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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孙立平”今天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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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理中客地继续评论道:在沙滩上放,一些细屑和灰烬根本就无法清除;不仅仅是游客,许多就是住在清水湾的人;有一部分垃圾是海上养殖造成的,海水养殖的规模非常大;我从不反对放烟花,但不能在沙滩上放,就比如我不反对你弹烟灰,但你要把烟灰弹到烟缸里,而不是弹到面粉袋子里,明白吗?我同意开禁,划个区域,限定时间,比如人们休息的时间不许放,昨天就有人和我抱怨,两天没睡好觉了。

我看他说半天就是说不到点子上,着急,而且又在呼吁“管一管”,让政府有所作为,就发表了一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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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源,恰恰就是产权不明晰,管得太多,把一切都公有化了。既然公有化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都只管享受而不计代价,因此必然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和无序。任何领域的产权不清,造成的结果都必然如此。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大号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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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杀人,有很多办法,而在这其中,最阴险、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察觉的,当属下毒。而从19世纪开始,在化学革命和工业创新的推动下,下毒者可以选择的毒物就变得更多了,很多毒物完全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比如说我最近正在拆快递,有老板给我寄吃的,要是在这里面有科学精神人士给我下毒,最后我死了,你该怎么判断我是被毒死了,还是说突发某种恶疾?判断的方法就是毒理学,毒理学会给我主持公道。那要说到毒理学,就不得不提两个人——查尔斯·诺里斯和亚历山大·格特勒,今天就讲一下这两位的故事,顺便搞一点没有任何科学精神和信源的小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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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胡适和鲁迅有着相反的主张,鲁迅认为人性决定制度,所以走上了思想改造之路,先把国民性搞上去,再谈制度建设。但胡适则认为制度决定人性,人性是可以通过环境塑造的,那他的选择就是,通过制度的渐进改良,不断地训练和改造国民性。虽然说胡适的观点在当时的文化界,算是一个非主流,但在政治界,还有一个人和他秉持同样观点,而且还不是一般人,这就是孙中山。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我发现我病了,得了一场精神病,这场病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发作,最近几个月是越来越严重,有点病入膏肓的感觉。病原体是某些人、某些事,症状表现为一股阴阳怪气。想当年,哥们也是个精神小伙儿,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活泼开朗,节目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反观现在,满身疲惫、两眼无光,除了在这里倒垃圾、发泄不满,还能干什么呢?

骗子和傻子,是愚蠢的一体两面。

图片如何区分“左派”与“右派”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最近再次成为圈内热议的话题。不少老读者应该知道,笔者对此有自己的独家方法,几年前就多次撰文谈及“左右之分”,但新读者估计都还没看过我关于左右的系列文章,今天重编我这篇旧文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