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孙立平”今天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接着他理中客地继续评论道：在沙滩上放，一些细屑和灰烬根本就无法清除；不仅仅是游客，许多就是住在清水湾的人；有一部分垃圾是海上养殖造成的，海水养殖的规模非常大；我从不反对放烟花，但不能在沙滩上放，就比如我不反对你弹烟灰，但你要把烟灰弹到烟缸里，而不是弹到面粉袋子里，明白吗？我同意开禁，划个区域，限定时间，比如人们休息的时间不许放，昨天就有人和我抱怨，两天没睡好觉了。
我看他说半天就是说不到点子上，着急，而且又在呼吁“管一管”，让政府有所作为，就发表了一条评论：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源，恰恰就是产权不明晰，管得太多，把一切都公有化了。既然公有化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都只管享受而不计代价，因此必然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和无序。任何领域的产权不清，造成的结果都必然如此。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大号的沙滩”。
要想杀人，有很多办法，而在这其中，最阴险、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察觉的，当属下毒。而从19世纪开始，在化学革命和工业创新的推动下，下毒者可以选择的毒物就变得更多了，很多毒物完全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比如说我最近正在拆快递，有老板给我寄吃的，要是在这里面有科学精神人士给我下毒，最后我死了，你该怎么判断我是被毒死了，还是说突发某种恶疾？判断的方法就是毒理学，毒理学会给我主持公道。那要说到毒理学，就不得不提两个人——查尔斯·诺里斯和亚历山大·格特勒，今天就讲一下这两位的故事，顺便搞一点没有任何科学精神和信源的小科普。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胡适和鲁迅有着相反的主张，鲁迅认为人性决定制度，所以走上了思想改造之路，先把国民性搞上去，再谈制度建设。但胡适则认为制度决定人性，人性是可以通过环境塑造的，那他的选择就是，通过制度的渐进改良，不断地训练和改造国民性。虽然说胡适的观点在当时的文化界，算是一个非主流，但在政治界，还有一个人和他秉持同样观点，而且还不是一般人，这就是孙中山。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我发现我病了，得了一场精神病，这场病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发作，最近几个月是越来越严重，有点病入膏肓的感觉。病原体是某些人、某些事，症状表现为一股阴阳怪气。想当年，哥们也是个精神小伙儿，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活泼开朗，节目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反观现在，满身疲惫、两眼无光，除了在这里倒垃圾、发泄不满，还能干什么呢？
缅北是无政府主义地区吗，和政府的来源
民族主义 民意主导的俄罗斯社会，注定会陷入战争和贫困
骗子和傻子，是愚蠢的一体两面。
如何区分“左派”与“右派”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最近再次成为圈内热议的话题。不少老读者应该知道，笔者对此有自己的独家方法，几年前就多次撰文谈及“左右之分”，但新读者估计都还没看过我关于左右的系列文章，今天重编我这篇旧文给大家。