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国家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恢复经济活力。司马南是诋毁和反对民营经济的急先锋，他挟几千万粉丝，掀起了一场打压民营经济的舆论风暴，令民营企业家们个个胆战心惊。实际上，正是他和他的粉丝的不断煽动，导致了一系列打压民营经济的政策出台。

许多“自由派”说，即便如此，司马南也有发表这种言论的自由。

他们都非常崇尚一句名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同意，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伏尔泰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流传甚广，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我首先想说的是，人家司马南才不用你去操心和捍卫，你先关心一下你自己比较好。人家活得很滋润，没人动的。但你会不会这样幸运，就不一定了。

言论，如果仅仅是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比如你说苹果好吃，我就说苹果难吃；你说物质基础比较重要，我说精神享受比较重要。那么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各说各的就完了，爱咋说咋说。

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主张要瓜分他人的财产，对我们现存的自由与和平的社会合作秩序进行攻击，要不要捍卫他的“言论自由权”？

当然不。

他说的是完全错误的，我为什么要捍卫他的所谓“言论自由权”？

产权原则是无可辩驳的，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绝对正确。你否认真理，并不代表真理就不存在。那么当一个人在你耳朵旁一直说太阳在绕着地球转的时候，你会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吗？你只会说：闭嘴！

对这种绝对错误的言论，我们不但不应当捍卫，反而应当对其发起最猛烈的攻击，其目的就是让他闭嘴。这时候搞所谓“谦谦君子之风”，并不是真君子，反而是放弃原则。

不要低估谬误的力量，也不要高估真理的力量。真理有时候并不会自动地取得胜利，它需要杰出之士想出一些正确的思想，还需要人们不遗余力地去传播和捍卫它。

二

一个人有没有“言论自由权”？

你可以到我家里来胡说八道吗？不可以。我会把你驱逐出去。你要是跑到我家里来，说要放火烧了我家房子，那对不起，我可以崩了你。因为你已经在威胁使用暴力伤害我的身体和财产。

你有没有在剧场里无中生有地喊“着火了”的权利？没有。因为剧场产权人不允许你这样做，你若是违反了，就是在侵犯剧场主人的产权。产权人可以将你驱逐出去，若造成损失，可以要求你赔偿。若是因为这句话引起踩踏事件，你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所以这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权，有的只是产权。

在自己的产权之上，你可以做任何事，当然包括说话——只要不伤害他人的产权。这就是行使自己的自由，不侵害他人自由的“第一原理”。

你在你家里裸体跳舞，是因为你有“裸体跳舞的权利”吗？不是。而是因为这所房子的产权属于你。

假如印刷厂没有了产权，都由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控制，由它来决定什么应该被印刷什么不应该出现在市面上，那么你谈出版自由，就是一句空话。

抽离了产权原则谈自由，都是耍流氓。而且，这时候的“自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自由，那就是财产。

那司马南攻击民营经济，用的是谁的财产？

用的恰恰就是民营企业家的财产，例如腾讯、微博、抖音。他反资本，然而这些平台企业就是巨量的资本堆起来的。

如果按照正常的产权原则，这些平台企业完全可以封掉他。这就是他们的产权（逻辑一致地，他们也可以封我）。谁会容许一个人整天跑自己家里说“我要杀了你”呢？

这是我们说要封掉夹头的正确办法。即平台企业基于产权原则禁止他主张侵犯企业产权。任何人可以基于产权原则杯葛他、抵制他，例如我们的微信群，禁止分享转发他的胡言乱语，除非是为了批判用，朋友圈里谁要是支持他，那我们就拉黑他并在日常生活中对他倍加提防。当所有人都基于私产原则不听他瞎比比，他实际上就被封掉了；当所有人识破了他的谎言和祸心，不但不听他的，甚至拒绝与他交换时，就相当于将他流放——像个野兽一样被开除出人类社会。

那平台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是因为平台企业的产权处于羁束状态，受限制了。这个问题你懂的。按住不表。

三

司马南的行为与自由毫不相关。

自由的反面是什么？是强制。强制是什么？就是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财产。

我现在说，把你的财产分我一半，否则我就砍了你。这不是自由，这就是强制。

那你说，司马南并没有对谁直接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啊，他就是在说话啊？

我们要再次强调，权力不是唯物主义的枪炮，而是观念决定的。煽动舆论，由舆论转化为立法和政策，这些立法和政策有垄断暴力作为后盾，必然是强制执行的。当人们谈到“国家”一词时，即意味着强制和胁迫，不论它是什么形式，均是如此。

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当大部分人通过投票同意剥夺少部分人的财产，并以立法的形式执行时，它就构成了对少数人的强制。

司马南就是借助垄断暴力，来打压甚至消灭他所反对的群体。这比他自己挥舞拳头去找民营企业家的茬，要严重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是垄断暴力则是毁灭性的而且是无差别的。

所以司马南的行为与自由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人都没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侵犯他人财产的“权利”。不论他采取的是直接的侵犯方式还是间接的立法侵犯方式。

言论就是一种行动，行动就有后果。既然有后果，那就要承担责任。

如果不是这样，会出现荒谬的局面：

一个人站在广场上，向他的受众发表演说，他编造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劫掠他人财富是正义的，他的受众因此相信了他的蛊惑，去把地主家的家产抢劫一空，难道他不用承担责任吗？

司马南的几千万粉丝，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背后高超的团队作战，可比一个小广场要厉害千百倍。

如果你说他只是在表达观点，所以有这样的“言论自由”，那这样说的话，艾希曼就是无罪的，他就是站在那里说着话，指挥着建筑工人建设集中营，然后“有条不紊”地将犹太人推进毒气室的。希特勒也是无罪的，因为他并没有亲手处死哪个犹太人或者吉普赛人，他就是站在广场上煽动，民众就相信了，然后600万犹太人就命丧黄泉。

追究法律责任，讲究原因和后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不能无限追溯。按照实在法，司马南的行为可能也不会受到追究，但那也不能免去他的伦理责任。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说过要将司马南判刑，只是在说，基于产权原则让他闭嘴，并且杯葛他。

正是由于被错误理解的“言论自由”，导致说话不用负责任，而将责任“外部化”了，所以才激励了司马南的乱说。许多经济学家也是这样，胡言乱语而不用承担代价。

那如果我们说司马南不用为此负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说那些传播错误观念的伪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要为人类历史上的灾难负责呢？

四

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布伦南大法官撰写了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的判词：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人员的一些言辞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是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

人们被它所传递的价值观打动，将其套在了所有“公共事务”上，却忘记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共事务？

因为产权不明晰了，即存在大量的公有财产。国有化了，才会有“公共事务”。

就说言论的传播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一个“公共事务”。打上“公共”的旗号，就意味着信口雌黄的观点都可以粉墨登场。

但是假如是一个私产社区，人们相互尊重财产权，人们可不可以约定：凡是发表任何侵犯私产言论的人，我们就将他驱逐出去，或者不允许他进入？

答案是当然可以。

因为这是一个足以毁灭这个社区的信条。

这跟所有人形成共识，我们不准传播邪教，是一个道理。

把一个国家想象成若干私产社区，道理也是一样的。当所有私产社区都遵从这样的信条时，这种反社会的言论自然就会销声匿迹。

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公有领域存在，因此私产社区的约定受到了侵犯，才有了司马南到处煽风点火的空间。因为在公有领域，公有财产的临时代管人就可以在这些公有资产之上设定规则。这个规则必定是一刀切的，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都缺乏了正义性。比如它就可以搬出“言论自由”的条款说，司马南不论怎样说，都是他的自由。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他并没有在别人的私产社区内胡说八道的自由。

所以，去你的公共事务！

那么在公有领域现实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边际改善？

那就是以尽可能私有化的方式去运营它。

好比一家国企，如果引入负责人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机制，尽管它还是国企，就相比过去大锅饭要好一点。又好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尽管仍然产权不完整，但是比起完全的集体所有制，就要好一点。

官员是所有公共财产的临时代管人，他这时候如果出台一项政策，说禁止所有反对民营企业的言论传播，因为这从长远看不符合我的利益——把他们都搞死了，我从哪里收税？

这就是向私有化方向的迈进，就是一种边际改善。

那这就成了呼唤神龙，用魔法打败魔法，最终导致权力扩张，人人不安全了？

我个人认为不是。

因为什么是反社会的言论，是清楚的，判断标准就是产权原则。我们呼吁的是禁止那些侵犯私产的言论，而不是其他。一种言论不侵犯私产，当然就不应当禁止。当所有反私产的言论不得传播，私产就更有了保障。当私产有了保障，公有领域就减少。因此这反而是权力从私产领域的后退，也就是缩减权力。

一国法律若是按照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原则确定：任何侵犯私产的言论不得传播。我看没有什么不好的。把这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巨型的私产社区就好了。

另外，在一个权力现实存在的社会里，它的行使有没有好坏之分，或者说，有没有更不坏之比较？

这就是一个中间状态如何选择问题。

一国征收50%的所得税，另一国征收20%，我们就说后者更“好”一点。尽管最好的情况是0%。

那么，禁止还是鼓励侵犯私产言论的存在，当然也有比较。怎么做更好一点，还是能够辨识清楚的。

我们不能说，由于有权力的存在，所以一切都是错的。毕竟，我们不能说，一个垄断的安保机构去抓捕杀人犯，是错的。尽管它也是权力的行使，而且必然存在质次价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