的笑话。
他还提出了‘抽象劳动’的概念。
他说，创造价值的，不是你木匠、我铁匠这种具体的劳动，而是一种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在打好了这些理论补丁之后，马克思就祭出了他那致命的、足以颠覆世界的‘杀手锏’——剩余价值理论。
他的逻辑推演，像一个精密的三段论，非常具有说服力：
大前提：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所有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
小前提： 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工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也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结论： 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可能前4个小时，就已经把自己一天的工资给挣出来了。那后4个小时，他创造的价值去哪儿了？——被那个不劳动的资本家，给无偿占有了！
这多出来的、被无偿占有的部分，马克思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剩余价值’。
利润、利息、地租……所有非劳动收入，在马克思看来，都来源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瓜分。
这就是‘剥削’。
而且，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削’不是因为哪个资本家心太黑，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必须不断地去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经济危机，最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被一个没有剥削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
你看，这套理论，是何等的宏大、自洽、且具有煽动性！
它为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劳动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它解释了你为什么穷：不是因为你笨，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被剥削了！
它指出了你的敌人是谁：就是那个占有生产资料、不劳而获的资本家阶级！
它为你指明了出路：那就是团结起来，通过革命，推翻这个不公正的制度，‘剥夺剥夺者’，建立一个属于我们劳动者自己的世界！
最厉害的是，马克思宣称，他发现的，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样的‘科学规律’。
这套‘科学’的理论，就像一颗思想的种子，被播撒到了19世纪欧洲那片因工业革命而矛盾丛生的土壤里。
很快，它就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并结出了一颗颗或苦涩、或血腥的果实。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颗种子，在不同的国家，是如何结出不同的果实的。
欧洲美国传播的后果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通过各种左翼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在欧美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对于一个普通的、每天在工厂里辛苦劳作10个小时的纺织工人或者钢铁工人来说，他可能读不懂《资本论》里那些复杂的推演。
但他能听懂一句大白话：老板的利润，就是从我们身上偷来的！
这句大白话，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理解这个世界的大门。
他过往所有遭受的不公、疲惫和屈辱，一下子都有了解释。
原来我的贫穷，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合作，而是战争！
在这种观念的武装下，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各种左翼的报刊、杂志、漫画里，资本家不再是亚当·斯密笔下那个推动社会进步的‘无形的手’的一部分，而被刻画成了一个戴着高顶礼帽、挺着大肚子、嘴里叼着雪茄、手里拿着鞭子、吸食工人血汗的、贪婪而邪恶的漫画形象。
劳资矛盾，不再被看作是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的利益分歧，而被定义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罢工，不再仅仅是争取更高工资的经济手段，而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革命的色彩。
它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彰显阶级力量的正义之举。
美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尤金·德布斯，他曾是美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就公开宣称：‘只要还存在一个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只要还存在一个犯罪成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监狱里还有一个灵魂，我就不是自由的。’
这种极具道德感染力的语言，将劳工的经济诉求，升华成了一场解放全人类的圣战。
在这股强大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舆论推动下，欧美各国的政治天平，开始系统性地向劳工倾斜。
一系列旨在‘限制资本、保护劳工’的管制法规，被相继出台。
第一，是确立工会的垄断性谈判地位。
在美国，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被誉为‘工会的大宪章’。
它明确规定，一旦一个企业的大多数工人投票选择成立工会，那么这个工会就成为所有工人‘唯一且排他性’的合法代表。企业主必须与工会进行‘善意’的谈判。
这实际上，是用国家法律，授予了工会在劳动力供给上的垄断权。它剥夺了那些不愿意加入工会的、或者想和老板单独谈条件的工人的自由。
第二，是推行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法。
理由很简单：既然资本家总是想尽办法压低工资，那政府就必须划定一条底线，来保护最弱势的工人。
1938年，美国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是对企业利润和富人收入征收高额的累进税。
既然利润是‘不义之财’，那政府通过税收，把它拿过来，再用于社会福利，就显得天经地义了。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英国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一度高达90%以上！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这套基于‘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叙事的管制体系，最终带来了什么呢？
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工会力量极其强大的国家，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济陷入了一场长期的、被称为‘欧洲硬化’的慢性病。
因为强大的工会和僵化的劳动法，企业几乎无法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人员。
工资的增长，不是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取决于工会谈判的强硬程度。结果是，企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投资意愿降到冰点，失业率节节攀升。
在美国，同样的故事也在上演。
以汽车和钢铁行业为例，强大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为它们的成员争取到了全世界最高的工资和最慷慨的福利。
但代价是什么？
是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其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来自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对手。当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消费者开始青睐省油的日本车时，这些庞大而僵化的美国公司，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掉头。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铁锈地带’的形成。
大量的工厂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工会岗位消失。
讽刺的是，那些被工会‘保护’得最好的工人，最终却成了这个制度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赢得了眼前的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
一个清晰的链条再次浮现：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观念 → 催生出“劳资对立、阶级斗争”的负面舆论 → 推动了“强化工会、最低工资、高额累进税”的系列管制 → 最终导致了“欧洲硬化”和“美国锈带”的经济灾难。
一个错误的经济学理论，一旦与强大的社会情绪相结合，并转化为国家政策，其破坏力，可能比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持久和深远。
而这，还只是‘劳动价值论’在发达工业国家的表现。
当这颗思想的种子，被播撒到拉丁美洲那片充满了殖民创伤和民族激情的土壤里时，它又会结出一颗什么样的、更加奇异的果实呢？
南美的解放神学
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搞不懂。
那就是明明南美主要是白人，主要来自于欧洲，劳动力又巨丰富，他们与欧洲美国可以说宗教相同，语言相同，为什么欧美的工业转移不转向南美？
不仅如此，在十九世纪末的富裕堪比欧洲，但一二战，南美根本没有战争，长期保持和平，但为什么一百年过去了，日本、韩国成为发达国家，而南美却依然是成为全球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原因就在这篇文章里。
如果说，‘劳动价值论’在欧美，主要还是一场在工厂车间和议会大厅里展开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斗争。那么，当它登陆拉丁美洲这片土地时，它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化学反应’。
它与当地最强大的、最深入人心的力量——天主教信仰——结合了。
这次结合，催生出了一个极具感染力，也极具破坏力的思想怪物。它的名字，叫‘解放神学’。
要理解‘解放神学’，你得先想象一个场景。
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地点是巴西、秘鲁、尼加拉瓜的某个贫困村庄。
一位年轻的神父，他每天面对的，是那些在饥饿、疾病和无知中挣扎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祈祷，他们忏悔，但他们的生活，却毫无改善。
这位神父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圣经》里不是说，上帝是爱，耶稣是来拯救穷人的吗？那为什么，我眼前的这些穷人，却世世代代地活在地狱里？
传统的教会告诉他，要忍耐，要祈祷，要追求天国里的福报。
但这位年轻的神父，觉得这套说辞太苍白了。他需要一个能解释并改变眼前这个‘不义’世界的理论。
就在这时，他读到了一些从欧洲传来的、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讲的是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人的思想。
马克思告诉他：贫穷，不是天命，而是剥削！
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压迫性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少数的‘压迫者’（资本家、地主），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系统性地剥削和压迫着广大的‘被压迫者’（工人、农民）。
这位神父，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
他突然觉得，马克思的这套‘阶级分析’理论，和《圣经》里耶稣对穷人的关怀，完美地对上了！
《圣经》里的‘穷人’，不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吗？
《圣经》里那些法利赛人、富有的财主，不就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吗？
耶稣把放贷者赶出圣殿，不就是对‘金融资本’的斗争吗？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摆脱奴役，不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解放’运动吗？
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融合发生了。
以秘鲁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巴西神学家莱昂纳多·博夫等人为代表，他们开创了‘解放神学’。
这套神学的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几句话：
上帝，是优先选择站在穷人这一边的。
信徒的使命，不应该只是祈祷和等待来世的拯救，而应该是在此时此地，投身于解放穷人的政治斗争中。
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就是造成拉美贫困的那个‘结构性的罪恶’。
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革命者。他的任务，就是参与到摧毁这个不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接近‘上帝之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去。
你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的光环。
反对资本家，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诉求，而是一种宗教义务，是一种效忠上帝的行为。
这套‘解放神学’，以其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迅速在拉丁美洲的教会、大学和民间社会中传播开来。
它通过所谓的‘基础教会社区’，深入到最偏远的村庄和最贫困的城市贫民窟。神父们不再只是宣讲《圣经》，而是开始组织农民和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分析他们所受的‘剥削’。
于是，整个拉美的舆论风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矛头，被精准地指向了那些在拉美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
在智利，是美国的安纳康达****和肯尼科特铜矿公司。
在美国，是联合果品公司，它因为对中美洲各国的巨大影响力，而被戏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幕后主宰。
在巴西、阿根廷，是福特、通用这些汽车公司。
在‘解放神学’的话语体系里，这些公司，就是撒旦派到人间的使者。
他们支付给本地工人的低工资，被看作是赤裸裸的剥削。
他们开采本地的自然资源（铜、石油、香蕉），被定义为对国家财富的掠夺。
他们获取的每一分钱利润，都被认为是建立在拉美人民的血汗之上。
任何与这些公司合作的本国政府或商人，都会被斥为‘卖国贼’、‘帝国主义的走狗’。反美、反跨国公司的游行示威、抵制活动，甚至武装袭击，成了那个时代的家常便饭。
在这股夹杂着宗教激情和民族主义的强大舆论推动下，拉丁美洲迎来了一波激进的左翼执政浪潮。
这些上台的领导人，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通过军事政变，都将‘解放神学’的理念，付诸了国家政策。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70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
阿连德本人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当选，得到了天主教会中大量‘解放神学’支持者的鼎力相助。
上台之后，他立刻开始了他的‘智利社会主义道路’实验。
核心的管制措施，就是大规模的、带有惩罚性的国有化。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将美国资本控制的、占智利出口额80%的铜矿产业，完全无偿地收归国有。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经济顾问们，提出了一套基于‘劳动价值论’和‘依附理论’的精妙算法。他们声称，这些美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智利获取的‘超额利润’（也就是剥削智利人民的剩余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初的投资。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给他们补偿，他们还倒欠我们智利人民的钱！
除了铜矿，银行、电信、以及上百家大型的私人企业，也都被阿连德政府以各种方式接管或国有化。
同样的故事，也在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上演。
秘鲁的左翼军人政府，在胡安·贝拉斯科将军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将美国的石油公司等重要资产收归己有。
那么，这场以‘解放’和‘上帝之名’进行的、旨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伟大社会实验，其结果如何呢？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教科书级别的经济灾难。
在智利，阿连德执政的短短三年里：
**生产全面崩溃了。**那些被国有化的铜矿和工厂，在赶走了外国专家和本国企业家之后，管理陷入混乱，生产效率一落千丈。同时，政府强行实施价格管制，导致农民和商人完全失去生产和供应商品的意愿。
生产崩溃后必然发生物资短缺。
商店的货架变得空空如也。首都圣地亚哥的家庭主妇们，每天得花上几个小时排长队，才能买到一点点面包、糖和食用油。她们敲打着空空如也的锅盆，上街游行，这成了当时智利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为了应付急剧膨胀的福利开支和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阿连德政府只能疯狂地印钞。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00%！
最终，在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血腥的军事政变。陆军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了对总统府的攻击，阿连德在战火中自杀身亡。
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旨在建立一个更公平社会的理想主义政府，就这样，在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暴力中，悲剧性地落幕了。
你看，一个完美的闭环又出现了：
“劳动价值论”与宗教激情结合，催生出“解放神学”这一错误观念 → 形成了将“跨国公司”等同于“结构性罪恶”的强大负面舆论 → 推动了阿连德等左翼政府实施“大规模国有化”的激进管制 → 最终导致了“生产崩溃、物资短缺、恶性通胀”的全面经济灾难，并引发了残酷的军事独裁。
‘解放神学’的初衷，是想把拉美人民从贫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但它所指引的道路，却通向了一个更深、更黑暗的奴役。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诊断错了病根。它把拉美的贫困，归咎于外部资本的‘剥削’，而没有看到，正是自身薄弱的产权保护、不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和对市场经济的敌视，才使得真正的、能够创造财富的资本，在这里望而却步。
聊完了欧美工运和拉美解放神学，我们最后，要去看看‘劳动价值论’最彻底、最原教旨主义的实践。
苏联的灾难
我们要去那个用镰刀和锤子作为国旗的国家——前苏联。
看看当‘剥夺剥夺者’这句口号，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折不扣地执行时，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组织，叫布尔什维克党。
这个国家，叫苏维埃俄国。
这个故事，将不再是关于某个具体的管制政策，而是关于一场旨在彻底消灭市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利润的、人类历史上最宏大、也最惨烈的社会实验。
它将以最极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一个错误的经济学观念，其破坏力，究竟可以达到何种恐怖的程度。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我们都无比熟悉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宁，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一个钢铁般的实践者。
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不是将其看作一种有待商榷的经济学说，而是将其奉为绝对的、科学的、不容置疑的真理。
在他的世界观里，整个世界被清晰地划分成两半：
一边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创造了一切财富、却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另一边是占人口极少数的、不劳而获、靠占有生产资料来吸食无产阶级血汗的资产阶级。
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妥协和调和的余地，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
而历史赋予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下的那句名言：
‘他们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因为，既然私有的生产资料（工厂、土地、机器）是资本家进行剥削的工具，那么，解决剥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个工具，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变成‘全体人民’共同所有。
这个过程，必然是暴力的。因为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剥削工具。所以，必须通过一场暴力革命，来‘剥夺剥夺者’。
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一种崇高的、替天行道式的道德正义。
1917年的俄国，为这套激进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持续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这个庞大的帝国拖得精疲力尽。前线，数百万士兵在毫无意义的堑壕战中死去；后方，经济崩溃，粮食短缺，城市里的人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在二月的革命中被推翻。但接替他的临时政府，却继续着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
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极度的厌战、绝望和愤怒的情绪。
就在这时，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向饥饿的民众，喊出了三个最简单、也最诱人的口号：
‘和平！土地！面包！’
和平：立刻停止战争，我们再也不给资本家当炮灰了！
土地：把地主的土地都没收了，分给农民！
面包：把工厂主的工厂都收过来，由我们工人自己管理，我们自己生产面包！
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政治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苏维埃’，是俄语里‘代表会议’的意思。当时在各大城市和军队里，都自发成立了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会议。这个口号，等于直接绕开了议会和临时政府，要让底层的工人和士兵，立刻掌握权力。
对于一个食不果腹、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彼得格勒工人来说，这套话语，是多么地具有吸引力啊！
他不需要懂什么复杂的理论，他只需要知道：** **
我今天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那些该死的工厂主、地主和支持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客造成的！只要把他们都打倒，我们就能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
对富人、对有产者的刻骨仇恨，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机器，煽动到了顶点。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不破不立’的革命狂热之中。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
上台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立刻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推论，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实践。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旨在彻底消灭市场经济的社会工程：
第一步：消灭私有产权。
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颁布了《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将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农民使用。
紧接着，通过一系列法令，宣布对****银行、铁路、航运、外贸以及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
第二步：消灭市场交换与货币。
在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1），苏维埃政权推行了一种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政策。他们认为，既然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的特征，那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取消它。
实行余粮收集制：派出武装征粮队，到农村去，把农民除了口粮之外的所有余粮，都强制性地、无偿地收缴上来。** **
取消商业：取缔一切私人贸易。
实行实物配给制：在城市里，根据你的阶级成分和工作性质，给你分配定量的、实体的面包、肥皂、布匹。
劳动义务制：强制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
他们真诚地相信，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分配，可以直接跨过商品经济这个阶段，跑步进入一个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天堂。
那么，这个基于最纯粹的‘劳动价值论’逻辑所构建的人间天堂，其真实景象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间地狱。
后果都是一样的，首先迎来的就是生产的全面崩溃。
米塞斯的洞见早已说明这一切，在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市场竞争、没有真实价格信号的经济体里，中央计划者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计算’。
他不知道，应该生产多少钢铁，多少煤炭；他不知道，应该把稀缺的资源，优先用来造拖拉机，还是用来造纺织机。因为没有市场价格这个‘仪表盘’，整个经济，就像一艘在黑夜里失去了导航的巨轮，陷入了一片‘计算混沌’之中。
国有化后的工厂，管理陷入混乱，纪律废弛，产量急剧下降。许多工厂，甚至连取暖的燃料都找不到，只能停工。
而农村的景象，则更为惨烈。
农民们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会被武装征粮队给抢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瞬间降到了冰点。‘你抢，我就不种了！’许多农民开始只种勉强够自己吃的口粮，或者干脆把土地抛荒。
生产崩溃和粮食征收，直接导致了1921-1922年的俄国大饥荒。在这场和平时期的大饥荒中，据估计，有超过500万人口死亡。伏尔加河流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接着，是自由的全面丧失。
那个‘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美好承诺，很快就破产了。
事实证明，由工人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于是，布尔什维克迅速转向了更为集权的‘一长制’，并成立了名为‘契卡’的政治警察组织，用恐怖和暴力，来强迫工人遵守劳动纪律。
那个承诺给农民‘土地’的口号，也成了一个谎言。土地名义上归‘人民’，实际上归国家。农民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支配权，甚至连自己的劳动果实都保不住。
一个旨在‘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最终，却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的奴隶。
面对这场灾难，连列宁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1921年，他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和私人贸易。
但‘劳动价值论’这个思想钢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这个新生政权的骨子里。斯大林上台后，很快就终结了‘新经济政策’，并开启了规模更宏大、也更残酷的农业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进程。
一个完美的、也是最极端的链条，在这里终结了：
“劳动价值论”这一错误观念被奉为科学真理 → 在一战的废墟上，成功煽动了“打倒剥削者”的革命舆情 → 催生了旨在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的终极管制 → 最终导致了“经济全面崩溃、大饥荒和自由全面丧失”的人间悲剧。
从欧美工运，到拉美解放神学，再到俄国革命，我们看到，‘劳动价值论’这条思想的主线，是如何在不同的土壤里，开出了不同的恶之花。
它的致命吸引力，究竟在哪里？
我想，就在于，它为‘嫉妒’和‘怨恨’这种人类最原始的情感，穿上了一件名为‘科学’和‘正义’的、最华丽、也最坚硬的外衣。
它告诉我们，你的贫穷，不是你的责任；他的富有，就是他的原罪。
它将一个复杂、动态、充满合作的经济世界，简化成了一个简单、静态、只有斗争的敌我战场。
它抹杀了企业家在组织生产、预判市场、承担风险、推动创新中的一切贡献。
它将利润，这个对成功服务消费者的奖赏，定义为一种可耻的盗窃。
你看看，仅仅因为斯密、李嘉图这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价值论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懒惰、轻易妥协，就酝酿了这么大的全球灾难。
那么，这座看起来如此坚固、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理论大厦，它真的无懈可击吗？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又在哪里？
早在19世纪末，就在马克思的著作还在被引为“革命圣经”的时候，另一场不那么惊天动地，却在思想史上更为深刻的革命，已经悄然发生了。
史称“边际革命”。
这场革命，将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对‘价值’这个词的全部理解。
它将告诉我们，一个东西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它的人付出了多少汗水，而取决于想要得到它的人，有多么需要它。
这就是经济学史上的主观价值论的提出，他彻底的颠覆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以来的价值论观点，从而让人类从此走出了错误思维的桎梏。
解决水钻悖论，才是证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彻底错误的唯一方法。
我们挖出了那个潜藏在近两个世纪全球‘反商反资本’浪潮之下的思想‘震源’——劳动价值论。
我们看到，这个‘汗水=价值，利润=盗窃’的简单观念，是如何在欧美，变成了工会斗争的战斧；在拉美，变成了‘解放神学’的十字架；在前苏联，变成了‘剥夺剥夺者’的断头台。
它就像一个强大的思想病毒，一旦感染，就会让人看世界的眼光都发生偏转，把合作看成斗争，把共赢看成剥削。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病毒，有解药吗？
有。
而且，解药被发现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就在卡尔·马克思还在大英图书馆里，奋笔疾书，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时候。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一场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在思想史上堪称‘哥白尼式革命’的头脑风暴，已经悄然发生了。
这场革命，将彻底颠覆此前所有关于‘价值’的定义。
它将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到近乎常识，却被无数聪明人忽略了上千年的真相：
一个东西的价值，从来就不‘内在于’这个东西本身，不取决于它是由什么构成的，也不取决于制造它的人付出了多少汗水。
它的价值，只存在于一个地方——那就是，你的心里。
或者说，价值，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的、此时此地的主观评价。
这个听起来有点玄的观点，就是我们这一章要为你隆重介绍的‘解药’——主观价值论。
我保证，一旦你理解了这个观念，你再回头去看我们之前讨论的劳动价值论所推导出来的各种结论，你会觉得，它们简直荒谬得像一出喜剧。
要理解这场革命，我们得先回到那个让亚当·斯密头疼不已的‘水与钻石的悖论’。
为什么救命的水那么便宜，而没啥大用的钻石那么贵？
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开采钻石付出的劳动，和建设一个城市的供水系统付出的劳动，哪个更多？这根本没法比较。
这个难题，像一个幽灵，困扰了经济学家们近一百年。
直到19世纪70年代，几乎在同一时间，在欧洲的三个不同地方，有三个互不相识的男人，独立地想出了同一个答案。
他们是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奥地利维也纳的卡尔·门格尔，和瑞士洛桑的里昂·瓦尔拉斯。
他们共同开启了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这三个人也被称作为边际三杰。
‘边际’这个词，听着有点学术，但它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新增的那一个单位’。
这三个天才，他们的核心洞见是：人做决策时，不是在‘所有水’和‘所有钻石’之间做比较，而是在‘再多一杯水’和‘再多一颗钻石’之间做权衡。
决定一个东西价格的，不是它的‘总效用’，而是它的‘边际效用’——也就是你消费的‘最后一个’单位，或者你将要消费的‘下一个’单位，带给你的满足感。
我们来举个例子。
想象一下，你刚在撒哈拉沙漠里走了三天三夜，渴得快要死了。这时候，我给你一瓶水。这第一瓶水，对你来说，价值连城，你愿意用身上所有的钱去换。它的边际效用，是无限大。
你喝完了，还是渴。我再给你第二瓶。这第二瓶水，它的边际效用，在下降。
到了第三瓶水，这时，你已经性命无虞了，这时，让你先水和钻石，你就不一定选择水了，你这时的主观价值排序中，你可能就会选择钻石了。
你的主观价值随时在发生变化，水和钻石，在每一个时刻点对你的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
你看，‘边际效用递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心理规律。
现在，我们再用这个武器，去砍‘水与钻石的悖论’。
水，对人类的总效用，当然比钻石大得多。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水，是极其丰裕的。
我们随时都能得到它。所以，我们决策时面对的，永远是那个‘第N+1杯水’，它的边际效用，非常非常低。
所以，它的价格，也就非常非常低。
而钻石呢？它极其稀缺。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面对的，永远是那个‘第一颗钻石’。
它带给我们的那种满足感、炫耀感、或者求婚成功后的幸福感，是巨大的。它的边际效用，非常非常高。所以，它的价格，也就非常非常高。
悖论，就这么被轻而易举地解开了。
这场‘边际革命’，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夜空。
它把价值的源头，从生产端，从那个客观的、过去的‘劳动投入’，一下子拉到了消费端，拉到了这个主观的、未来的‘欲望满足’。
从此，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立在了一块全新的、坚实的地基之上。
这个地基，就是“价值，源于主观评价”。
那么，这个看起来有点抽象的理论，到底有什么用？它能如何帮助我们，去戳破那些现实世界里的舆-论泡沫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把‘主观价值论’的手术刀，去解剖几个具体的、在欧美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的现象。
先要回到所谓的劳资冲突。
当"剥削"遇见真相
虽然上一章讲过，但还是要从那个最著名、最"科学"、最让人信服的概念开始——剩余价值开始
马克思的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
工人老王，在一家制鞋厂工作。他一天工作8小时，制造了10双鞋子。每双鞋子在市场上卖100元，总共1000元。但老王只拿到了200元的工资。
那剩下的800元去哪了？
被资本家偷走了！
这800元，就是老王被"剥削"的"剩余价值"。
这个逻辑，简单、直观、愤怒。它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它给了千千万万感到愤怒的人一个明确的敌人，一个清晰的目标。
但是，这个看似完美的逻辑，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它假设：那10双鞋子的1000元价值，是老王"创造"出来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做一个残酷的思想实验。
老王，带着他精湛的制鞋手艺，跑到撒哈拉沙漠的正中央，那里没有鞋店，没有顾客，什么都没有。他花了一整天，用沙子和骆驼毛，精心制作了10双"鞋子"。
请问：这10双鞋子值多少钱？
答案是：一文不值。
不管老王付出了多少汗水，不管他的手艺多么精湛，只要没有人需要这些鞋子，它们的价值就是零。
价值，不是老王"放进"鞋子里的东西。价值，是消费者"给予"鞋子的评价。
没有消费者，就没有价值。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
价值不由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消费者最终的主观上的评值决定。
那么，在制鞋厂里，到底是谁创造了那1000元的价值？
是老王的手艺？
当然，这是必要条件之一。但仅仅有手艺还不够。
是那家制鞋厂的老板？
让我们看看这个老板都做了什么：
他调研市场，发现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鞋子。他设计产品，决定款式、颜色、尺码的搭配。他采购原材料，确保质量和成本的平衡。他建立销售渠道，让鞋子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他承担风险，如果鞋子卖不出去，所有损失都由他承担。
是那些购买鞋子的消费者？
没有他们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再好的鞋子也只是一堆废料。
你看，价值的创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场复杂的、多方参与的协同表演。
老王的手艺、老板的市场洞察、消费者的购买需求，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那1000元的价值都不会存在。
“剩余价值"理论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把一个多方协作的成果，完全归功于其中一方。
荒谬吗？当然荒谬。
但这正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逻辑。
如果剩余价值是个伪概念，那么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整套"剥削理论”，自然也就轰然倒塌了。
但是，批评者会说：等等！如果真的是公平交易，为什么程序员拿2万，老板却能赚200万？这难道不证明了剥削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触及了另一个被严重误解的概念——工资。
在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下，工资应该等于工人"创造"的价值。如果工资低于这个价值，就是剥削。
但主观价值论告诉我们：工资，就像所有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为什么顶级程序员能拿到年薪百万，而普通工人只能拿到几万？
不是因为程序员"创造"了更多价值，而是因为：
**第一，稀缺性不同。**能写出高质量代码的程序员，在全世界都是稀缺资源。而能进行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人，相对来说供给充足。
**第二，可替代性不同。**一个顶级程序员的离职，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延期或失败。而一个普通工人的离职，通常可以很快找到替代者。
**第三，影响范围不同。**一个程序员写出的代码，可能被几千万用户使用，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而一个工人的劳动，影响范围相对有限。
总结来说，不同劳动者的收入，是由这个人对于一个企业的边际上的价值决定的，也是由企业主主观进行评值的。
他最终依然是由消费者们来决定的，如果老板的判断与消费者的评值判断不一样，花了大价钱雇佣了一个没有让消费者不愿意为他的劳动增加付出的人，那么，老板在这一笔劳工交易中，将发生亏损。
那么，企业家创造了价值吗？是剥削者吗？
不，企业家是最重要的预测消费者主观价值评判的人。
他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组织资源为消费者生产，如果判断错误，他就要亏损。
因为价值最终是由消费者的主观评值决定。
按马克思的理论，如果存在剩余价值，那将推导出一个无比荒唐的悖论：
既然雇佣工人，就能剥削工人，就能获得剩余价值，那么，现在这个社会，谁不能开家公司？租个小写字楼，一个月 仅需一千块，马上可以雇佣两个员工，然后开始剥削他们。
我就见过一个忠实的马克思理论的支持者，他在高校读完马理论后，就坚定了一个信念，我一定要当一个剥削者，不要当一个受剥削者，然后离开大学就拿着家里的钱去创业。
结果，你可想而知，他把家里给的几十万亏个精光。
他不仅没有拿到什么剩余价值，没有当上剥削者，反而成为了征信黑名单用户。
如果剥削阶级是存在的，那么，你怎么解释中国中小企业三年破产率90%，你怎么解释，大部分卖房卖车的，全部是那些失败的企业家？
不是可以天天剥削工人赚到剩余价值吗？怎么全部亏损了呢？
马克思是怎么回应这些问题呢？他开始了胡说八道。
马克思会说，个别企业家的失败并不能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就像个别工人失业不能否定工人阶级的存在一样。
剩余价值是在整个社会层面被资本家阶级集体剥削的，而不是每个资本家都能成功剥削。
这就是在说胡说了，既然每一个资本家雇佣劳动者的行为，对应不了具体的剩余价值，对应不了剥削行为，那这个理论就完全是错误的。
马克思还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利润率趋于平均化"。一些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另一些则亏损，但总体上剩余价值还是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失败的企业家只是这场竞争中的失败者。
那我就要问了，既然很多企业在亏损，那他们剥削的剩余价值去哪了？
最后马克思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打圆场，他说，“不是所有企业主都是资本家”，需要区分"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
那些小企业主、个体户，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家"，而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往往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处于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中间地位。
既然雇佣就是剥削，那你搞出这些例外来，这还是一个能逻辑一致的理论吗？
最后，马克思实在解释不了啦，就往垄断上扯，他说，真正的剥削来自于对生产资料的垄断。那些失败的小企业主并没有形成垄断，所以无法获得稳定的剩余价值。
只有大资本家才能通过垄断地位持续剥削工人。
这又是明显的错误，因为不管你多大的企业，一般定义的垄断是说其市场份额上的垄断，是相对于消费者的垄断，你在劳工市场上，哪来的垄断？
你是一个全球唯一的车企，但是你的员工依然可以去另一家手机厂上班。这种垄断的定义，与劳工与企业的交易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这只能证明了马克思在回应这个问题上的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理论不能保持逻辑一致，不断搞例外，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在阿里巴巴公司中，谁是"资本家"，谁是"无产阶级"？
马云是资本家吗？他最初只有5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按照传统标准，他连"小资产阶级"都算不上。
那些程序员是无产阶级吗？他们的年薪动辄几十万、几百万，比很多传统的"小老板"都富有。
那些持有阿里巴巴股票的投资者是剥削者吗？他们中很多是普通的退休工人，通过养老基金投资获得收益。
在今天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同时是劳动者、投资者和消费者。
如果企业家购买劳动力就是剥削，那你在小卖部买个东西也叫剥削。
讲完了剥削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劳动价值论，影响的可不只是剩余价值理论，还带来了大量的反商情绪。
接下来，我们要看另一个行业，那个让无数人又爱又恨的行业——奢侈品。
奢侈品
法国这个国家，对富人，有一种特别拧巴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的奢侈品行业感到无比自豪。
以贝尔纳·阿尔诺执掌的LVMH集团（旗下有路易威登、迪奥、蒂凡尼等），和弗朗索瓦-亨利·皮诺执掌的开云集团（旗下有古驰、圣罗兰、巴黎世家等）为代表的奢侈品帝国，是法国的经济支柱和国家名片。
但另一方面，当法国的左翼媒体和政客，比如‘不屈法兰西’党的领袖让-吕克·梅朗雄，需要煽动民众情绪的时候，这些奢侈品公司和它们的老板，就成了最好的靶子。
他们会质问：‘一个爱马仕的铂金包，成本才多少钱？凭什么能卖到几十万？这难道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吗？’
‘阿尔诺和皮诺，他们成了欧洲首富，他们为社会创造了什么真实价值吗？他们不就是通过营销，给一堆普通的商品，贴上一个昂贵的标签，然后去收割那些虚荣的人的智商税吗？’
这种叙事，在法国非常有市场。
所以，‘对奢侈品征收重税’，就成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具有极高民意支持度的政治主张。人们普遍觉得，这是在‘劫富济贫’，是在实现社会公平。
你看，这种舆论的底层代码是什么？
又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劳动价值论’的幽灵。
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一个东西的‘真实价值’，应该约等于它的生产成本（材料费+工时费）。任何远超成本的售价，就是不合理的‘暴利’，就是‘泡沫’。
一个铂金包，用的那点皮料，加上工匠几个小时的手工，成本能有多少？所以，它卖二十万，就是‘黑心’。
但‘主观价值论’，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
主观价值论告诉我们，一个铂金包的价值，根本就不在于那张皮，也不在于那个工匠。
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满足购买者的一系列主观需求。
它满足了对美的需求：它代表了顶级的设计、工艺和美学。
它满足了对稀缺性的需求：你不是想买就能买到，你需要排队，需要配货，这种获得的难度，本身就构成了价值的一部分。
它满足了社交认同的需求：拥有它，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圈层，它是一个无需言说的身份名片。
它甚至满足了投资和传承的需求：很多人买它，是因为它被认为能够保值，甚至升值。
你看，所有这些价值——美、稀缺、身份、梦想、投资预期——哪一个，是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
一个也衡量不了。
它们都是纯粹的、存在于消费者头脑中的、主观的评价。
消费者花二十万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装东西的皮具’，他们买的是一个由品牌历史、设计故事、明星效应、社交网络共同构建起来的**‘符号包裹’**。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奢侈品行业的本质，不是制造业，而是‘意义制造业’和‘梦想制造业’。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如果法国政府真的顺应民意，对奢侈品行业征收惩罚性的重税，或者进行价格管制，会发生什么。
第一，直接的经济打击。
你以为奢侈品行业，只是让阿尔诺和皮诺这两个人富了？
错了。
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金字塔形的产业链。
塔尖，是那些顶级的创意总监和设计师。
往下，是成千上万名拥有精湛手艺的皮具工匠、裁缝、制表师、珠宝匠。这些人，很多都是在法国的小镇里，世代传承的手艺人。他们是法国制造业的精华。
再往下，是遍布全球的几万家门店里，那些拿着体面薪水的销售人员、店长、橱窗设计师。
再往下，是为他们提供顶级皮革、面料、金属配件的供应商，是为他们拍摄精美广告的摄影师、模特和制作公司……
你对这个行业的塔尖征收一笔重税，这股压力，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地传导到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导致的是大量高技能岗位的流失。
第二，更致命的，是资本和人才的外逃。
LVMH和开云，都是全球性的公司。它们的市场在全球，它们的生产基地在全球，它们的人才，也来自全球。
如果法国的营商环境，因为这种‘仇富’的舆论和政策而持续恶化，你觉得阿尔诺和皮诺会坐以待毙吗？
他们当然不会。
他们会把更多的投资，放到意大利、瑞士。他们会把设计中心，搬到米兰、伦敦。他们会把更多的生产线，设在其他成本更低、政策更友好的国家。
他们甚至可以像德帕迪约一样，把公司的总部和自己的国籍，都迁到国外去。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是法国，这个奢侈品王国的桂冠，会慢慢褪色。那只最会下金蛋的鹅，会被人们以‘公平’的名义，亲手杀死。
幸运的是，近年来，像马克龙这样的法国领导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顶着压力，为企业和资本减税，试图留住这只鹅。
但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对一个行业的价值的误判，尤其是基于“成本论”的价值盲视，会催生出看似正义、实则极具破坏性的民粹舆-论和管制政策。
其最终代价，是整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丧失。
聊完了对‘奢侈品’这个有形商品的价值误判。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个更‘虚拟’、也更被妖魔化的东西——金融投机。
金融业
如果说，大家对一个包包的价值，还只是停留在‘不理解’的层面。那么，对于金融市场里的很多行为，比如‘做空’、‘对冲’、‘衍生品’，公众的情绪，就直接是憎恨和恐惧了。
司马南在骂资本时，就天天骂金融业，谁要做了贷款公司，那就是万恶的资本家了，这种思维本质上也是劳动价值论导致，认为金融虚拟经济不创造 价值，这样的思想在中国，比剥削论更有市场。
在很多人看来，金融市场，就是一个巨大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赌场。里面坐着一群最聪明的、西装革履的赌徒，他们不生产一寸布、一粒米，却通过敲击键盘，就能让财富在不同账户之间瞬间转移，甚至能让一家好端端的公司灰飞烟灭。
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炼金术’，不，是‘吸血术’！
今天，我们就来解剖一场近年来最能体现这种公众情绪的、史诗级的大对决。
这场对决，发生在美国。对阵的一方，是华尔街最顶尖、最冷酷的对冲基金；另一方，是来自四面八方、聚集在网络论坛上的、成千上万的‘韭菜’散户。
史称——‘GameStop****圣战’。
故事的主角，是一家叫GameStop（游戏驿站）的公司。
这是一家主要靠在线下门店，卖实体游戏光盘和游戏主机的连锁店。你想想看，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大家都直接在网上下载游戏了，谁还去买光盘啊？
所以，这家公司的业务，一直在走下坡路，眼看着就要被时代淘汰了。
华尔街的那些对冲基金，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像梅尔文资本这样的顶尖基金，就开始大量地‘做空’这家公司的股票。
‘做空’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我赌你未来会跌。我先从别人那里借来你的股票，以现在的10块钱高价卖掉。等将来你的股价跌到1块钱了，我再从市场上买回来，还给人家。这一来一回，我就净赚了9块钱。
你看，做空者，就是一群靠着预测一家公司的“死亡”来赚钱的人。
这在普通人的道德直觉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你这不是在诅咒人家吗？太恶毒了！
就在华尔街的空头们，布下天罗地网，等着GameStop股价崩盘，好收割利润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美国一个类似咱们贴吧的社交新闻论坛，叫Reddit上，有一个叫‘华尔街赌场’的板块。这里聚集了一大群喜欢冒险、言语粗鄙、自嘲为‘猿人’和‘白痴’的年轻散户。
其中，一个网名叫**‘咆哮的小猫’的博主，真名叫基思·吉尔，他通过大量的研究，认为GameStop这家公司，其实并没有华尔街想的那么糟，它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他的分析，点燃了整个板块的情绪。
散户们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投资机会，更是一场向华尔街复仇的圣战！
凭什么这帮西装革履的精英，能决定一家公司的生死？
他们当年搞出金融危机，让我们父母失去了房子，现在又想来搞垮我们童年记忆里的游戏驿站？
兄弟们，团结起来！买入！持有！我们要把这帮空头，给活活挤爆！’（这个过程叫‘逼空’ ）
于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由网络舆论驱动的散户大军，向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发起了冲锋。
成千上万的散户，用他们零散的资金，疯狂地买入GameStop的股票。股价像坐上了火箭，在短短几天之内，从十几美元，一度飙升到了近500美元！
结果是，那些做空的对冲基金，亏得血本无归。
梅尔文资本，这家管理着上百亿美元资产的明星基金，在一个月之内，就亏掉了超过50%，最后不得不接受其他基金的紧急输血，才免于倒闭。
这场‘韭菜的胜利’，立刻成了全球媒体的头条。
整个舆论场，都为散户们的‘屠龙’壮举而欢呼。他们被描绘成反抗金融霸权、实现阶级正义的现代罗宾汉。而那些亏损的对冲基金，则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场舆论狂欢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错误观念？
它认为，价值，只能是正向的、建设性的。
你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做多），是看好它，是支持它发展，这是‘好的’投资。
你卖出一家公司的股票（做空），是看衰它，是诅咒它倒闭，这是‘坏的’投机。
这种观念，和‘劳动价值论’是一脉相承的。
它认为，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建设性’的行为，才创造价值。而像‘做空’这种纯粹的、基于负面判断的金融操作，是不创造任何价值的，它只是在进行财富的零和转移，甚至是在搞破坏。
但是，‘主观价值论’，再一次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主观价值论告诉我们，一个东西的价值，源于人们对它未来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主观评价。
这个‘评价’，当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做多者，是对一家公司的未来，做出了乐观的、正面的主观评价。他相信，这家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会很强。
做空者，则是对这家公司的未来，做出了悲观的、负面的主观评价。他相信，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已经过时，未来的盈利能力会很差。
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就像一个开放的言论广场，它既需要乐观者的赞美，也需要悲观者的批评。
做空者，就是这个市场里，最重要、也最勇敢的‘批评家’。
他们存在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第一，他们是市场的‘清道夫’和‘预警器’。
他们通过专业的、深入的研究，去寻找那些被高估的、存在泡沫的、甚至有财务欺诈行为的公司。然后，他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下注，通过做空行为，向整个市场发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小心！这家公司有问题！’
这种信号，有助于抑制资产泡沫的无限膨胀，让价格能更早地回归到合理的价值区间。这保护了那些后知后觉的投资者，免于在泡沫破裂的最高点接盘。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财务造假大案，比如美国的安然公司，中国的瑞幸咖啡，最初都是由敏锐的做空机构，比如浑水公司，率先发现疑点并公之于众的。
可以说，做空者，就是市场里的‘啄木鸟’，专门去啄那些已经被蛀虫侵蚀的‘坏树’。
第二，他们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和‘对冲工具’。
做空机制的存在，让那些持有大量股票的机构投资者（比如养老基金），可以有一个对冲风险的工具。当他们担心市场会下跌时，可以通过做空股指期货等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投资组合，从而避免在恐慌中大规模抛售股票，引发市场崩盘。
好了，我们再回到GameStop事件。
在这场民粹舆论的狂欢之后，美国政坛掀起了一场针对华尔街的‘清算’。
以伊丽莎白·沃伦为代表的进步派议员，立刻致信美国证监会（SEC），要求彻查对冲基金的‘掠夺性行为’，并呼吁对‘做空机制’进行更严格的限制。
国会甚至为此举行了听证会，把‘咆哮的小猫’吉尔、对冲基金的大佬，以及在线券商罗宾汉（Robinhood）的CEO，都叫到了一起进行质询。
想象一下，如果这种强大的舆论，最终真的推动了政府出台严厉限制甚至禁止做空的管制政策，会发生什么？
那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市场将失去一半的智慧。 一个只允许看多、不允许看空的市场，就像一个只允许唱赞歌、不允许提意见的社会，它必然是一个充满谎言和巨大泡沫的虚假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将被严重削弱。.
资产泡沫将更加肆无忌惮。 没有了空头的制约，那些擅长讲故事、炒概念的公司，其股价可能会被吹到天上。而当泡沫最终破裂时，其破坏力将比GameStop事件大得多，最终受害的，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投资者。
金融欺诈将更加难以被发现。 ‘啄木鸟’被赶走了，那些蛀虫，就可以更安心地侵蚀上市公司的价值，直到大厦倾塌。
幸运的是，美国相对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顶住了这股民粹的压力，没有对做空机制本身动刀。
但Game-Stop事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对一个看似“破坏性”的金融行为的价值的误判，会催生出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的强大民粹舆论。而这种干预，一旦实施，其结果，不是让市场变得更“公平”，而是让它变得更“愚蠢”和更“危险”。
聊完了对金融投机的误解，我们最后，要去看看另一个同样被视为‘不务正业’的行业——娱乐业。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无数人将这些人骂为戏子，其实是在说他们不创造价值，这依然是劳动价值论的翻版。
娱乐业
现在，我们要解剖最后一个，也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一个对象。
它就是——娱乐业。
这个行业，在今天，可以说是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闲暇时间。我们刷的短视频，追的剧，看的球赛，玩的游戏……都属于这个范畴。
但同时，这个行业，也承受着最多的道德指责。
它常常被批评为‘不务正业’、‘精神鸦片’、‘误国误民’。
而我们的案例，要选择一个把‘娱乐至死’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印度。
在印度，有两样东西，可以说是全民的‘宗教’。一个，是电影，特别是宝莱坞的歌舞片；另一个，是板球。
这个故事，将告诉我们，当我们用一种陈旧的、物质主义的眼光，去评判这些新兴的、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产业时，我们会犯下多么可笑，又多么危险的错误。
如果你去过印度，你会立刻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对电影和板球的狂热。
电影院门口，永远排着长队。宝莱坞三大‘汗’——沙鲁克·汗、阿米尔·汗、萨尔曼·汗）——他们的海报，被贴在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地位，堪比神明。
而当印度板球超级联赛开打时，整个国家都会陷入停顿。
板球巨星，比如维拉特·科利，他的每一次挥棒，都牵动着十多亿人的心。
这个巨大的、充满活力的娱乐产业，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IPL的媒体转播权，能卖出几十亿美元的天价。顶级电影明星和板球运动员的收入，更是高到令人咋舌。
但与此同时，一种强烈的批评声音，也始终存在。
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传统媒体和一些社会活动家。他们的论调，听起来总是那么地‘政治正确’，那么地‘忧国忧民’：
‘看看我们的国家吧！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那么多的孩子上不起学，还有那么多的村庄没有干净的饮用水！’
‘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怎么能容忍，一个演员、一个运动员，一场电影、一场比赛，就能赚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卢比？’
‘这太不道德了！这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错配！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修路、建厂、搞科研这些‘正事’上去，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大的发展啊！’
这种舆论，在印度非常有市场。它迎合了一种普遍的、对贫富差距的焦虑，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认为只有‘实体经济’才重要的**‘物质生产崇拜’**。
这种‘娱乐业无用论’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观念？
它是一种用‘工程师’的、或者说‘计划经济’的眼光，来审判市场所有人自愿作出主观价值判断的傲慢。
在这种眼光看来，社会资源，就像一堆乐高积木。应该有一个聪明的、全知的‘大脑’（通常是政府或知识精英），来规划这些积木，应该优先搭成一个‘工厂’、一个‘大桥’，还是一个‘火箭’。
而‘电影院’、‘体育场’这些东西，则是次要的、奢侈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浪费”了本可用于更“重要”事业的积木。
这套逻辑，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它和‘劳动价值论’，是表兄弟。
它们都试图用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精英的标准*，去定义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一个工程师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造出机器。一个农民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种出粮食。
而一个演员的唱唱跳跳，一个运动员的跑跑颠颠，它们创造了什么‘物质’财富吗？没有。所以，它们是‘没价值’的，或者说，它们的价值，不应该那么高。
但‘主观价值论’，再一次，给了我们一个颠覆性的视角。
主观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一句话：价值，不由生产者定义，也不由评论家定义，而只能由消费者定义。
一个东西是否有价值，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满足了某个人的主观需求。
你饿了，需要一个面包来填饱肚子，这是一种需求。
你辛苦工作了一天，感到疲惫和空虚，需要看一部两个半小时的宝莱坞电影，来获得放松、快乐和情感的宣泄，这，同样是一种需求。
而且，这两种需求，没有高下之分。它们都是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最真实、最迫切的感受。
沙鲁克·汗的天价片酬，维拉特·科利的天价合同，它们是怎么来的？
不是印度政府给的，也不是哪个评奖委员会定的。
而是由数以亿计的印度消费者，用他们口袋里一张张的卢比，一张张的电影票，一次次的付费订阅，共同‘投票’投出来的。
每一个印度观众，当他决定花100卢比去看一场电影，而不是用这100卢比去多买几个土豆时，他就在用自己的行动，向整个市场宣告：在此时此刻，这部电影带给我的精神满足，其价值，要高于那几个土豆带给我的生理满足。
整个娱乐产业的巨大财富，就是由这无数个微小、分散、却真实无比的‘主观评价’，汇集而成的。
明星和运动员，他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收入，是因为他们是这个价值创造链条上，那个最稀缺、最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
你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万个愿意跑龙套的演员，但你找不到第二个沙鲁克·汗。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指责娱乐业‘不创造价值’，或者‘价值与收入不匹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价值裁判’，而这个裁判，在真实的市场中，根本就不存在。
好了，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
如果印度政府，真的被这种‘娱乐业有害论’的舆论所绑架，决定要对这个行业，进行严厉的管制，会发生什么？
第一种管制：征收惩罚性的“罪恶税”。
政府可以宣布，电影、板球比赛，和烟、酒、赌博一样，都是‘不健康的’消费，要对它们征收高额的消费税或娱乐税。
后果是什么？
电影票价和比赛门票价格，会大幅上涨。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收入不高，但恰恰最需要这些廉价娱乐来慰藉心灵的普通大众。他们看一场电影的成本，可能就从一顿午饭钱，涨成了一天的饭钱。他们这点可怜的快乐，被剥夺了。
第二种管制：对明星的片酬进行行政限制。
政府可以规定，一个演员一部电影的片酬，不得超过某个上限。
后果是什么？
首先，是人才的流失。印度的顶级明星和导演，可能会更多地选择去好莱坞，或者去中东那些愿意为他们一掷千金的国家发展。
其次，是整个产业质量的下降。既然演得好演得坏，最高都只能拿那么多钱，那明星们努力提升演技、挑战高难度角色的动力，就会大大减弱。整个宝莱坞，可能会陷入一种‘吃大锅饭’式的平庸之中。
最终的灾难是什么？
是印度，这个国家，将亲手摧毁自己最具全球竞争力的、最强大的软实力产业。
宝莱坞的歌舞片，是印度最重要的文化输出符号，它在中东、在非洲、甚至在东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IPL联赛，是全世界商业上最成功的体育联盟之一。
这些产业，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就业，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向全世界，讲述着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印度故事’。
如果因为一种狭隘的、物质主义的、工程师式的价值偏见，而用管制扼杀了这个产业。那将是印度这个国家，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一个社会，如何看待那些不能直接填饱肚子，但却能滋养心灵的产业，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只能停留在生存层面，还是能够走向一个更丰富、更多元、更繁荣的文明。
*结语*
好了，两篇文章，两万字，我用了很长的篇幅，只为了阐明一个核心观念——主观价值论，用来批驳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一倒，什么剩余价值，什么阶级斗争，这一切理论全部失去了根基。
我们从毕加索的画，到爱马仕的包；从华尔街的做空，到宝莱坞的歌舞。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看似‘不合理’的价值现象，背后都有着同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逻辑。
这个逻辑，我再为你重复一遍：
价值，源于需求，源于评价，源于每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独特偏好的个体。它不是客观的、不是唯一的、不是由成本决定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等于完成了我们最核心的一次‘世界观升级’。
我们等于给自己装上了一副全新的、能够洞察经济世界本质的‘X光眼镜’。
戴上这副眼镜，我们再去看那些‘反商业反资本’的舆论，就会发现，它们所有的立论基础，从根上，就是错的。
以上讲的都是国外的案例，实际上，你只要身在中国，观察舆论，上面这些舆论哪里不在中国涌现呢？
骂资本，996、反金融、认为房地产没有价值，认为直播要打赏没有价值…..
多如牛毛。
回到上一篇的开始，他依然是斯密面对水钻悖论轻率下的一个结论，就带来了几百年来的滔天舆论。
世界是由思想家主导的，思想帝王们的观念，才是当下世界各种纷争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